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的国名构成与政治重建*

黄沛韬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中东研究所，上海 201620）

近代以来阿富汗政局长期动荡，阿富汗的政体先后经历了从王国到共和国再到埃米尔国的转变，世俗化和伊斯兰复兴的影响此起彼落。在频繁的政权更迭中艰难探索政治现代化道路的环境下，政治重建成为了阿富汗国内无法回避的重要政治议题。

1973 年，“红色亲王”达乌德（Daoud Khan）在军队、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以及苏联的支持下发动“7·17 政变”，推翻了巴拉克宰王朝末代国王查希尔（Zahir Shah），建立了阿富汗共和国。达乌德开展了具有进步性的改革运动，拉开了具有左翼色彩的政治重建的序幕。1978 年，“四月政变”后人民民主党建立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总书记塔拉基（Nur Taraki）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领导党内的“人民派”开启了一条激进的政治重建之路。1979年9 月，“人民派”中更加激进的阿明（Hafizullah Amin）清洗了塔拉基的支持者，将激进政治重建路线推向顶点。同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推翻了“人民派”政权。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为首的“旗帜派”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措施，意图挽救在激进政策下分崩离析的阿富汗。但苏联的入侵以及卡尔迈勒作为贯彻克里姆林宫路线“特别强有力的斗士”的身份仍然激起了国内势力的不满。1986 年，卡尔迈勒黯然下野，纳吉布拉（Na‐jibullah Ahmadzai）取而代之。1987 年，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影响下，纳吉布拉改国名为阿富汗共和国，试图放弃共产主义道路以弥合自达乌德政权以来阿富汗政治重建造成的矛盾。

1992 年，反苏穆加黑丁(Mojahedin)游击队进入喀布尔，以塔吉克军阀马苏德（Ahmad Massoud）和著名宗教学者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为首的北方联盟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国。阿富汗伊斯兰国的成立宣告以政治现代化为目标的政治重建道路的终结，阿富汗政治重建陷入了停顿时期。直到1994年，塔利班崛起于坎大哈，旋即横扫全国。1997 年，第一次夺取政权的塔利班改国号为“阿富汗伊斯兰埃米尔国”，奥马尔（Maulvi Umar）担任首任埃米尔。塔利班开始遵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描绘宗教极端保守势力构想的阿富汗政治重建的蓝图。

进入21 世纪，阿富汗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目标。美国扶植阿国内反塔利班派别，建立了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尝试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为模板，为阿富汗的政治重建指明新的方向。阿富汗的政治重建进入了第三个时期。苏联输出的共产主义没能够成功地在阿富汗实现政治重建，美国带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同样如此。短暂的平静后，阿富汗政治局势再度趋于动荡，这种动荡最终随着塔利班第二次夺取国家政权走向高潮。

2021 年4 月，拜登政府宣布将在9 月11 日前完成从阿富汗撤军。7月，拜登政府又将撤军期限提前至8 月31 日。阿富汗塔利班随即转入反攻，加尼政府节节败退。8 月15 日，塔利班夺取了喀布尔。19日，第二次夺取政权的塔利班恢复了“阿富汗伊斯兰埃米尔国”的名称。9 月6 日，塔利班夺取了潘杰希尔，在形式上控制了阿富汗全境。当日，在喀布尔媒体中心，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Zabihullah Mujahid）宣布战争已经结束，未来将会组建一个包容性的伊斯兰“临时政府”。

自“7·17 政变”推翻巴拉克宰王朝以来，阿富汗的政权更迭趋于频繁，各派势力粉墨登场，先后在阿富汗建立过民族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的，以及买办资本主义的政权。与政权更迭相伴而生的是国家名称的改变。从阿富汗王国肇始，与历次政权更迭相伴的政治重建中，阿富汗共和国、阿富汗人民共和国、阿富汗伊斯兰国、阿富汗伊斯兰埃米尔国、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都成为这个历经磨难的国家的官方名称。这一反复出现的现象表明，阿富汗政治重建与国名构成存在一定的联系。对这种联系加以研究或将有助于理解塔利班第二次夺取政权后的政治重建目标，并合理推测阿富汗的未来前景。

阿富汗的政治重建问题，历来是研究阿富汗的一个重点。既有研究或宏观概括影响阿富汗政治重建的若干因素，或具体分析某一因素在特定历史时期对阿富汗政治重建的突出作用。概括而言“地缘政治、民族与宗教无疑是影响阿富汗局势的三大主要因素”[1]66。

地缘价值引来了外部力量对阿富汗政治重建的干预。英俄大博弈时期，阿富汗恰如“一局正在下的棋盘上的方格，这棋盘的赌注是世界”[2]。二战后，美苏重复了英俄大博弈的旧“棋谱”，“为争夺印度洋双方在阿富汗一决胜负”[3]。自19 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阿富汗如同“夹在两块磨石之间的一粒小麦”[4]，强大的外部干预是影响阿富汗政治重建的主导因素。进入21 世纪，反恐战争又促成了美国对阿富汗政治重建的介入，使外部干预长期在阿富汗的政治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①参见贾春阳、杨柳《阿富汗问题三十年（1979～2009）：地缘政治、民族与宗教》，《南亚研究》，2009年第4期，第66-75页；
王晋《联合国介入与阿富汗民主重建的反思》，《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5年第1期，第47-60页；
闫伟《国际安全合作视域下的阿富汗安全重建》，《南亚研究》，2013年第2期，第56-67页。

民族因素是影响阿富汗政治重建的另一重要因素。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作为主体民族的普什图族占总人口的比重仅有44%，第二大民族塔吉克族占比约25%。②参见王凤《列国志——阿富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9页。历史上，控制阿富汗政权的普什图族采取向本族倾斜的经济、政治政策，奉行将阿富汗与普什图划等号的大民族主义思潮。普什图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一直是阿富汗的主要矛盾，“在阿富汗内部对峙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民族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跨境民族问题也影响着阿富汗的政治重建。几个主要民族，“在邻国都有相同的民族，其语言和文化也与之相近或相同”[6]。跨境民族的存在为外部势力干涉阿富汗国内政治创造了条件。

民族问题又进一步衍生出部落和军阀问题。阿富汗各民族内部的部落关系较为复杂，“仅普什图人就有400 多个大小部落，分属五大支系”[1]72，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吉尔查伊部落联盟和杜兰尼部落联盟，前者是塔利班的核心支持者，而前总统卡尔扎伊（Hamid Karza）则来自后者中的伯帕扎伊部落。部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有一些阿富汗部落社会的信念甚至与伊斯兰经典所载明的原则相违背”[7]。军阀作为不同民族或部落利益的代言人，也在混乱的政治重建中通过垄断暴力的方式攫取权益。例如努尔（Atta Noor）、法希姆(Mo‐hammad Fahim)等军阀就获得塔吉克人的支持；
杜斯塔姆（Abdul Dostu）是乌兹别克人的领袖；
哈利利(Mohammad Khalili) 和莫哈奇克(Mohammad Mohaqiq)则代表了哈扎拉人的利益。③参见富育红《阿富汗政治重建中的军阀角色分析》，《南亚研究》，2016年第1期，第91-105页。

与民族矛盾相伴而生的教派问题也深刻地影响了阿富汗的政治重建。阿富汗有99%以上的民众都信仰伊斯兰教。“在一个像阿富汗这样的国家，民族的概念发育未久，国家与社会两相分离，人们只效忠于地方公社，伊斯兰教是唯一可以构成所有阿富汗人的东西。”[8]30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是阿富汗宗教矛盾的主轴，教派又以民族分野，使矛盾复杂化。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原教旨主义在阿富汗生根发芽。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反苏穆加黑丁游击队加速了原教旨主义的传播，也加剧了教派之间的冲突与对抗。

除以上三个因素以外，目前学者们普遍认同，阿富汗的政治重建还同时受到了身份政治以及政治过程等因素的影响。①参见张家飞、查云亮《阿富汗政治重建的障碍性因素分析》，《新疆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72-78页；
张吉军《阿富汗战后重建面临的困境及出路——以政治机会理论为视阈的分析》，《南亚东南亚研究》，2020 年第6 期，第42-58 页；
何明《阿富汗重建背景下的国内政治生态演进》，《南亚研究》，2014年第2期，第122-139页。

相较于政治重建，现代国家的国名构成是一个冷门的问题。大多数讨论都集中在国名选择。例如从波斯到伊朗的国名演变②See M.Kamiar,Country Name Calling:The Case of Iran vs.Persia,FOCUS on Geography,2007,Vol.49,No.4,pp.2-11.；
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的国名选择③See Christian John Makgala, Nation-Building and Debates on "Perfect" Country Name: An Appraisal of Letters to Newspapers in Botswana,1981 and 2002,Botswana Notes and Records,2008,Vol.40,pp.88-99.。罕有研究具体分析国名中的各个构成要素。既有的研究十分有限，包括对阿拉伯国家的政体和与之对应的国名的简要论述；
④参见葛铁鹰《阿拉伯国家的政体和名称》，《阿拉伯世界》，1993年第2期，第27-29页。以及聚焦匈牙利为何将“共和国”从国名中移除。⑤See Peter Takács, Renaming States—A Case Study: Changing the Name of the Hungarian State in 2011.Its Background,Reasons,and Aftermath,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emiotics of Law,March 17,2020.但截至目前，尚不存在一个系统的理论讨论国名构成要素变更的政治含义，更不存在将国名构成与政治重建相联系的研究。

根据已有的对阿富汗政治重建的研究，可以将影响阿富汗政治重建的因素归纳为三组关系：（1）世俗化与伊斯兰的关系；
（2）导致国内碎片化的因素与中央集权的关系；
（3）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其一，世俗化与伊斯兰的关系表现为以政治现代化为导向的政治重建进程中的教俗矛盾问题。政治重建常与政治发展，进而与政治现代化相联系。发展政治学普遍认为现代化与世俗化密不可分。根据这一理论，伊斯兰国家不可避免地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世俗化问题。

福山、哈全安等学者也提出了“世俗化并非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有内容抑或必要条件，教俗合一亦非传统政治模式的典型特征”[9]的主张，并将伊朗和土耳其视作典型案例，驳斥将现代化与世俗化挂钩的观点。但在以政治现代化为导向的阿富汗政治重建中，世俗化与伊斯兰的矛盾贯穿始终。这一现象在阿富汗被动卷入了现代国际体系时已经注定。在脱胎于欧洲国际体系的现代国际体系中，现代化就是西化。西化，则意味着世俗化。即便马克斯·韦伯将新教信仰视作现代化的精神基础，其核心乃是新教伦理中蕴藏的理性主义，这是一条通向世俗化的发展道路。鉴于非西方国家被迫加入现代化进程，世俗化是阿富汗政治重建无法回避的问题。

然而阿富汗的伊斯兰教力量十分强大。据统计，在总人口约1 300 万⑥See World Bank Open Data，网址：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P.POP.TOTL?end=2020&locations=AF&start=1960&view=chart.访问日期2022年2月20日。的20 世纪80 年代，阿富汗宗教阶层“人数达80 多万”[10]。自20 世纪30 年代查希尔国王订立宪法，大力推进西化改革以来，阿富汗政府致力于削弱伊斯兰教在政治重建中的影响力。它“通过伊斯兰教国家化的方式，逐渐将宗教阶层纳入国家控制，从而削弱了宗教人士的传统自治地位”[8]47。对应的，阿富汗的“政治伊斯兰运动于20 世纪50 年代产生后便成为一股重要的反政府力量，八九十年代又转变为抵抗运动的主力”[11]。

在阿富汗政治重建的历史中，既出现过激进的现代化，也出现过原教旨主义的反动。伊斯兰始终在政治重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苏联和美国都未能在阿富汗的政治重建中隔绝伊斯兰的影响，反而由于推进世俗化而激起了原教旨主义的反弹，证明教俗矛盾中，伊斯兰难以撼动的地位。

其二，促使阿富汗国内政治格局趋于碎片化的因素与历任阿富汗政府的中央集权的尝试是影响阿富汗政治重建的第二组关系。前者包括了民族、部落、军阀、教派等因素，其内部联系错综复杂，共同造成了国家性缺失、内聚力不足的局面。阿富汗民族矛盾较为尖锐，作为主体民族的普什图人不但在人口比例上没有绝对优势，还在内部分化成两大部落联盟为首的五大支系。这意味着单一民族主导的中央政府缺乏代表性。哈扎拉人与普什图人的教派分歧将教派矛盾和民族矛盾捆绑在一起。普遍的宗教教育则培养了庞大的反现代化群体。民族矛盾还衍生出部落和军阀问题。独立、封闭的部落阻碍了政府权威的延伸。军阀则通过私人垄断地区权力为民族和部落提供了保护伞。

阿富汗政府在政治重建中则存在中央集权偏好。这种偏好既是政治现代化的需要，也是本地区的政治传统。过去，来自中亚的游牧部落将阿富汗作为入侵印度次大陆的跳板，南下的游牧部落周期性地对各自为政的阿富汗政治力量进行整合。对阿富汗而言，权力集中是外部干预的产物，碎片化却是内生的，政治重建无法消弭这些碎片化因素。

其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一组基本的矛盾关系。政治重建是上层建筑的重建，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阿富汗的经济基础落后，“农业吸收了约40%的就业，农业产值约占GDP 的1/4”。少数大城市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影响，形成了高度依赖外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其中“工业产值仅占GDP的1/5”，第三产业“产值占GDP一半以上”[12]。落后的生产力决定了封建生产关系在农村地区的主导地位。这样的经济基础，造就了以部落、军阀为基本单元的地方政治格局。以现代化为导向的阿富汗的政治重建往往出现政治上层建筑与封建的经济基础不相适的状况。

三组关系的侧重不同决定了阿富汗政治重建的导向。而国家官方名称的构成要素则是三组关系中所偏重的各因素的映射。分析二战后历届阿富汗政府采用的官方国名，可以发现它通常由两到三个要素组合而成。居于首位的是反映地理和民族的要素，即“阿富汗”。这个要素既反映了阿富汗斯坦的地理位置，也反映了国家的国族认同。选择“阿富汗”并非必然，极端的普什图民族主义者更倾向于“普什图尼斯坦”①参见姚大学、闫伟《“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缘起、成因及影响》，《西亚北非》，2011年第2期，第5-10页；
刘向阳《普什图民族主义的产生及发展》，《南亚研究》，2012年第1期，第84-95页。。其次是反映教俗关系和意识形态的要素。人民民主党政权在国名中加入了“人民”，而反苏穆加黑丁游击队和塔利班则代之以“伊斯兰”。再次是反映政体的要素，“共和”自达乌德政权以来是阿富汗国名中的常客，“埃米尔”则反映了塔利班选择埃米尔制作为自己国家的政治组织原则。在这三个要素中，反映地理和民族的要素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地位，但它具有复杂、甚至自相矛盾的含义。后两个要素则是可供选择的，在一些阶段其中一个要素会出现缺失，要素的缺失本身也反映了政治重建中某种倾向。

总的来说，这些要素共同反映了夺取政权的社会集团对政治重建中的三组关系的态度。本文据此提出通过比较影响政治重建的三组关系与阿富汗的国名构成要素，有助于与解释和预测阿富汗的政治重建。（见图1）

图1 影响阿富汗政治重建的三组关系与阿富汗国名构成三要素的联系

为验证阿富汗国名构成三要素是否具有反映影响阿富汗政治重建的三组关系的作用，遂选取了阿富汗政治重建的三个历史阶段。通过对国名构成要素所体现的含义的分析，检验该理论框架。

（一）阿富汗民主共和国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是人民民主党执政前期的国家名称。这一时期的政治重建体现了人民民主党将阿富汗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愿望。世俗化、中央集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被视为政治重建的方向。全面世俗化将彻底消除伊斯兰教的影响；
高度集中的权力分配模式试图消除民族、部落和教派之间争夺权力的冲突；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将同时取代城市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农村封建的生产关系。

从国名构成要素来看，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由三个要素构成。“阿富汗”具有双重含义。在地理上它囊括了整个阿富汗斯坦的广阔地域。在民族上，“阿富汗”是一个模糊性的表述。普什图人通常将阿富汗国族概念与普什图民族等同起来，“大普什图主义”者宣称阿富汗只有一个民族，那就是普什图族。在他们的语境里“‘阿富汗’与‘普什图’同义”[13]。而其他少数民族并不认同普什图族的标准，虽然他们也承认自己属于阿富汗人的一部分。

“民主”是国名中的第二个要素。在冷战的背景下“民主”是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意向。“民主”意味着该国是一个坚持世俗主义和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方面表明，伊斯兰教的影响应该被排除在政治重建之外。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意味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对阿富汗来说，国名中与“民主”相对的构成要素是代表了宗教传统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伊斯兰”。人民民主党政权具有的无神论特质与伊斯兰信仰相冲突，引发了宗教人士的不满。部落社会作为封建的社会形态在追求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是不被容忍的。人民民主党政权推行土地和社会改革，触碰了宗教学者和封建领主的利益，加速了游击队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政治伊斯兰不再是仅限于城市的小众运动，而与部落社会的抗争相结合，转变为全国性的伊斯兰抵抗运动。”[14]

“共和”是最后一个构成要素。它不但反映了国家的政体，还暗含着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体现了中央集权的倾向。从统计上看，大多数共和制国家都采取了单一制，而国名中包含“共和”的复合制国家的中央集权程度往往比其他复合制国家更高。“共和”意味着在政治重建中加强政府的权力，同时也意味着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以及上层建筑与封建的经济基础的分离。

“共和”对阿富汗的政治重建而言是有害的。在阿富汗的政治重建过程中存在着强大的碎片化因素阻挠政府对地方权力的渗透和控制。在达乌德任领导的阿富汗王国和阿富汗共和国时期的现代化进程中，他就试图加强中央集权和地方当局的行政权力，结果招致地方封建领主的反对。尤其是在扩大国家军队来抑制部落武装的政策上与传统势力发生了直接冲突。最终，在“四月政变”中由于达乌德无法争取地方势力的庇护，落得全家惨遭杀害的凄惨下场。此后无论是苏联支持的人民民主党还是美国扶持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都义无反顾地强化中央集权，又无一例外的以失败告终。

（二）阿富汗共和国

早在1980 年，人民民主党主导的政治重建就随着旗帜派的上台而发生了变化。国旗和国徽的变更反映了这一趋势。卡尔迈勒采取了所谓的“温和”政策，普什图人和伊斯兰教的因素重新活跃于政治舞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淡化了。

1986 年5 月，卡尔迈勒失势，纳吉布拉取而代之。1987 年1 月，纳吉布拉政府发布了《关于“阿富汗民族和解”的申明》，呼吁全国停火。同年11月，纳吉布拉政府改国名为阿富汗共和国，并表态愿意与前国王查希尔以及七党联盟中的温和派分享权力。改名阿富汗共和国标志着人民民主党的政治重建进入了第二阶段。在新阶段中，依据“每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都应具有自主性，有权自主的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15]的原则，代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民主”从国名中被剔除。党外人士昌卡尼（Haji Chamkani）临时就任国家元首。戈尔巴乔夫甚至建议将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国家安全部、通信部、金融、银行和最高法院院长等要职全部移交党外人士，遭到了纳吉布拉的抵制。

在纳吉布拉政府主导的政治重建中，伊斯兰因素卷土重来。1987 年，纳吉布拉公开宣称：“我的兄弟姐妹们，人民民主党反对伊斯兰教是一个悲哀的误会，我就是穆斯林，伊斯兰教是我国最重要的文化传统。”伊斯兰原则被纳入1987 年宪法，《宪法》第2 条赋予了伊斯兰教国教地位，第73 条规定国家元首必须出生在阿富汗穆斯林家庭。1990 年《宪法》第1 条规定阿富汗是“伊斯兰共和国”，马列主义被完全删除。

在“民族和解纲领”的指导下，中央集权的尝试也陷入停顿。民族、教派、部落都得到了承认，以杜斯塔姆为代表的地方军阀逐渐失去控制，成为左右局势的重要力量。人民民主党仍然致力于推动现代化，不过政治上层建筑的改革仅仅局限于大城市，对封建经济基础的改造则完全陷入了停滞。

阿富汗国家官方名称的改变反映了三种趋势：第一，伊斯兰因素回归；
第二，承认导致国家碎片化的因素成为政治重建无法逾越的障碍；
第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边缘化。从发展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前两者放弃了第一阶段政治现代化的成就。但这些改变准确地反映了阿富汗国内政治重建的现实条件。

但是，“共和”仍然是该国名称的一部分。这反映出人民民主党没有完全放弃在政治重建中建设政治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从国名构成要素来看，“阿富汗共和国”是纳吉布拉政府既希望中央集权，又被迫承认地方分权；
既试图推进政治上层建筑改革，又没有办法解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脱节的写照。

（三）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

2001 年驱逐塔利班后，在美国的干预下阿富汗建立了各民族、部落、军阀、教派相互妥协的临时政府。普什图族的卡尔扎伊成为临时政府主席，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为主的北方联盟掌握了国防、外交和内政等实权部门。“普什图人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央政府；
塔吉克人希望在中央政府里面获得更多的权力；
哈扎拉人和乌兹别克人则希望建立非集权的地方政府并加强本族人的认同。”[16]这种平衡各方利益的权力分配实际上未能满足任何社会集团的诉求。

新成立的喀布尔政府在国名中保留了“伊斯兰”。美国不反对伊斯兰因素在阿富汗继续发挥作用，它的目标是“去极端化”。它鼓励世俗主义和温和的伊斯兰力量在阿富汗政治重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宗教氛围浓厚的阿富汗，全面的世俗化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突出伊斯兰特色，符合阿富汗社会和宗教的基本情况。然而伊斯兰不仅是一种宗教，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美国带来的西方化的政治组织原则，还有在大城市中重新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生活方式都与伊斯兰在阿富汗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美国施加的外部干涉必然推动阿富汗脆弱的教俗关系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

从国名构成上看，“阿富汗”也得到了保留。其复杂的含义使其成为搁置分歧的粘合剂，有助于强化国家的内聚力。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北方联盟掌控了实权部门，大量少数民族人士加入中央政府，引起普什图人的不满。少数民族与普什图人分享政治权力使“阿富汗”这一要素在国族认同领域的内在分歧公开化。普什图民族主义者于是逐渐被推向了反政府阵营。

但是重新将“共和”加入国名并不利于阿富汗的政治重建。“共和”体现的中央集权倾向，不利于民族、部落、教派的平衡。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作为美国所期望的“共和”政体的表现形式，大体按各族群人口比例分配公共利益。结果“选民关心的是谁更能代表本民族（的利益）和为本民族服务，而不是候选人拿出的政治纲领”[17]，加速了社会集团的分裂和失衡。由于普什图族在总人口中占多数，少数民族担心中央政权被普什图人掌控，强烈要求地方高度自治，又引发了因权责不明确造成政府机构、军队，以及包括军阀武装在内的地方势力变得腐败、懒惰、推诿和不负责任的恶果。

“共和”还隐藏着政治现代化的意图。鉴于阿富汗广大农村地区没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土壤，“共和”所追求的现代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封建的经济基础脱节，落后的经济基础无法承受先进的上层建筑。为此，美国试图在阿富汗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未能如愿。在大城市，依靠国际援助和服务于外国驻军的第三产业，出现了脆弱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美国将希望寄托在“环形公路”(Ring Road)上，但一条环阿富汗的高速公路并不足以撼动封建的生产关系。于是，“民主制度除了提供议会供大家争吵，并没有给阿富汗政治带来新的变化”[18]，波恩会议上提出的“一个遵循伊斯兰原则、民主、多元和社会公正的阿富汗国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综上所述，阿富汗国名中的三个构成要素是对政治重建中三组关系偏好在一定程度上的反映。对阿富汗国名构成的分析有助于评估政治重建的导向。据此，可以对塔利班第二次夺取政权后的政治重建目标和成效做出预测。

在“阿富汗伊斯兰埃米尔国”中，存在“阿富汗”“伊斯兰”和“埃米尔”三个要素。塔利班作为普什图族主导的一股政治力量，长期宣扬“大普什图主义”。能够克服“普什图尼斯坦”的诱惑，延续“阿富汗”的名称，为政治重建创造了民族和解和民族共处最基本的条件。

“伊斯兰”几乎是阿富汗国名中一个必然的构成选项。抛开塔利班最初作为迪奥班德派（Deo‐bandism）“学生军”的伊斯兰属性不谈，伊斯兰信仰的绝对主导地位决定了阿富汗没有世俗化的土壤。阿富汗政治重建中考虑的问题无非是要什么样的伊斯兰而已。在国名中加入“伊斯兰”是对伊斯兰信仰在阿富汗优越地位的承认。

“埃米尔”制对现代国家而言不是常见的政治组织原则。“埃米尔”源于阿拉伯语，原意为“受命的人”。自倭马亚王朝以来，埃米尔逐渐成为阿拉伯帝国的地方军政首脑，在阿拉伯帝国解体后，又为地方割据封建领主沿用。塔利班沿用“埃米尔”制作为政体，表明塔利班政权作为伊斯兰世界中的封建割据政权的自我认知。它承认了封建的经济基础，并赋予了地方势力高度自治权，要求塔利班与地方实力派分享权力。埃米尔制符合部落政治“追求平等与自治，反对外部力量干涉和控制”[19]的特点，对于国内政治格局趋于碎片化的阿富汗而言既是塔利班政权试图保持温和与克制的表现，也反映了塔利班仅是各方政治势力的“共主”，而无力推动中央集权的事实。

上述要素都表明，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可能会演变成一个封建的、松散的、遵循伊斯兰教法的国家。在中央政府的层面看，塔利班政权大概不会建立外界期望的温和的、具有包容性的、以现代化为导向的政府。迄今为止，塔利班政权中央政府的人事任命即可反映这一点。2021 年9 月阿富汗塔利班公布了一份主要由塔利班成员出任各部门要职的政府人员名单，其中相当一部分高级官员曾经在塔利班第一次夺取政权期间担任要职。这份名单表明塔利班似乎没有吸纳其他党派人士加入政府的意图，并且从民族成分来看，居于高级职位的少数族裔比例较低。这样的人事任命主要目的是为了平衡塔利班内部中央和地方的实力派系。但一个落后、保守的塔利班政权并不意味着阿富汗政治重建的失败。必须意识到现阶段阿富汗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远未具备实现政治现代化的条件。埃米尔国以封建的形式与地方分享权力的政治组织原则使阿富汗不同地区有机会根据地区状况更自由地展开政治重建，这为阿富汗逐步向现代化的方向过渡保留了可能性。面对民族、部落、教派冲突激烈的现实，地方的相对独立性为解决各种复杂矛盾创造了条件，这是维持政治稳定和政权延续的策略。稳定的上层建筑为恢复目前业已遭受严重破坏的经济生产创造条件。对于阿富汗来说政治重建能达成以上目的，而非不切实际的追求政治发展或许才是更务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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