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嬗变：实践困境、动力机制与优化路径

麦均洪，刘易思

(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1999—2019年是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突飞猛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稳步前进的关键20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对人才的类型、水平、素质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1]高等教育强国植根于先进的高等教育系统之中，打造先进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关键是要有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然而，综观我国20年间高等教育层次、形式和科类结构嬗变，不难发现高等教育结构问题日益凸显。面对高等教育结构内外部发展动力的深刻变革，深入剖析结构嬗变的动力机制，可以纠正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实践偏离，知来路方能识归途，进而积极探寻优化路径。如何促进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分布合理、推动形式结构转型升级、破除科类专业壁垒是当前我国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高等教育结构由多个要素构成，这些要素的属性互相独立又内部统一，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形式构建了涵盖层次、形式和科类等高等教育结构。其中，层次结构是指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层次之间的组合比例关系；
形式结构是指不同办学方式及其比例关系，涵盖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公立高等教育及民办高等教育；
科类结构是指学科专业招生数与在校生所占比例关系。由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编纂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可知，1999—2019年高等教育结构嬗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层次结构嬗变：专科生层次增速最快，层次结构重心下移

1999—2019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各层次的招生人数，从总体上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专科生层次招生由402 100人增至4 836 146人，增长近11倍；
本科生层次招生由1 118 400人增至4 382 110人，增长近3倍；
研究生层次招生由92 000人增至916 503人，增长近9倍。在高等教育招生总体规模不断扩张的趋势下，各层次规模增速表现出差异性：其中专科生层次增速最快，年均增速为13.24%；
研究生层次次之，年均增速为12.18%；
本科生层次最低，年均增速为7.07%。1999年我国三个层次招生人数占比分别为24.94%、69.35%、5.71%，2019年则为48.04%、42.85%、9.11%[2]。由此可见，20年来层次结构发生嬗变，重心明显下移。

(二)形式结构嬗变：普通高等教育加速普及，成人高等教育突飞猛进

普通高等教育的加速普及表现为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与普通高校机构数的迅速增长。1999—2019年，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由413.42万人增至2 688万人，增长近5.5倍。普通高等教育机构数由1 071所增至2 688所，增长近1.5倍。成人高等教育的突飞猛进表现为日益丰富的办学形式和不断增加的在校生人数。成人高等教育涵盖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教育、成人高校教育、远程网络教育、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以及自考等形式[3]。1999—2002年报考高等自学考试的人数迅速增加，由96.89万人升至153.27万人，但从2003年开始人数渐渐下降。2003—2019年，我国网络教育在校生人数迅速增加，由121.14万人增至857.83万人；
1999—2019年，成人高等教育机构数量由871所减至268所。不难看出，虽然机构数不断减少，但是成人高等教育在校生数量不断增加，由305.49万人增至668.56万人，增长近1.2倍[2]。

(三)科类结构嬗变：应用学科迅速发展，理科地位优势明显

从基础学科、应用学科的角度来看，专科生和研究生层次的应用学科发展迅速。专科生层次：1999—2010年，工学、医学等实践性较强的应用学科在校生人数增长迅速，分别增长24.78%、7.31%，经济学、理学和法学等理论性较强的基础学科在校生人数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少，分别减少11.98%、9.05%、3.07%。2011—2019年，专科生在校生数以电子信息和医药卫生专业增长较多，分别增长4.84%、3.29%。研究生层次：1999—2019年，工学、医学、农学专业的在校生人数上升，分别增长3.51%、2.22%、1.79%，而经济学、理学、历史学、哲学专业的在校生人数下降，分别减少7.53%、4.25%、0.79%、0.69%[2]。

从文、理科的角度来看，理科在各个层次都具有明显优势。专科生层次：1999—2010年，理科在校生占比由53.41%增至76.4%，文科在校生占比则由46.59%减至23.6%。本科生层次：1999年理科在校生占比63.77%，2019年占比67.82%。研究生层次：1999年理科在校生占比70.53%，2019年占比71.78%[2]。由此可知，各层次“重理轻文”“文理失衡”现象突出。

美国社会学家T.柏森斯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基本观点是任何一个系统都具有结构与功能两个方面，结构是功能的基础，功能是结构的表现。高等教育结构对高等教育功能具有深远的影响，参考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只有高等教育的结构发挥功能性的作用，才能一直存续下去。”高等教育结构的合理性是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之一，它直接影响到能否融入和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4]。评价高等教育结构合理性，一看其能否结构性融通高等教育功能，真正实现立足人才培养、致力科学研究、创新社会服务；
二看是否能顺利实现相关政策目标。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政策目标，我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较好地实现了以下愿景：一是持续推动专硕教育发展，壮大应用型人才培养规模；
二是搭建“互联网+教育”服务平台，并鼓励社会力量依法依规办学；
三是不断健全学科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关注新兴学科的建设。但是，还存在以下发展失衡的实践困境(见图1)：首先，层次结构不合理，大学毕业生结构性失业较为严重；
其次，形式结构尚未衔接贯通，高等教育体系多元化建设还有待推进；
最后，科类专业壁垒依然存在，部分重点学科人才缺口较大。

图1 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嬗变的实践困境

(一)层次结构分布不合理

人才培养功能是高等教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地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坚定不移秉承人才培养这一核心理念的基础上，发展大众教育这一明显有别于精英教育的教育模式，从过去传统和单一的教育模式走向了更富内涵且更具开放自由的发展之路。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反映了人才培养应达到的目标与水平。2019年，全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专科生比例为48.04%，本科生比例为42.85%，研究生比例为9.11%[2]，相较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刚刚进入普及化历史时期，我国专科生比例较高，本科生比例较低，研究生比例严重不足[5]。由此可见，位于“底座”的低层次人才数量大，位于“塔尖”的高层次人才数量少，此种畸轻畸重的“金字塔”形与发达国家的“金字塔”形人才培养结构相距甚远。根据国家统计局劳动力调查数据，截至2020年6月，20～24周岁大专以上人群失业率为19.3%[6]；
据华中师范大学2021年12月发布的《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年报》显示，2021届毕业生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为79.05%，其中研究生为84.89%，本科生为73.78%[7]。智联招聘《2022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22年硕士、本科和专科毕业生签约率分别为20.6%、15.4%、14.7%[8]。可见，各级各类毕业生都表现出一定的结构性失业，层次结构调整与经济社会需求动态调整机制亟须建立。

人才培养功能在新时期面临结构性大调整，社会对于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和高技能型人才提出了更高的期待。随着我国第三产业的兴起及第二产业向高精尖制造业的逐步转型，加之新技术、新产业和新职业的出现，进一步刺激了潜力巨大的高等教育市场，此时不合理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结构性失业，难以持续优化产业结构。

(二)形式结构尚未衔接贯通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校需求的日渐增长，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也日益丰富。不仅涵盖服务各级各类人才的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还涵盖政企的科技咨询和实体共建、科教文卫等活动的合办以及各种有形或无形资源的共享等，极大地促进了大学与社会的融合。我国高等教育形式结构可否实现转型升级，关键在于各类形式结构能否衔接贯通，破除“各自为政”的壁垒，提供强而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拉动经济内需，融入高校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去。第一，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互为补充：前者的发展规模、所占用的教育资源以及进步的空间，都会对后者的发展和前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在普通高校连续大规模扩招、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不断壮大以及网络教育快速发展等的影响下，成人高等教育生源受到了极大压力，导致部分成人高等教育机构面临倒闭之虞，且因固守学历教育形式尚未完全转型升级，致使关于成人高等教育“补偿论”“多余论”等言论几起波澜。第二，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密不可分：针对目前高校形式结构和人力资源结构较难匹配、专科生难以实现向上流动以及社会对人才成长通道存在“门户之见”的现状，各类形式之间已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僵局。

“互联网+社会服务”有待优化升级、惠及更多群众。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全国规模的网络教育出现了许多问题和挑战：第一，教学平台建设困难。“互联网+教育”尚处于建设初期，各类网络教学平台比比皆是，质量参差不齐，市场无序竞争，并且瞬间增长的大量访问量对服务器产生很大压力，网络拥堵、服务器崩溃、流畅度障碍等问题时有发生，网课体验受到严重影响。第二，教学效果大打折扣。老教师在新技术来临之际常常力不从心，仍坚持“课堂搬家”“照屏宣科”等形式进行教学，对于学生的关怀与解惑很难面面俱到。第三，居家网络教学更需要学生自律。网络教学导致了时间、空间和人员的割裂，让师生互动产生“隔靴搔痒”之感，令教学质量打上大大的问号。第四，教学资源有限。由于学生个人所处地域环境及生活条件的不同，目前还不能实现贫困家庭及偏远乡村学生家庭网络的全覆盖，造成了部分教育不公。疫情期间大规模网络教学实践既是对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的大考验，也是对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实用的全员演练。我国高等教育形态发生了重大嬗变，如何把握机遇、促进各类形式转型升级，已成为高等教育的时代命题。

(三)科类专业壁垒依然存在

高校的科学研究应该本着追求真理，以人为本的理念，不仅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还应兼顾应用价值以及社会价值。随着既分化又综合的科技发展态势增强，一大批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综合学科应运而生。我国高等教育科类结构能否顺应时代潮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培养的科类能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互联网教学方兴未艾，新能源、新材料、无人驾驶等新兴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新兴产业的发展会促进社会人才结构进行优化调整，从而为创新型人才培养和新兴学科的发展提供契机。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新型人才特别是在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和应急管理等领域的新型人才培养能力仍显不足。根据拉勾招聘数据研究院发布的《2021人工智能人才报告》，2021年我国有超过43万家企业开始拓展人工智能新业务，这让市场对于人工智能行业人才的需求指数比2020年提高了将近1.03倍，但我国高等教育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速度跟不上市场需求的急速提升的速度，这直接造成了相关领域算法人才缺口高达170万人[9]。总之，我国高等教育科类结构的优化应以市场人才需求为主，积极发展新兴学科和新型人才，以促进新兴产业高端化和智能化。

科学研究的功能体现在为高等教育生产新知识、传播新思想，不断促进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效益的改善。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为适应国家计划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理(科)盛文(科)衰”的局面。根据教育部最新《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我国学科门类共有14种，其中文科学科占三分之二以上[10]，但文科在校生人数远少于理科在校生人数。文科和理工科就像人的两条腿走路一样，其中任何一条腿发育不良，都将使人步履维艰。若一个社会的眼里只存在效率至上的发展意识和量化的指标规范，而弱化人文关怀、文化自信、博爱情怀、精神寄托以及艺术陶冶，最终也只会发展成为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根据教育部2020年颁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新文科为高等教育强国所需，新文科建设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大局，它不但能够吸引并培养出更多社会所需的文科人才，扭转长期以来“理(科)盛文(科)衰”的局面，而且能够进一步突破学科专业壁垒，使高等教育科类结构革故鼎新。

2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在层次、形式、科类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在动力机制层面上考察高等教育结构嬗变，可以揭示出高等教育结构嬗变背后的深层动因。动力指促进一个组织进步及发展的力量，根据动力源可分为外部驱力及内生动力，高等教育发展动力系统，是由影响高等教育充分发挥功能的各种动力因素组成的[11]。新时代高等教育结构嬗变的动力机制，可以说是外部驱力和内生动力共同作用的产物，如图2所示。本文以功能理论为基础，将影响高等教育结构变革与发展的力量细分为根本动力、核心动力、催生动力、强劲动力、直接动力，其中前两种是外部驱力，后三种则是内生动力。坚持高等教育结构外部驱力与内生动力的共同发力，是新时期推动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以及遵循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这对理解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实现内涵式发展，以及优化符合现实所需的实践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分析如下：

图2 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嬗变的动力机制

(一)根本动力：适应产业调整，坚持经济本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着眼于提高“适应性”，一直遵循以培养建设者为主的经济本位导向[12]。从现在起到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根本性的发展战略仍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成为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的根本动力。我国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经济结构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升级为创新驱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1999年的16.5∶45.8∶37.7变为2019年的7.1∶39∶53.9，发展正从“二、三、一”向“三、二、一”的格局演变。

高等教育科类结构调整应适应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的调整。科类结构既决定产业发展的劳动力结构，又决定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水平[13]。为改善如电子信息与医药卫生等关键前沿领域被西方“卡脖子”的现状，我国高等教育对科类结构进行了动态调整。虽然“中兴事件”以及“孟晚舟事件”暴露出我国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受制于人的问题，但也从中能看出我国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仍有巨大空间，一旦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就能顺势实现电子信息关键技术产业的腾飞。医药卫生大类的迅速发展也是有迹可循的，各高校纷纷将人工智能、应急管理等国家战略需求专业以及医学、药学、公共卫生等医学类专业作为扩招的首选专业[14]，以全面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这适应了我国“三、二、一”的产业结构格局。

高等教育形式结构调整应适应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实现高技能人才的有效供给。高等职业教育在培养高技能人才、稳定就业方面负有重要责任。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2020年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需达到1 480万人，形成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产教深度耦合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15]。《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量化指标任务完成情况显示，2021年全国高职院校扩招139.41万人[16]，力求让更多青年增强本领、创造财富、实现人生价值。如今，我国高职教育的办学规模、办学实力和社会认可度显著提高，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提高，逐渐达到了缓解“技工荒”和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双重效果，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二)核心动力：追求教育公平，整合社会资源

教育公平是弘扬真善美的永恒主题，追求高等教育公平成为不断深化教育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动力，它与我国高等教育严进宽出的范式息息相关[17]。随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高等教育领域同样存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期待：不再囿于“有学上”的基本要求，而是追求更为公平、优质、多样的教育[18]。

教育公平的核心是机会公平，公民的受教育权必须依法得到保障。民办高等教育体现高等教育起点公平。随着我国高等教育需求日益增长，大多数的公办高等教育学校已达到办学的饱和状态。囿于学校规模、办学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公办教育已经无法满足适龄学生的教育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强调民办学校具有与公办学校平等的法律地位。截至2019年，我国民办高等学校有757所，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28.16%，民办普通本专科招生共219.69万人，民办高校在校生共708.83万人[2]。国家只有提高不同办学类型的核心竞争力，建立一套让不同办学形式的院校都能适应的高等教育体系，才能“让一部分有能力的主体先发展起来”和“让弱势群体一同沐浴教育公平的阳光”。民办资金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体现高等教育起点公平。2012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要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的新格局。民办高校作为一种新的办学主体，在吸引民间投资和整合社会资源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能切实加大教育服务供给力度，破解教育资源不足难题。

教育本身就是要使每个受教育者都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教育可以改变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指出，新时代愈来愈多的年轻人开启了成功成才之门，享受到了更为公平和优质的教育。教育公平善意反馈，表现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先富带后富”的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以及持续不断的民办资金投入等，唯有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民，才能促进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三)催生动力：建设教育强国，回应战略本质

教育强国战略的实质是推动高等教育在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等方面协调发展，做大做强各级各类高等教育[19]。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建成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有利于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1]。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到2035年，我国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迈入教育强国行列。如今，我国高等教育赶超世界水平的速度明显加快，同发达国家的距离正在逐步减小，这得益于我国“211工程”“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等一批重点建设工程的稳步推进。截至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达到147所，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学科达到435个[20]。国家只有不断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推动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实现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转变。

教育强国战略催生了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调整。2019年研本专在校生的比例为21.25∶100∶111.13，研究生招生增长至916 503人，与1999年相比增长近9倍。研究生在校生比例明显提高、招生规模显著扩大，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研究生比例严重不足的状况。针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职业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可以满足国家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急需。2019年，我国专业型硕士学位招生数量占硕士生总招生数量的58%[2]，标志着我国为满足经济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已经形成了专业型硕士教育和学术硕士教育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落实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必须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风气，使高层次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得到尽情施展，持续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卓越的研究生教育，为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提供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我国研究生教育正在走向聚力内涵式发展、着力高质量提升之路，这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建设教育强国战略的强烈回应。

(四)强劲动力：坚持以生为本，回归育人本真

“以生为本”聚焦于人类生命世界，关注了不同出身、年龄组别的教育需求，是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的价值取向。此时来自学生的“压力”内化为高等教育结构改革的强劲动力，高校都应量力而行，或早或晚，或积极或被动地加入到变革中来[11]。国家本位是指将整个国家置于最高位置，要求人民服从全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此时提倡兼具“以生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既是回归育人本真的内在要求，又是在更高层次上服务国家发展的方式。

“以生为本”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形式结构呈现“三足鼎立”之势：不同形式反映出不同的功能定位，如普通高等教育重点培养学术型和专业型人才；
职业教育重点培养高技能型和应用型人才；
成人高等教育重点培养技能型和应用型人才。教育结构转型升级的快速实现，要求各类形式结构以更灵活、更开放的方式贯通衔接。如今，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已经实现破局，截至2021年4月，已有5所公办院校和22所民办院校成为本科层次职业院校[21]。2022年教育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规定，专科层次高等职业学校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部分专业，可以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新职业教育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享有平等的地位，有助于营造一个人人都能努力成才、人人都能尽展才华的社会氛围。“以生为本”也推动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既帮助了受教育者更新知识、拓展技能，又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成人本专科高等教育学生人数从2010年的536万人增至2019年的668.5万人。随着“互联网+教育”观念逐步深入人心，截至2019年，网络教育在学历继续教育中占比高达56.2%，全国网络本专科在校生人数约857.83万人，2019年的招生数约288.69万人[2]，较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教育需求。

英国著名教育家斯宾塞认为，教育能为人未来的美好生活奠定基础。我国高等教育形式结构的相互补充，契合了学习型社会的最终目标，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有助于推动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新时代高等教育体现了“以生为本”的价值取向，引导了“学海无涯、学无止境”的人才观和教育观，形成了“人人愿学、时时皆学、处处可学”的学习态势，这既是育人本真的应然回归，又是终身教育的时代召唤。

(五)直接动力：寻求科类平衡，彰显实践本色

寻求科类平衡成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优化升级的直接动力。人文社会学科，其科学性、学术性与自然学科的科学性不能等量视之。然而，如今科类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研究主题相互渗透、理论范式愈显多元，表现出强烈的跨学科特点。人为设置的学科壁垒阻隔学科之间的联系，制约了高等教育科类结构的生机与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高校应以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为己任，以“厚基础、宽口径、多学科”为基础，实现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并举，实现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并重，实现理论与实践并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因此，高等教育科类结构必须兼顾学术性和应用性，高等教育研究的应用性必须拥有深厚的学理基础[22]。

目前来看，不同层次对于培养应用型人才与和学术型人才有着不同的要求：专科教育注重培养应用型人才，其培养方案在考虑学生的兴趣与特长等因素的同时，侧重于各学科的应用实践部分；
而研究生层次更加重视应用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之间的平衡。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学术型硕士重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进一步体现在学科理论与研究的解释力、建构力和影响力[23]，专业型硕士则要在确保其专业理论素养的前提下，重点加强具体领域的实践应用能力，实行“精专与博学相统一”的个性化教育，才能把专业型硕士和职业本科教育加以区别，推动专业型硕士教育发展；
对于职业本科教育层次，应彰显自身的学术性，推进内涵式发展。学术性是现代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特征，职业本科教育若一味追求应用性，而造成学术性的缺位，一旦未达到相应的本科层次人才质量，可能招致其他本科教育类型的同行置疑，以及企事业用人单位的信任危机，认为其本科身份名不副实[24]。

我国高等教育科类结构设置应既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己任，又鼓励学术型人才健康发展；
既提倡学生广泛学习基本的科学理论知识，又要发展必要的动手实践能力。谋求应用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的平衡，符合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需要，体现科类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本色，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实践的题中之义。

在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嬗变过程中，存在着前述影响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问题。从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政策出发，需要构建集层次结构、形式结构、科类结构三个维度于一体的政策支持体系，以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因此，高等教育结构调整需要秉承“创新驱动、共建共享、协调优化”的新发展理念：一是坚持创新发展和加强科学研究，主动融入国家战略；
二是坚持共享发展和深化招生制度改革，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切的教育；
三是强化高等教育和产业结构的外部协调，促进高校学科专业的内部协调，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可以催生创新内涵新动能，营造共享融合新格局，形成协调融合新常态。

(一)创新驱动，构建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层次结构

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新时代研究生教育的重要驱动力。基于巨大人口基数，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呈金字塔结构，只有极少数精英人才能走上金字塔顶端。有研究指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尤其是以研究生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的比重依然较小[25]，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乏力，致使社会经济发展缺乏足够的人才资源和创新动力，随之带来的是我国新兴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认为，新发展阶段，为适应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调整，我国高校的类型层次要从原先“金字塔”形的一个标准，变成“五指山”形的多样化标准，要形成梯度、对接需求，不能盲目攀高、一味追求学术型，既要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也要发展应用型大学，这就要求各个层次的高校立足自身实际情况的同时，在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环境下，从同型竞争走向错位发展，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特色的卓越办学道路[26]。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实现以创新为主线的总体设计，由畸重畸轻的“金字塔”形向各具优势的“五指山”形过渡，关键在于合理地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有研究表明，随着未来我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研究生教育在层次结构中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力争到2035年，研究生教育层次达到15%，其中博士研究生占比2%～3%，硕士研究生占比12%～13%[5]，实现用人才培养来支持科学研究，培养出更多适销对路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逐步实现高等教育由金字塔结构向有中国特色梯形教育的结构转变。

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教育主管部门需要立足于当前的客观实际和教育特点有序地提高研究生的招生比例，兼顾我国还有一些高校由于研究生教育规模过小而综合竞争力较弱的现实，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适当提高本科招生比例，使之在层次结构中成为主体；
适度减少专科生规模，重点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同时，为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政府应本着“帕累托最优”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理念，强化教育经费投入，推进高等教育质量提高[27]。第二，招生部门要充分运用大数据及其他科学量化方式，强化政企大数据公开，准确预测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形势以及市场高层次人才需求。第三，高校应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尽快打破产业“卡脖子”“卡嗓子”“卡脑子”的束缚，主动把教育创新融入国家创新体系，促进我国高精尖科技的进步。高校只有不断改革产学研用研究生培养机制，把学术研究与服务国家需求有机结合起来，把层次结构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深度耦合起来，才能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实现学术成果的自主创新，培育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动能，构建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层次结构。

(二)共建共享，完善推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形式结构

共享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并把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纳入国家战略人才行列”。进入新时代，高等教育形式结构调整必须做到以共享为主线的通盘考量，在各种形式间找到资源共享的“最大公约数”，为高等教育立交桥建设蓄势聚能，最终达到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和共建共享。我们应始终警惕阻碍高等教育共享发展的“达摩克利斯剑”，为高等教育资源“富裕区”春风送暖、锦上添花，为高等教育资源“薄弱区”雪中送炭[28]。

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应加快推进一整套国家层面框架的构建进程，健全高等教育自我调适的长效机制。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订符合当地高等教育发展的措施。比如，在我国东部较发达地区应推动高等职业教育由专科生层面走向本科生甚至研究生层面；
中部城市应重点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第二，各高校应肩负起打通和丰富各种形式高等教育的交流渠道这一重任，如优秀工科院校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将和职业教育有关的优质教学资源共享给高职院校，或者联合高职院校共同合办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职业教育等。通过这一举措，打破长期以来不同形式高等教育之间的隔阂，进一步缓解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压力。第三，打造不同形式高等教育的办学特色，成人教育着重于继续教育，民办教育则强调灵活性以适应市场需求，职业教育则重点服务于社会需求。除了要做好与普通高等教育的有效衔接以外，还应注重特色专业的产教融合，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优化现代化治理理念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办学的质量和能力，为推动高等职业教育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29]。

高等职业院校应重视“互联网+教育”趋势下共享教育的天然优势，力求实现教法智能化，在完成基础教学任务的同时，不断促进教学方法向多样化、个性化转变。面向不同群体，应对未来社会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贯彻终身教育理念，开展职业培训与社会教育并重，加快推动教育模式向多样化方向转变[30]，激活每一位受教育者的个性与潜能，突破各类形式的学科壁垒和行业壁垒，助力奔跑“最后一公里”，实现教育的完整闭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只有使更多群众享受高等教育共享发展的红利，利益相关者才能真切体会、务实协作、形成合力，以更高目标、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教育公平。

(三)协调融合，打造对接现代化产业结构的科类结构

面对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日新月异的嬗变，协调合理的学科结构可以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1]；
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我国对智能制造、量子通信和机器人等高精尖端人力资源有着巨大的需求。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表示，为了进一步推动相关民生产业发展，今后高等教育务必增加网络空间安全、养老服务等新兴产业学科专业，健全生命周期的人才管理体系，加快基础学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紧缺人才的交叉融合发展，推动学科专业布局和产业结构布局的协调联动发展[31]。

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准确把握社会经济发展态势、关注科学预测经济发展的前景。第二，要注重基础学科与工程应用类学科的结合，文、理学科的融合，处理好高校的优势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第三，建设适应地方产业发展的重点学科，这有利于为当地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和技术支撑。科类结构的调整应该充分体现地方性和应用性的特点，紧密结合当地新兴产业，以顺应当地产业发展的趋势。第四，科类结构的调整应逐步建立乏力学科专业的退出机制，杜绝高校专业学科与外部市场环境脱节的现象，唯有不断提升学科自身的动态适应性，才能与外部环境保持协调性。第五，保持高校学科、企业以及市场之间的动态平衡。这种动态平衡的维护除了高校自身的努力外，还可以鼓励多方主体如校校、校地以及校企等参与合作共建，此举不仅可以减少学科长期以来对政府的单一依赖性，还能增强学科发展的自主性以及多元性[32]。

总而言之，新时代高等教育科类结构调整，必须实现以协调为主线的统筹兼顾，不仅要将国家战略迫切需要的学科专业做深做实，而且要将新兴融合学科专业做细做精，不仅要适当拓展毕业生就业率较高和社会需求量较大的学科专业，还要适度降低市场需求饱和及发展前景不佳的学科专业。只有不断健全学科动态调整机制，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良好对接才能得以实现；
只有结构调整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科类结构才能在转型中寻得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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