开展深度学习　落实核心素养

王亚婷

鉴于学生在初中已经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储备，高中历史的学习应该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解读和分析，深化历史认知，提升历史思维。《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程标准》）中有这样的叙述：“通过对课程内容的整合，引导学生深度学习，促进学生带着问题意识和证据意识在新情境下对历史进行探索，拓展其历史认识的广度和深度。”[1]《课程标准》中提到的“引导学生深度学习”是落实历史核心素养的重要路径，是需要一线历史教师深入思考和探究的课题。

近年来随着新视角、新史料的运用，学术界对北洋军阀时期的研究取得不少的成果。笔者在备课时看到新旧教材的不同，发现新教材吸收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以高中统编版《中外历史纲要》上册第20课《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为例，笔者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为引导学生深入学习，设计了三个大问题：

一、如何理解“北洋军阀”的概念？

笔者给出以下三段材料：

材料一：北洋派是中国近代史上继往开来、臭名昭彰的一个封建军事政治集团。它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出卖国家和反人民的罪恶事业，又替蒋介石匪帮提供了军事独裁的可耻榜样。中国在它的黑暗统治下达十七年之久。它的长期统治带来了中国人民的严重灾难，加深了中国殖民地化。[2]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册

材料二：（北洋军阀）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之个人和集团。[3]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

材料三：其实北洋新军是清政府的制军，也就是军制改革后的常备军，属于国防军性质，与湘淮军起于乡勇截然不同。北洋集团的兴起虽然因缘于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其将领彼此之间私谊不错，利害相關，却不能简单地说是私人化的群体。[4]

——桑兵《“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

设问：阅读教材内容，小组进行讨论。思考三位学者的观点有何异同？教材是如何叙述的？

学生通过三组材料的对比，可以看出陶菊隐将北洋军阀贴上了“臭名昭彰的一个封建军事政治集团”的负面标签；
来新夏认为北洋军阀是依靠帝国主义的封建私人武装；
桑兵认为北洋军阀集团具有国防性质，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私人化的群体。陶菊隐、来新夏的观点大同小异，教材也吸收学术观点，采用传统叙述，即“中华民国建立后，未能在较短时间里重建社会秩序，很快便陷入种种混乱中。”结合鲁迅、杨荫杭等时人的观点：“共和为文明之美称，初不料共和之结果，一变而为五代之割据。”[5]北洋军阀给人留下分裂战乱、国不将国的初步印象，长期以来成为人们批判的对象。

笔者又给出以下史料：

材料四：北洋军阀的概念，多少会发出蛮横、无知、霸道等等信息，在这些不言而喻的潜台词的作用下，张宗昌其人其事屡屡被拿出来作为代表形象。仔细考究，清季以来的新式军人系列中，北洋军人非但不是文化素质最低，反而可能是较高的。尤其是军官层面，出身军校者甚多，特别是高级将领当中，像徐树铮那样令不少学者也激赏不已的儒将固然只是出类拔萃的少数精英，却也并非例外，而如张作霖那样胡子出身的粗人则未必很多。[6]

——桑兵《从北洋军阀史到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

笔者此处设计意图有三：一是让学生知道军阀未必文化素质低，打破对军阀的刻板印象。二是近年来学界对民初历史的研究曾经历了由简单化的贬斥到复杂分析的过程。三是高中教材使用“北洋军阀”叙述，带有很强的历史价值判断。按照这样的逻辑，二次革命、袁世凯复辟、护国运动、军阀割据、新文化运动以及国民革命等活动就处于专制与民主较量的两条线索之下，凸显民主战胜专制、革命战胜反动的正义性，体现出中学历史教学的价值引领和教育功能。同时教师可以顺势生成一个问题：有学者指出，民国史研究应该回归历史的本位，用“北京政府的民国史”替代“北洋军阀史”叙述更为贴切。初中教材该课使用的课题是《北洋政府的统治与军阀割据》。你们怎么看待？此处设问可以发散学生的思维，激发学习的兴趣和深度。

二、如何认识北洋军阀的统治？

在具体史实上，笔者主要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分析得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存在着“乱”与“治”、“旧”与“新”并行的特征，并根据时间轴梳理大事件的时序。其中“乱”与“旧”表现在列强谋夺中国的行径、袁世凯称帝、军阀割据、府院之争、张勋复辟、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尊孔复古等。“治”与“新”表现在外交上主动加入国际社会、争取国际地位；
经济上鼓励民间创办实业，民族工业迅速发展，近代中国工业领域的诸多“大王”（ 如棉纱大王、面粉大王、烟草大王、造船大王、钢铁大王等）等都产生于这一时期；
在社会风俗上革除陋习，更加文明开化；
在思想文化上百家争鸣、新文化运动开展等。同学们通过教材和笔者给出的辅助史料和图片信息，很快能够认识到社会转型的复杂面貌，即黑暗中有曙光、沉沦中有上升。

在学习“新文化运动”子目时，笔者抛出几段大小军阀拥护孔子的史料，让学生思考：为何军阀都狂热尊孔？如何看待孔子形象的变迁？通过这些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军阀们希望通过尊儒重礼的封建道德信仰来维系他们的统治，借助推崇儒学正统地位来宣扬自己统治的合法性，[7]这必然引起新青年和新文化者的反抗和抨击。

笔者提醒学生注意，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是学界认识北洋军阀统治的基本视角和叙事框架。基于此认识：总体上，北洋政府是现代社会转型中的过渡性政权，有其落后、保守的一面，也保存了相当一部分民主共和制度。军阀派系之间的斗争松动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为各种政治力量提供了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一定程度上使北洋时期成为中国政制转型的试验期。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现代大工业、现代教育、现代法制，思想文化领域也异常活跃，体现了社会的进步。[8]

三、如何对袁世凯去脸谱化？

长期以来，人们对袁世凯的印象停留在“窃国大盗”、“卖国贼”的形象上，给予简单的脸谱化定位，忽视重要人物的活动和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多面性。有鉴于此，笔者给出初中教材和高中教材的叙述，让学生重新评估袁世凯与“二十一条”、袁世凯与“宋教仁案”的关系。

关于“二十一条”，统编版初中歷史教材八年级上册第11课《北洋政府的统治与军阀割据》这样叙述：

为实现皇帝梦，袁世凯甚至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接受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大部分内容，以换取日本的支持。

而统编版高中历史教材第20课这样叙述：

日本看到袁世凯大权在握，1915年1月，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向袁世凯提出把中国的部分领土以及政治、军事、财政等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的要求。经过谈判，袁世凯最终于1915年5月被迫签订不平等的“中日民四条约”。

体现近年学术成果的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上）中这样表述：

袁世凯努力与日本周旋，其外交实已达到当时中国国力所能取得的最好结果，签署的《民四条约》，较诸“二十一条”原案，已打了很大的折扣，看不出有卖国的迹象。签约之后，袁氏又订定诸多国内法规限制日本国臣民在满蒙取得土地从事工商各业，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也持续在东北贯彻抵制，让日本获得的条约权益实际上无法落实，留下许多悬案。[9]

很长时间里，国人将“二十一条”与《中日民四条约》混淆。近些年来，学术界的研究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日本虽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但袁世凯态度总体上比较强硬，并非长期塑造的“卖国”形象，实则签订的是大打折扣的《中日民四条约》。

关于“宋案”，统编版初中历史教材正文中叙述是“经查，刺杀宋教仁的幕后黑手竟然是袁世凯的亲信，并直接牵涉到袁世凯本人”。而在统编版高中教材的“历史纵横”栏目中这样叙述：

“宋教仁案”是在临时政府即将向正式政府过渡的背景下发生的，是以宋教仁为代表的主张建立责任内阁的国民党，与以袁世凯为首的政治势力激烈斗争导致的结果，对后来的政局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笔者给出这两种叙述，让学生思考：能否通过两种叙述确认袁世凯是杀害宋教仁的凶手？根据孤证不立原则，学生当然回答不能。但是笔者继续追问：在当时社会各界的眼中和很长时间人们的认知中，袁世凯就是幕后凶手，为何高中教材不给予明确的叙述？实际上“宋案”迷雾重重，学界也争论不休。笔者给出学界研究“宋案”比较详实、影响力较大的一段论述：

毋庸讳言，袁世凯对于宋教仁到处发表演说批评政府，并宣传其政党内阁主张，内心并不满意；
袁世凯指使洪、应构陷“孙黄宋”，以损毁其声誉，亦为事实，但他却没有从肉体上消灭反对党领袖的想法。故当洪述祖建议“收拾”反对党一二人以警其余时，遭到了袁的斥责。袁明确表示此种做法“实属不合”，实际上等于否定了洪的建议。后来在宋案证据中出现的被国民党人和当时不少舆论视为袁世凯主谋杀宋铁证的“燬宋酬勋位”一电，不过是洪述祖假托中央名义，以“虚名”嗾使应夔丞杀宋的诳骗之举。而“债票特别准”，则是在“虚名”诱惑无效的情况下，洪述祖又假托中央名义，以子虚乌有的“实利”再次诱使应夔丞杀宋的诳骗之举。[10]

在此处设问：北大学者尚小明认为谁是杀害宋教仁的凶手？学生找出背后的主谋是洪述祖，而不是袁世凯。但是关于“宋案”，笔者提醒学生注意，袁世凯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笔者通过这两处细节，想要告诉学生，统编版高中教材的编写者吸纳了众多研究成果，在表述上更为严谨。学贵有疑，学生平时对教材结论的表述也应带着批判的眼光。

在本课学习中，笔者通过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设计思路，引领学生自主研读史料、阅读教材文本，在不同学术观点中形成认知冲突，在师生共同探究中掌握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基本知识，开展深度学习、落实核心素养，提升学生的历史思维。

【注释】

[1]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年，第17—18 页。

[2]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册），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1页。

[3]来新夏：《北洋军阀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4]桑兵：《“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学术研究》2014 年第 9 期，第 106 页。

[5]转引自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第159页。

[6]桑兵：《从北洋军阀史到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63—67页。

[7]刘威、张泽坤：《论传统儒家文化对北洋军阀的影响》，《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7期，第82页。

[8]张宪文：《中华民国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导论。

[9]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0页。

[10]尚小明：《“宋案”中之袁世凯———何曾主谋刺宋》，《史学月刊》2016年第2期，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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