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缘
(青岛大学, 山东 青岛 266071)
于慎行(1545-1607),字可远,又字无垢,山东东阿人,晚明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于慎行少年得志,早登翰苑,中年后却一再求闲求隐,逃禅逃名,出仕事君与离朝归隐的时间几乎一致,其深层原因值得剖析。于慎行通过慕菊、逃禅、黄老彰显自己的息隐态度,是晚明士大夫群体逃名避世之风的缩影,亦是研究晚明士大夫的重要切入点。
目前学术界对于慎行的研究集中在生平行实、文学创作、史学著述等方面,对他的息隐心态研究尚属欠缺,因而深入探究于慎行的息隐心态,将更有利于对于慎行进行全面认识。
《论语》云:“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1]晚明士人息隐心态的产生与所处实际环境更是紧密相连。
万历时期的政治生态总体而言是黑暗的、腐败的,虽然有部分儒士大臣企图挽救,但效果不好。此时,士大夫群体内部出现大量问题,贪墨腐败不断滋生,官员行政效率低下,这既是正德、嘉靖以来的历史遗留,也是万历时代政治生态恶化的催生物。万历十二年(1584),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丘橓进言“士风渐靡,吏治转污,远而海滨,近而辇毂,愁苦萧条之状岁异而月不同”[2]2713,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不得不面临吏治腐败的恶果,朝政更加举步维艰、愁苦萧条。于慎行对当时黑暗颓废的政治生态深有体会,他指出:“近世士大夫,务为弘度远心,简薄吏职,即有所兴作,儃然受成,不甚訾省,于是蠧弊日滋,县官飨其虚质,而民骚然靡费矣。”[3]152就连基层县官也尸位素餐。于慎行生于山东,对山东时政非常留意,政治黑暗的恶果在山东亦有显现,譬如“惟是邹鲁之境,苞数郡国之墟,横目之民,以亿万计”,以致于慎行深感“今之时政,几于戕民矣”[3]792。于慎行好友冯琦亦是山东人,亦指出:“(山东)瘭土无岁,流亡满眼,无当官之责,有同室之忧。”[4]这仅是山东一地的情况,在国土广袤的明王朝,因政治生态恶化、士大夫折节腐败而产生的不良影响更是难以言表,所以于慎行指出:“近世风俗大坏,人心不古,大臣持禄固位,折节于台谏,台谏怙势恃力,抗颜于大臣。”[5]3面对此种政治生态,于慎行居家期间,对时政弊坏现象多有指摘,以诗讽刺,带有戏谑性写下了“国论当时频倚借,民生何计许昭苏。只求且漏渔竿税,着得扁舟在镜湖”[3]624的诗句,嘲讽苛政滥税,暗含愤恨与不满,这是他息隐心态产生的重要原由。
晚明时期士人心态存在两种截然分化的趋势,一种是逐利废名与躁急奔竞,一种是归隐林泉与出入释老。
赵园在论述晚明士人心态时,指出“躁竞”是“士处此时代的普遍姿态,又参与构成着‘时代氛围’”[6],可谓一针见血。万历三十一年(1603),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进言:“近来士风,燕居讲究,罕闻名节,对客聚谈,无非势利。彼门可托,此户可依,甚且乞哀。昏夜骄入,白日变幻,闪烁不可,物应急端士习。”[2]7243明确陈述士大夫中普遍存在逐利废名、请托结援的风气,统治者应该立即对此现象给予高度关注,端正士风,否则将遗患无穷。士风逐利与躁急奔竞现象使得大量士大夫脱离了本源,舍实尚虚,鉴于此,于慎行指出:“今世论士人操行,率取崎倔为名高,举群趣之,至履方尚实之士,诎而不称,其谈秇文,以激越幼眇,盛相夸诩,而沈深容裔,本原六籍者,亦弗贵也。舍轨迹而冯虚,偭规矩而错巧。”[3]199凡事以标新立异为奇,以厌常喜新为高,不论是治世还是治学,皆有悖孔孟之术,舍本而逐末,反而那些坚守正道、质朴尚实的真士成了另类。
部分士大夫面对恶化的政治生态和浮躁的社会风气,选择归隐山野或参禅访道。“在明代士大夫群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归田心态与息隐意识”[7],这种现象在晚明尤甚。晚明政治局势动荡,政治生态黑暗,士大夫们在受到仕途挫折的压力、抱负难行的打击之后,往往选择高卧东山,参禅访道,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周齐提出“佛学理论的缜密深邃和处世态度对士大夫知识阶层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使这个阶层的很多人可以在得意时以玩弄禅机为风雅,失意时向佛又成为缓解精神压力和调节情绪的心理场所”[8],这是晚明失意士大夫们的普遍选择,“禅悦”成为“明季士夫风气也”[9]。于慎行虽没有受到逐利与躁竞心态的影响,却在仕途失意后三次家居,最终出入佛老,多次以无垢居士、谷山居士、毗邪居士自称,于慎行息隐心态的产生明显也受到逃禅风气影响。
嘉靖以来,阳明学发展十分迅速,大有冲击理学正统之势。《明史》云:“嘉、隆而后,笃行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10]7222心学已经成为嘉靖以来的学术潮流,尤其是师宗王阳明的姚江学派,门徒遍天下,而于慎行在接触心学后,发现内中问题,敢于挺立在反思心学而回归孔孟的潮头。
于慎行曾有明确的心学接受史,具备良好的心学学习氛围。于慎行三兄于慎言,雅慕阳明之学已久;他对“笃学慕古,宅心道秘,尝从欧阳宗伯(欧阳德)讲性命之学,毅然以圣贤自期”的同乡前辈刘尔牧心向慕之,从之游;他的恩师朱衡,喜爱性理之学,积极参与王门讲学,是典型的心学中人;他的业师张天衢,曾让湛若水避席引语;他的馆师赵贞吉更是泰州学派的中坚代表。于慎行在翰林院师承赵贞吉时,著有《原学》一文,其云“学也者,非求之于圣也,求之于我也,世之人不察也”,又云“求学于圣人,劳而愈远;求学于吾心,逸而弥近”[3]558,阐发自己“求学于吾心”的观点,而“不虑而知天下之良知也”[3]557一句则有强烈的心学色彩。但是,考察其他任何与心学有关的资料,皆难以寻觅到于慎行的身影,于慎行的其他著述中也再无心学观念的阐述,这是他在新旧思潮冲击后的选择,源于于慎行在仕宦生涯中对王学流弊的主动反思。王学流弊,指的是王学后人的学术思想逐渐走向虚寂,脱离实际,不能解决实在的社会问题,且部分王学中人言行不一,道德败坏,造成“纲维纵驰,愒玩之习成;名实混淆,侥幸之风启”[10]5728的恶状。虽然不能将士人风气败坏的全部原因归结于王学之失,但是隆庆末年“贪黩成风,封疆多事”[10]5732,王学不能解决社会危机。阳明心学的最初目的是想要拯救士风与世风,但是再传以后,王学后人难以达到阳明之说的本质宗旨,偏离王学道德践履的核心,逐渐走向虚寂,空谈心性,因而于慎行批评当世“士大夫高谈虚拱,不亲世事”[3]124。这种流向虚寂的趋势,与于慎行“求为有用之学”[11]的治学态度背道而驰,因此就需要立即与之划清界限。因此,在反省新旧思潮碰撞后,于慎行选择后者,割舍阳明学,在“邦无道”的现实情况下,自然而然产生息隐心态。
于慎行息隐心态产生的另一原因是张居正逝世后的政治大清算。于慎行与张居正关系匪浅,二人关系可追溯至万历四年(1574)正月,御史刘台因论事触忤首辅张居正,受廷杖后被监禁,一时无人敢探视,于慎行不畏张居正威权,亲自探望,一时声名渐隆。万历五年(1577)十月,张居正之父张文明去世,按照儒家礼法传统和伦理道德观念,张居正应返乡丁忧二十七个月,但张居正为继续秉政,夺情留任,引起朝野上下一片哗然。于慎行坚持张居正应该丁忧守制,反对夺情,与同僚赵用贤、张位、习孔教、张一桂、田一俊、李长春等人具奏,疏入不报。于慎行又亲自向张居正表示自己反对夺情的态度,以致张居正说:“子吾所厚,亦为此耶!”于慎行回答说:“正以公见厚故。”[10]5738于慎行由此得罪张居正。此后一年多,赵用贤、张位等反对夺情的同僚逐渐被外贬,于慎行也暗受张居正打压,不得升迁,郁郁不得志,遂于万历七年(1579)三月以病告归,开始第二次家居。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病卒,明神宗亲政,其后朝廷逐渐启用因忤逆张居正而离职的故官,于慎行亦是其中之一。
明神宗亲政后对张居正的报复性大清洗,于慎行亲眼目睹,心生悲悯。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刑部侍郎丘橓赴湖北江陵抄没张居正家产,于慎行作《与司寇丘公论江陵事书》,诚心援救张居正宗族,希望不要扩大事端、牵连无辜。于慎行这种大公无私、以德报怨的品行被后人大加赞赏,云:“当江陵府权,四方士不指而响臻,不齿而献媚,慎行独以角忤去,其失势,莫不操戈下石,独若至亲密友,力为维救,意恳词盹,其人不可想见哉!”[12]张居正在世时,于慎行对其敢言敢谏,虽然政见有所不同,但是颇为赞赏张居正敢于任事的士人品格,与高谈虚拱的王学末流截然相反。于慎行对张居正改革措施也颇为关注,曾作《与抚台宋公论赋役书》讨论鞭法得失。张居正逝世后,于慎行作《祭太师张文忠公文》表示哀悼,惋惜失去一位实干辅臣。张居正生前生后截然不同的境遇,让于慎行对仕宦之途弥生冷意,兼之当时腐朽衰败的政风、日渐分化的士风、新旧思潮的激荡,于慎行虽然仍在宦海,却日渐产生息隐意愿,一再强调逃禅逃名。
于慎行少习经史,以儒立身,虽然仕途不顺,但是其始终秉持着以道事君、守道而行的主体责任意识。于慎行面对复杂的仕隐条件,既秉持着先忧后乐的强烈士大夫责任感,又受到晚明士大夫群体息隐心态的影响,在仕与隐、出与入之间艰难抉择。日渐对仕途失望的于慎行,逐渐萌发息隐意愿,以菊明志,透露隐意,不断发出逃禅的呼号,同时以赤松子和张良为偶像,想要摆脱尘世的烦恼,因此可窥见其强烈的求“闲”求“隐”的息隐态度。
菊花,被宋儒周敦颐誉为花之隐逸者,象征着高洁不污的品格,深受具有归隐情结的文人喜爱,于慎行亦是其中一员。于慎行的同僚杨巍好奇多雅致,取石积成小山,饮酒时举酒酬石,每一石举酒一觥,亦自饮一觥,于慎行“慕其事而无石可浇,山园种菊二十余本,菊花盛开,无可共饮,独造花下,每花一种,与酒一盃,自饮一盃,凡酬二十许者,径醉矣”[5]56,可见于慎行寓情于菊,菊花情结深厚,这既是与菊共饮,更是与菊共隐。于慎行的菊花情结流露在他的诸多诗篇之中,透露着他身处明代政治文化传统压力下试图归隐、高洁贞卓的心态。在友人家饮酒时,于慎行回忆家中菊花,诗云:“几年京洛客,不对故园花。今日重阳酒,还过处士家。娟娟霜蕊静,袅袅露枝斜。自爱贞心苦,含香阅岁华。”[3]518菊花自有“贞心”,亦是于慎行的自我隐喻。在外未归时,于慎行格外留念家中故菊,诗云:“今年九月菊,应自敛芳菲。秋色未云暮,游子将欲归。系心霜露满,凝恨雁鸿稀。想到尊前见,寒香正点衣。”[3]528请告家居后,于慎行经常在东园菊花旁招待友人,饮酒作乐,这既是于慎行爱菊之意的彰显,亦是隐逸之情的流露。好友张就山来访时,于慎行与之饮于东园菊下,作诗留念,云:“上客来何暮,山斋菊欲残。犹余秋径色,聊待酒人欢。艳蕊迎霜立,寒香浥露餐。晩酣休便去,新月出林端。”[3]541好友张山人离别时,于慎行与之“秉烛频开卷,逢花数举杯”[3]542。与冯琦、公鼐、赵少虚、吴澄阳、李前峰等友人聚会时,菊花也成为于慎行乐观之景。于慎行以菊明志,寄隐逸之情于菊花,彰显了他的求“隐”态度和拒绝同流合污的品格。
于慎行以居士身份自我标榜,自号无垢居士、毗邪居士、谷山居士,表明其出入佛教的意念。于慎行并非一直就有逃禅思想,他接近佛教是在第一次请告期间,于慎行在《重修石佛寺记》中详细记载了他如何与佛结缘。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慎行的政治活动屡屡受挫,他的抽簪逃名之心日益强烈,逐步出入佛老,孕育出逃禅思想。于慎行曾在诸多诗篇中深情流露出逃禅之意,如《告中同可大再游摩诃庵因赠静堂禅师》诗云:“逃禅吾不厌,病骨本维摩。”[3]561《卧病》诗云:“无生如可悟,吾意欲逃禅。”[3]518《上座师殷棠川相公生辰四十韵》诗云:“冥心求避俗,野迹慕逃禅。”[3]641于慎行虽然官居礼部尚书,贵为帝师,但明代恶劣的出仕条件使其无法致君尧舜,政治理想破灭,所以寓隐情于佛教,以逃禅的方式来安慰自我,缓解精神的苦闷。于慎行家居时,发小于子冲来访,二人同登灵岩寺,于慎行作诗云:“为访名山胜,来参梵帝筵。烟霞围宝地,龙象拥诸天。喻法昙花落,翻经贝叶传。朗公今化石,不转谒金仙。”[3]521以寺院为游玩场所,以佛老来释放压力。闲居时,于慎行“啜茗风生瓦钵,焚香日上疏帘。坐久浑无个事,函开一卷《楞严》”,自称“人在渊明记里,家居摩诘图中”[3]664。可见其对《楞严经》的热爱,浸润佛教程度之深。于慎行在《题浮山法会卷》云:“夫一卷石之在恒河,何啻微尘,数百年之在旷刼,何啻刹那,而横生悲喜,妄加嗟赞,是以有涯之识,而游于无尽之藏也。吾则陋矣老人,夙障所知,未参内教,但闻诸法非法,诸相非相,亦无生灭,亦无成坏,今于不生灭中起生灭缘,于无成坏中作成坏相。是真是幻,是权是实,又此嗟赞,心从何生。”[3]510可见,于慎行已经洞悉凡尘,明了佛理,心境发生变化的同时,处世态度也更加随和自然。
于慎行对黄老思想有浓厚的情结,他认为黄老虽然“非忧国之谟”,但是“贵身之上策”[3]678,尤其是身处明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之中,黄老思想愈为重要,因而“雅尚黄老,而最恶名法”[13]25。于慎行以留侯张良为榜样,羡慕张良功成身退的隐逸高蹈之举,自称:“家住谷城山下,行踪半慕留侯。初无黄石公授,但从赤松子游。”[3]664于慎行在馆阁时,师从赵贞吉学《老子》《庄子》,发出了“卓哉漆园吏,齐论归逍遥”[3]463的感悟,此时于慎行归隐之心尚未萌发,只是读及此处,有感而发而已。但是于慎行在日后的为政为学中,黄老之说逐步内化,在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的作用下,更是俯首于老氏,以致“其生平难进易退,知足而止,尤以远权韬晦为立朝之大端”[13]13,每每谈及历史上的隐逸处士,都感叹再三。于慎行在《感怀》云:“所以赤松徒,屣脱万户侯。”[3]459《秋日亭山周师招饮黄石山顶》云:“亦有受书年少客,白头今伴赤松游。”[3]609就是切切实实地羡慕追崇张良能够完名完节,与赤松子隐迹于世,希望自身亦能摆脱樊笼。于慎行与好友冯琦在方山分别后,冯琦寄诗承问,于慎行赋答:“不堪别思倚高秋,人自魂销水自流。莫问留侯何事业,只今已伴赤松游。”[3]609此时于慎行也已经离开朝阙,在隐言隐,不再留意张良辅佐君王的事业,而向往张良抽簪逃名的意志,一心只愿隐于山林。
于慎行作为隆庆、万历时期的士大夫代表,他产生息隐心态与当时的政治生态、士人心态、学术思潮、政治斗争息息相关,不能割裂而独视。于慎行自幼受到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师从诸多名儒,虽然身处致君行道途径丧失的明代,但依旧持有以道事君、致君尧舜的理想。但是最终无法与黑暗腐朽的政治生态环境抗争,只能隐居谷城山下,纵情山水,著述明道。申时行为于慎行祝寿诗云:“两朝侍从沐恩偏,八座声华日月悬。有疏翼储终定策,无心縻爵遽归田。蓬莱试访仙人箓,泰岱堪藏太史编。沂水春风行乐地,优游何异上皇年。”[14]于慎行这种无心縻爵的心态与他少年时“思登君子堂”[6]477的理想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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