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貌新颜：西藏城镇环境卫生治理及其效果（1951-1965）

关浩淳

（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厦门 361021）

环境卫生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亦为当今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近代中国卫生观念的产生与传播，不仅为环境史、观念史研究者重视，也在城市史领域广受关注，涌现不少成果。从目前研究看，学者对城市卫生的关注多数集中在北京、上海、江南等东部城市；
①至于近代卫生观念的产生、传播问题，学者或将之与“卫生学”学科及其概念、卫生机构建立等联系考察，或立足于外国传教士、报纸等媒介作深入探讨，②鲜有关注现代卫生观念在边疆传播问题。③

雪域高原上的西藏，海拔高、空气稀薄、生态环境脆弱。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守护好地球“第三极”，不仅关系我国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也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西藏和平解放前城镇卫生状况不佳，居民缺乏基本的现代卫生知识和观念，当地未建立相关基础设施，严重制约城镇环境改善。和平解放后，西藏城镇卫生建设开始起步。封建农奴制废除后，阻碍城镇卫生建设的障碍被扫除，西藏各地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展各种形式的卫生运动，努力清除城内垃圾、排除污水、修建厕所、宣传卫生知识，城镇面貌得到很大改善，卫生观念广泛传播，良好的卫生习惯逐渐在居民生活中形成。可以说，和平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现代卫生观念在西藏城镇逐渐传播，推动良好卫生风气的形成。鉴于此，本文拟利用档案、报刊、地方志等资料，以新中国初期西藏城镇卫生环境治理实践为中心，分析现代卫生观念在西藏城镇和居民生活中传播、建立过程，深化对边疆城镇发展的认知。

和平解放前，西藏城镇居民缺乏现代卫生观念，不仅个人卫生知识欠缺，还保留许多不合理生活习惯，加之现代公共卫生设施尚未建立，致使城镇公共卫生状况差，居民生活环境恶劣。据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记载，在家庭生活及住宅设计上，西藏住房多为三层，下层养牛马，上层储粮草，人居中层，不注意通风和卫生，致使“一进大门，则臭气扑鼻，中人欲呕”；
饮食生活上，没有“洗手洗面及洗澡之习惯，手脸留积灰垢，不以为意”，吃饭时“以手抓牛羊肉或糌粑而食”，煮食的牛羊肉也大都“半生不熟”，很不卫生；
衣着穿戴上，常常“终年不换”，以致“衣上满积油垢”，富贵者却“以衣上之油垢愈多，为愈光荣”；
当地还有“随地大小便之习惯”，拉萨街道“每值早晨，便溺遍地，值等于一公共厕所”；
只有“大道上略加扫除”，至于僻街小巷“污秽不堪”。[1]（P178-179）公共卫生设施完全空白，即使拉萨亦然。曾任西藏自治区广电厅厅长的杜泰称，1951 年初到拉萨，很出乎意料当地的“贫困和破败”，不仅没有路灯、供水、排水设备等“任何公共服务设施”，街头还经常见到“乞丐、囚犯和成群的狗”“冻饿而死的人的尸体”。[2]（P2）偌大的拉萨城没有一个公共厕所，“每年数量庞大的朝圣人群涌进拉萨，无数来自各地过往频繁的马帮商旅，以及来自藏区各地的官员和土司头人及其随从，还有一年一度、历时一个月的传召佛事活动时数万喇嘛蜂拥而来，于是拉萨街头随处可见人畜粪便”。[3]（P270）城镇卫生的糟糕并非个人观感。据曾到拉萨的日本人河口慧海记载，拉萨市正中央“有一条很深的沟”，平时被当作“妇女和旅行者的厕所”，沟边堆满粪便，一旦遇到下雨，“泥水加粪水满街流”，最让人难受的是那些粪便气味，“冬天臭味还不算严重，夏天可就了不得了”。[4]（P249）法国的大卫·妮尔也称，拉萨“不存在任何卫生服务行业”“大部分家庭都没有厕所”，便溺“都是公开进行”，许多男女做的十分“巧妙”，以至“一个不了解情况的人会把他们正在解手的情景，视为正在那里商谈业务”。[5]（P221）

西藏部分城镇虽有负责清洁的官员开展卫生巡逻，但作用不大。据载，拉萨平时的清洁卫生巡逻“由朗孜厦的管家和仲译（文书）”负责，警察“各班每天在各自的执勤范围内担负卫生巡逻”，米本（也称“墨本”，即市长）会在每年藏历10 月燃灯节，带领警察、巡逻员等“前往八角街等重要地段”检查卫生，象征性例行一年—度的清洁卫生巡逻，“根据造册对拉萨下水道进行管理”；
虽说清洁工作的主要区域为八角街菩提道，但因财力不足，卫生问题始终未能根治，“污水一再外溢，肮脏污秽”，令人“目不忍睹”。[6]（P105-106）不仅拉萨，其他城镇卫生状况亦是不佳。以昌都城关镇为例，康藏公路通车前十分荒凉、肮脏，“大街小巷到处是堆不完的垃圾，路过这里的人都得捂住鼻子”。[7]和平解放初的太昭城也是“牛、马粪铺地，大小便满街”，大街小巷的淤泥脏水“使人不能下脚”。[8]因气候干旱、人畜聚集，藏北那曲镇的卫生也不乐观，“冬天上街，大风一吹，牛粪灰夹着脏东西直往脸上扑；
夏天上街，粪便的臊臭味直往鼻子里冲；
要是下了雨，街上简直成了臭水池”。[9]作为对外商埠的下司马镇，卫生管理由外国人参与，但也因缺少公共厕所，居民“随处大小便”，镇内“街道比较脏”。[10]（P78）此外，三大领主的压迫导致拉萨、日喀则、昌都、那曲等城镇乞丐成群，到处可见满街要饭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还有囚犯、成群的狗和被冻饿死的尸体。[11]（P14）

和平解放后，西藏工委和人民解放军努力改善城镇卫生环境，除积极清除垃圾、排除污水、修建厕所外，还领导群众开展卫生运动、建立卫生管理制度、扩大卫生宣传等，为西藏城镇卫生环境的改善作出重要贡献。

（一）建立卫生医疗机构，完善卫生工作制度

和平解放初，西藏先后设立卫生队、科、处、厅等机构负责卫生工作，城镇建立人民医院、卫生院（所）等机构，领导群众开展爱国卫生宣传、季节性清洁卫生活动和卫生检查工作。除1952 年9 月成立拉萨人民医院，西藏还在昌都、日喀则、丁青、波密、江孜、那曲等地建立医疗机构，到1959 年国庆前后，全区建立“综合性医院三所，县级卫生院八所，区级卫生所十三所”；
拉萨、丁青等地还相继成立“清洁卫生委员会”，利用节日、年关等特殊日期，发动城镇群众打扫环境卫生。[12]民主改革后，除设立卫生防疫站，许多城镇还建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简称“爱委会”），在爱国卫生运动中设立卫生工作制度。例如拉萨八角街周边居民制定“分段包干负责打扫街道”的办法，市民每天清晨在街道清扫、洒水；
布达拉宫下的“雪”区管理规定，居民委员和小组长负责轮流打扫“市区内原有和新建的厕所”。[13]为迎接1960 年元旦，拉萨市开展卫生突击运动，要求各单位在卫生突击周的基础上“建立群众性的经常清扫和督促检查制度”“划分卫生清洁区”，实行“区域负责制”，将每周六下午定为机关卫生清扫日；
市民“两周一次”，保证室内外清洁；
中共北城区委书记亲自挂帅，先后召开多次会议，实行“分片包干”，制作流动红旗，“以居民委员会为单位”开展竞赛评比。[14]为巩固已有成绩和经常保持清洁，拉萨“还制定了卫生管理制度和爱国卫生公约，群众自觉轮流值班监督少数不讲卫生的人”。[15]工布江达县政府成立后，召开群众大会、领导翻身农奴“修房子，铺街道，清除垃圾”，群众还自发组织“爱国卫生委员会”设立卫生制度，划分卫生小组每天打扫街道，“每个人都自觉地洗脸洗衣服”，每家都在屋侧挖厕所积肥。[8]平定叛乱之际，那曲各机关开展清洁大扫除，建立“卫生制度”，部分单位实行“分餐制”，分工委炊事员打扫食堂卫生时，还给墙角和阴暗地方撒上石灰。[16]芒康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后，将“平时环境卫生和节假日突击清扫市容结合起来”，机关行政和各企事业单位“逐步形成‘每天一小扫、每周一大扫’的卫生制度”，利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检查评比的方式督促监督。[17]（P185）

（二）开展卫生运动，清理城镇垃圾

和平解放后，西藏军区颁布《公共卫生暂行管理条例》，要求清除城镇垃圾，保障城镇居民身体健康。鉴于农业肥料缺乏，驻拉萨机关和人民解放军在1952 年春节刚过，便投入轰轰烈烈的“背粪运动”，清除拉萨城内随处可见的粪便。他们还将清理垃圾与积肥相结合，开展“积肥”运动，不到一个月“‘搬’走了布达拉宫前的垃圾山”；
工作之余，他们背着柳条筐到拉萨市区背粪、在布达拉宫前搬粪，甚至瞄准“市区各处陈年的粪堆和许多大户人家的厕所”，短时间“掏光了许多大户人家几十年未曾清理的厕所”，扫清市区各处的“陈年粪堆”。[18]（P141-142）对之，扎西次仁回忆称，驻藏机关和单位人员“到拉萨街上去收集人和狗的粪便当肥料”，他们的效率干劲和那种对理念的执着，令人欣赏佩服，相比之下，噶厦不仅毫无效率，“还很腐败”。[19]（P37）藏东小镇工布江达是宗（县）政府所在地，解放军入驻后，帮助小镇居民清扫整修街道，清除垃圾。民主改革后，打扫街道、清除垃圾粪便和“积肥”运动在更大范围开展。墨竹工卡等拉萨周边城镇居民在工作队和平叛生产委员会领导下开展积肥，不仅掏光“厕所的粪便和积存多年的垃圾”，还收集“牛羊圈里的牲畜粪便”。[20]边境城镇聂拉木的居民将积存多年的垃圾清掉、或改造成肥料，把大街小巷“打扫得干干净净”，用石块砌成“很多积肥场和公共厕所”。[21]泽当镇也掀起以积肥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群众自觉参加“整修街道、新修下水道”，修建10 个厕所，积肥60 多万斤。[22]另一方面，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倡灭蝇、灭虱、换衣服、人畜分居等习惯。为保证职工健康，昌都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和驻地解放军利用业余时间在驻地开展“四洁”“三无”清洁卫生运动，④成立“清洁卫生委员会”，制订具体规划和指标，利用午睡或生产空隙时间，“积极打扫卫生或打苍蝇”。[23]开展“除四害”（即鼠、蚊、蝇、臭虫）工作，西藏各地还在卫生行政部门、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防疫站等组织下，“每年开展1-3 次除‘四害’活动”。[24]（P236）为响应爱国卫生运动号召，中共工布江达县委县政府发出在全县开展群众性爱国运动指示，要求通过全民性卫生大突击，“动手消灭五害（家鼠、苍蝇、蚊子、跳蚤、臭虫）”、打扫院落和街道，实现“人有厕所，猪羊有圈，家禽有窝，粪有固定地方堆积”。[25]

（三）修建卫生设施，疏通城镇污秽

驻藏解放军和机关还“以城镇为主，开始清除垃圾堆、疏掏阴沟、填污水坑和用沙石修补街道路面”，修建“公共厕所和垃圾箱”，改变城镇“脏乱差面貌”。[24]（P230）平叛结束后，拉萨各区居民委员会组织扫街道，清阴沟，修厕所。为献礼“五四”青年节，拉萨各机关、各族各界共青团员和青年600 多人在林廓路义务劳动，把一条臭水沟改造成清水渠。拉萨市军管会着手在全市修建“50 多个公共厕所”，号召居民挖修家庭厕所，将市内污水沟、垃圾堆、贫民窟等改造成菜园；
全市居民自动发起整修下水道运动，在短短几天“挖修了五百多公尺长的下水道干线，疏通了1680 公尺长的一条贯通全市的排水道，每家居民又都各自挖修了自家通往总水道的小阴沟”。[26]为迎接1959 年国庆，中共拉萨市委和军管会提出“干干净净迎国庆”口号，彻底清除市区内“垃圾粪便，排除污水”，填平臭水坑；
东城区市民组织二十多辆马车运输队，参与人数一千多人，拉运沙土1000多立方，清除垃圾粪便30多车，填平大污水坑6 个。[13]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日喀则居民开展大扫除，“不管大街小巷、屋角水沟都打扫的一干二净”，不仅疏通水道、填塞污池，还将城内堆积多年的破皮臭骨头“全部清除光”。[27]在江孜城，解放军发扬“不怕脏，不怕臭”精神，全体出动，“挑的挑，抬的抬”，将23个污水坑、38个垃圾堆清除干净，在街头巷尾修筑“公共厕所和垃圾箱”。[28]阿里专区驻地迁往狮泉河畔时，特在机关院内修建厕所。平叛胜利伊始，拉萨开展修建排水系统等有益于公共的集体活动；
[29]（P77）1964 年还为宇拓路、康昂路修建2.58 千米下水管道、60 座检查井、120 座雨水井。[30](P41)次年在宇拓路修筑两公里地下排水管道，用永久性钢筋混凝土排水管取代长期使用的明渠暗沟，为排除城镇污水发挥关键作用。

（四）宣传卫生知识，普及公共卫生观念

除上述举措外，党和人民政府还采取多种方式宣传、普及现代卫生观念。和平解放初期，中央卫生部派遣工作队赴藏开展医疗援助，卫生工作者“利用候诊、集会、展览会等机会放映幻灯片，进行家庭访问，召开妇女座谈会，用典型事例向广大农牧民宣传搞好卫生、预防疾病的卫生科普知识”，开展各种宣传活动865 次，“受教育群众达25758 人次”；
民主改革后，西藏各级人民政府积极利用广播、报刊等媒介，宣传“讲卫生为光荣、不讲卫生为耻辱”卫生观念和“防病健身的小知识”，达到减少传染病、提高城镇居民卫生意识的“移风易俗”目标。[24]（P286、231）除利用门诊教育、有线广播、节日展览等不同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外，医务人员还组织卫生讲习会、群众大会，为小学生开办卫生课8000 余次，听众达300 余万人次之多。[12]各地人民政府还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向群众传播卫生知识。例如山南专区卫生工作者采取“见会插一脚”办法向广大群众宣传卫生常识，依靠农会和互助组开展卫生工作；
桑日县卫生院在县委创办的生产简报上开辟专栏，“宣传预防流行性疾病的办法”；
扎囊县卫生院利用各种会议，“大讲人人讲卫生、个个爱清洁的好处”。[31]工布江达县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号召群众保持食具清洁、不吃生冷变质食物，“人人要每天洗脸，经常洗头”，增强身体健康、消灭疾病。[25]与之同时，拉萨市政府《关于1962 年各县卫生院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指出，各县要根据具体情况组织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向居民有重点的开展卫生知识与妇幼卫生保健教育工作，结合地区实际和季节“宣传各种传染病、多发病防治知识”。[32]为迎接自治区成立，拉萨多次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宣传“爱清洁、讲卫生、防疾病为主”，结合生产积肥掀起卫生运动高潮；
为开展卫生知识宣传教育，召开大小会议122 次，参加群众2881 人次；
放幻灯4次、电影2次，受众达2300人次。[15]为保障居民健康生活，党和人民政府还修建澡堂、理发馆等设施。民主改革后，山南部分城镇用温泉建立起男女澡堂，搞清洁、讲卫生的风气开始出现。拉萨市部分机关单位组织职工在业余时间扩大浴室“洗澡位”，容纳人数由“40人增加到60人”。[33]

各项举措在西藏各地的实施，推动城镇环境卫生的改善，对于居民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培养讲卫生的文明社会风气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一）城镇环境卫生有很大改善，疾病大幅减少

西藏和平解放前城镇居民缺乏卫生观念，加之没有厕所等设施，随地大小便现象普遍，多数城区“遍地是屎尿，臭气冲天，一下大雨，就流到街上，流到房子门口，流得到处都是”；
[34]拉萨市区没有给排水等市政设施，“贫民窟、臭水沟、垃圾堆及粪便到处可见，乞丐遍布街头”，[35]（P319）造成生活区气味难闻，卫生环境差，严重影响居民身体健康。和平解放尤其民主改革后，各项改善卫生政策顺利落实，粪便满地的现象得到治理。到1965 年，拉萨市“地下排水管网一应俱全……街道上再也看不到骨瘦如柴的乞丐，臭气熏天的水沟，以及堆满垃圾的水塘”。[36]（P24）拉萨东城区的“遇祸岗”，过去是一个既大又破又烂的大杂院，“周围污水成湖，垃圾堆如山丘，死狗牛骨头乱扔，人粪狗屎尿乱撒，臭气熏人”，市民经此多捂鼻而过；
叛乱平息后，居民组织清除淤积多年垃圾，排除臭水塘，修挖“很多条阴沟”，建起公共厕所；
曾经的“遇祸岗”变成一处充满光明、欢乐的地方。[37]另外，从八角街口绵延到拉萨河大桥的河坝林街区也大变样——“四华里多长的街道”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过去的烂泥塘和污水坑“绿树成荫”，不少地方还“栽培了各种花卉”，连宰牛场也一改曾经“垃圾成山、苍蝇成群”的景象。[38]过去生活“困苦不堪”、居住环境恶劣的那曲镇居民，在党和人民政府带领下，与解放军、机关干部开展清洁卫生运动，将城镇垃圾“全部清除”，在街上盖起“公共厕所”，城区面貌“焕然一新”。[16]卫生环境的改善使得疾病大幅减少、居民发病率大幅降低。过去昌都城区随时随地可见“人屎和牛马粪”，城区“没有一条下水道”，天一下雨，“大街上污泥好几寸深，污水满街奔流，积存在低洼的地方”，有的人家一出大门“就是又臭又脏的污水坑，苍蝇蚊子满天飞”，居民“经常害病”；
民主改革后，城镇卫生环境有很大改善，过去经常生病的人身体状况有所改观，生病几率大大下降。[39]

（二）城镇居民逐步养成良好个人卫生习惯

随着现代卫生观念广泛传播，西藏城镇居民逐渐改变过去的不良卫生习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平解放初，各机关单位和人民解放军以身作则，积极开展卫生活动，引导当地居民培育良好卫生习惯。据载，修建康藏公路期间，大批修路工人和解放军战士居住的营房内外“经常打扫得干干净净”；
受之影响，第九代本也开始清洁营房，昌都部分居民“开始打扫街道”，有些人还“养成洗脸和洗手的习惯”。[7]随着洗澡堂、理发馆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立，拉萨市河坝林街区居民开始养成卫生习惯，不洗脸、不洗澡的人逐渐减少。[38]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后，拉萨市南城区所属大街小巷经常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居民不仅养成经常“打扫住房内外”“洗手脸、洗衣服的卫生习惯”，还更加注意街道卫生，树立“不随地大小便的良好风气”。[40]墨脱县90%以上的成年人口也开始每天坚持刷牙、洗脸，养成经常“洗衣服、洗头发、剪指甲等”卫生习惯。[41]藏北安多县两道河区牧民不仅“随时注意帐篷内外的清洁和个人卫生”，还到贸易组购买肥皂洗衣，买牙膏、牙刷漱口，过去“吃生肉、血胎的现象也减少了”。[42]扎朗县很多常年不洗手、洗脸的藏胞，开始每天洗手、洗脸和定期洗衣服，住宅环境有很大改善。大量厕所的修建、“保洁地段”的划分、“定期清扫制度”的制定，城镇居民的卫生习惯开始转变，[43]随地大小便现象很少再发生。为彻底清除雨后污秽，日喀则居民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展大扫除，城内六个居民委员会组成一个卫生检查小组，对整个城区巡视、检查、开展认真评比，居民从此“每天都要将自己门口打扫一遍，画上吉祥如意的图案”；
那些小商贩“每天也将自己摆摊子的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
自动相互监督，“改变了过去随地大小便的不好的习惯”。[27]

（三）“讲卫生”的良好城镇社会风气逐渐形成

各地卫生机构的设立、卫生管理制度的制定、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的深入开展，推动了“人人讲卫生、个个爱清洁”良好习惯和社会风尚的形成。拉萨居民在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中划分保洁地段、建立定期清扫制度，在卫生制度指导下新建公共厕所，清理疏濬“多少年来没有清除的垃圾、污水坑及街道街弄的阴沟、水道大部分”，消灭城内脏臭污水坑，主要街道（如八廓街等）重新用沙石填平补修，市区面容为之一新，出现人人讲卫生、处处都清洁的新气象，[12]群众由此养成大小便入厕的好习惯。“三反两减”运动后，昌都城区也出现“人人爱清洁，个个讲卫生”新气象，居民一改过去“出门就屙”的恶习，开始到厕所大小便，“连七、八岁的孩子也知道在大街上大小便是不卫生的”，每遇人蹲下大小便，大人、孩子“马上前来劝止，并带领他到厕所去”；
除注意环境卫生外，居民还一改“半个月不洗脸，衣服穿到破烂都不洗的习惯”，天天洗脸，“抓糌粑前洗手”，勤换洗衣服。[39]在街道委员会努力下，日喀则城区卫生“大有好转”，过去城内“到处是死马、死驴、死狗的尸体，臭气熏天”，民主改革后，主要街道上“已看不到垃圾等脏东西”，居民心情舒畅，挑水时哼着“社会主义好”的歌曲，城镇流行起赞颂毛主席光辉的歌。[44]在卫生课和讲卫生风气影响下，许多学生积极维持公共卫生，泽当小学少先队开展“除四害、讲卫生”运动。[45]除上述大城镇外，一些小城镇也形成讲卫生的社会风气，部分地方如南木林县还涌现出义务清洁员早上清扫街道的事例。

西藏和平解放后，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和机关事业单位、卫生防疫机构建立，城镇环境卫生治理工作逐步开展，现代卫生观念开始从解放军、机关单位人员等群体向当地群众扩展。平定西藏上层叛乱后，各地人民政府领导群众大规模修建厕所、深入开展卫生宣传、发起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等，使得许多城镇垃圾得以清理、污染源得到整治，各种流行病逐渐减少，城镇公共卫生环境获得巨大改善。在医疗卫生机构大力宣传和治理环境举措推动下，卫生制度逐步建立，现代卫生知识和观念广泛传播，城镇居民卫生意识不断提高，逐渐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

因西藏不同区域存在自然环境差异，城镇卫生建设也呈现阶段性和区域性双重特点。从时段上讲，和平解放初期城镇卫生治理工作的推进，主要集中在拉萨、昌都等个别城镇。民主改革后，随着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城镇卫生治理广泛深入开展，并向中小城镇推进。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许多城镇修建厕所、宣传卫生知识、开展各种形式的卫生运动，环境卫生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就区域而言，“一江两河”流域城镇卫生治理成就最为突出；
藏东地区治理成效也很明显，以昌都镇为例，因开展时间早，动员力度和工作广度虽不及拉萨城关镇，但也取得良好效果；
至于藏北城镇，受气候、经济等影响，规模小、数量少，治理力度和效果较其他区域有限，且主要集中在那曲镇、噶尔昆萨和雅萨。就不同单体城镇而言，拉萨城区卫生治理覆盖面广、参与人员多、成绩最为突出，日喀则城区、泽当镇、江孜镇等卫生治理效果其次，墨竹工卡等小城镇因各种制约而略显滞后。归其原因，拉萨、昌都等城市规模较大、卫生问题相对突出，卫生治理开展早、战线长、成效也大；
至于墨竹工卡、聂拉木等小城镇因人口、规模等制约，卫生环境压力小，加之治理开展较晚，成效也有限。

综上所述，西藏和平解放后城镇环境卫生治理以“一江两河”流域最为突出，单体城市以拉萨、昌都等成绩最显著。虽然各项工作的推进、各种举措实施效果等虽存在不平衡、不充分，但从区域发展的历史维度和整体影响看，西藏城镇环境卫生治理工作成绩显著，不仅迈出西藏现代卫生发展步伐，也为高原城镇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

[注 释]

①杜丽红：《知识、权力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饮水卫生制度与观念嬗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4 期；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等。

②黄兴涛、陈鹏：《“细菌”“病毒”概念的传播与中国现代卫生防疫观念的兴起》，《光明日报》2020年4月20日第14版；
钟少华：《略论中国近代卫生观念与卫生事业的起源》，《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年第2期；
马燕洋等：《民国时期家庭卫生观念与知识的传播——以新生活运动期间相关纸媒为主要考察对象》，《科普研究》2019年第2期等。

③有从传统观念、传染病防治等不同角度探讨、涉及该问题。详参刘志扬：《从洁净到卫生:藏族农民洁净观念的嬗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4期，关浩淳：《西藏和平解放初期传染病防治研究》，《西藏研究》2022年第3期等。

④“四洁”即“院子清洁、伙房清洁、室内清洁、个人清洁”；
“三无”即“无蝇、无蚊、无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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