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作物种业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

孔令博， 林巧， 聂迎利， 王晶静， 魏虹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8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农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我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作物种业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位推动种业发展，在一系列促进现代种业发展的政策部署和项目支撑下，农作物种业创新取得显著成效。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1]。同时，杂交水稻与杂交玉米两类杂交种子在国际种子贸易中也有着突出表现。这些成就均为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和农产品稳产保供提供了关键支撑。

当前，全球粮食贸易局势不断变革，国际农作物种业高度集约化并在育种技术方面不断进行着技术革新，我国农作物种业的发展仍面临着制约和风险。本文深入分析了国家政策对农作物种业的推动作用、国内龙头种企核心竞争力、优势种子产业现状，总结了农作物种业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旨在为加快我国农作物种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支持和参考。

1.1 我国种业政策发展历程

“粮食丰产，良种先行”。发展民族种业离不开国家宏观政策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与保障。我国现代农作物种业的发展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原农业部颁布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份种业规划——《五年良种普及计划草案》，对我国良种普及推广工作的时间线和路线进行部署，该规划开启了以“家家种田、户户留种”为特点的良种选育工作，将群众选种与农场选种相结合，并从美国、前苏联等国家引进棉花、油用葵花等作物品种，初步建立良种繁育体系。此外，各省（市、区）按照政策要求成立了种子公司，以优良品种调配、推广、检测为主要任务，兼具行政和技术2种性质[2]。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发展，上一阶段的育种方式开始难以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1958年全国种子会议提出“主要依靠农业社自繁、自选、自留、自用，辅之以必要调剂”的“四自一辅”工作方针，我国农作物种业进入新的阶段，良种繁育和种子推广工作得以大面积开展。在此期间，国家要求整顿和充实与种子相关的工作机构和科研队伍，包括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良种繁育示范农场以及良种推广种子公司，为我国种业的发展奠定了大方向。1978年，原农林部在《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四化一供”的新一阶段种子工作方针，中国种子公司也于同年成立，我国种业发展迈向“生产专业化、加工机械化、质量标准化、品种布局区域化”，种业从传统的农户留种繁育逐渐向专业化转变。在此阶段，我国重新整合种子经营管理机构，成立中国种子公司并设省、地、市、县各级分公司，使种子管理、技术、推广和经营工作集中化。同时凭借改革开放政策，我国种子进出口贸易、良种引进、合作制种、加入国际组织等国际交流合作工作陆续开展，为我国种业的迅速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20世纪90年代，我国种业面临新一轮的改革。1995年，全国农业种子工作会议提出的“创建种子工程”以及2000年颁布的《种子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标志着我国农作物种业开启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新局面，农作物种业在我国农业发展中的地位再一次提升。

我国农作物种业自“十五”计划起，进入了新的快速发展时期，各级政府高位推进种质资源建设、育种核心技术创新、植物新品种保护、种子产业化进程、种子企业培育等工作[3-4]。我国种业的政策重点经历了从“实施种子工程”到“发展现代育种”，再到“生物育种产业化、培育种业龙头企业”的变化。

“十五”期间，农作物种业政策的重点一是通过实施“种子工程”促进现代种子产业体系和科学的管理制度的建立，实现种子生产专业化、经营集团化、管理规范化、繁育推一体化、大田用种商品化。二是拓宽种子市场的准入门槛，种子公司不再垄断经营，鼓励科研院所和民营种子企业参与市场，依法经营农作物新品种[5]。三是开展对农作物重要经济性状的挖掘研究。

“十一五”期间，重点推行良种补贴政策并加快良种繁育，“超级稻”系列品种得到大力推广。种质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被写入“十一五”规划[6]，要求建设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农作物改良中心等设施。2008年，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获批，要求获取一批具有重大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和转基因生物新品种。

“十二五”期间，国务院在2011年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首次明确种业在我国的战略地位，我国农作物种业即将进行产业升级。与此同时，打造我国民族龙头种企成为工作重点，要求以“科研单位打基础，种子企业做育种”为未来发展目标，逐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机制。

“十三五”期间，要求全力发展现代种业，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加大农作物新品种权的保护力度，提升种子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企业资源集中化，加快推进种业国际化。特别强调构建种业自主创新的发展体系，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

“十四五”期间，农作物种质资源与创新利用再次被作为政策重点，为现代种业振兴打下坚实基础。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企业、加快种业自主知识产权保护等也成为新时期我国农作物种业发展的重点。

1.2 我国农作物种业发展取得的主要成效

政策是种业发展的驱动力，我国连续多年的支持政策均高度强调民族种业发展和种业安全的重要性，引导种业向规范化和高集中度方向发展。“十三五”期间，我国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1.68万个，比“十二五”期间增加1倍多，2021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6.8亿t[7]，创历史新高，为“中国粮”用“中国种”、人民从“吃得饱”迈向“吃得好”做出了积极贡献。此外，我国种业在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育种技术革新、品种保护以及种子企业发展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1.2.1 建立了较完善的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 当前，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研究与利用体系逐渐建立健全，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在种质资源保护与收藏方面，建立了以长期库为核心，复份库、中期库和种质圃为支撑，原生境保护区为补充，种质资源信息网为基础的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抢救性的收集与发掘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2021年9月，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新库投入试运行，战略保存能力达150万份，位居世界第一。在种质资源筛选与利用方面，我国开展了大量种质资源的表型与基因型规模化精准鉴定研究，筛选出一批高产、优质和抗逆性强的种质资源[8]。加强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不仅可以维护生物多样性，而且为农业科技创新、维护自主知识产权、提升育种水平等重要工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此外，一切突破性的作物新品种均来自于对优良遗传资源的发现和利用[9]。以政策为导向，全面加强种质资源收集与保护，建立完善的种质资源利用体系，将种质资源优势转化为种业发展优势，是种业振兴、粮食安全的坚实物种基础和技术基础。

1.2.2 转基因育种革新与转基因种子商业化进程加快 生物育种技术的进步是支撑和推动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实现种业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手段，分子标记技术、转基因技术和基因编辑的发展与成熟大大提高了精准育种效率并带来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近年来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快速扩张，至2019年末已达1.9亿hm2[10]，国际一流种业企业逐渐步入智能分子设计育种时代。目前，我国在水稻分子设计育种技术方面优势明显，领跑国际水稻育种发展方向，玉米、大豆等农作物转基因技术研究进展较快。2021年，我国为3个转基因玉米品种颁发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11]，农业农村部对已获批安全证书的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开展了产业化试点，并且陆续印发《国家级转基因大豆品种审定标准（试行）》和《国家级转基因玉米品种审定标准（试行）》等文件，标志着转基因作物商业化进程加快。

1.2.3 种业管理和法律法规体系日趋完善，鼓励“原创”优质种子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基本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为核心，以各项管理办法、配套规章制度为辅助，可涵盖种业生产、研究、质量控制等管理全过程的法律法规体系，确保农业用种安全并鼓励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植物品种创新。2022年3月，我国《种子法》在第4次修改中正式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essentially derived variety，EDV）制度，是此次修改的最大调整[12]。EDV是指从原始品种派生而来，保留了原始品种重要特征特性而仅在个别性状上有差别的一类品种。我国一些品种的繁育仅对主要品种和核心亲本做较小或不重要的修饰改良便可取得植物新品种授权，造成种子同质化问题突出，原始育种者的自主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EDV制度的循序推进将扩展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延伸保护环节，提高保护力度，从根本上激发作物品种的原始创新活力。

1.2.4 初步形成以龙头企业为主导的产业化机制 当前我国种业研发以院校为主，然而研究产生的技术成果并未在实际生产中得到较好的应用或未能产生良好效果，研产分离的现象普遍存在。反观国际种业市场，庞大的种子企业集群，充足的企业研发资金，规模化、高通量、高效率的企业创新研发平台，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是种业强国的共同特征。因此，我国亟需建立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产业化体系来推动农作物种业持续向好发展。2011年，《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中首次明确了种子企业是商业化育种和种业发展的主体；
2013年国务院发布《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继续强调以种子企业为主体，促进育种人才、技术、资源依法向企业流动，推动产学研结合，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企业在商业化育种和种业发展中将逐渐占有主体地位。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部分竞争力不强、无实际经营活动的弱小企业被淘汰或被迫转型，一些具有实力的种子企业如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中种集团）、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隆平高科）等通过收购、控股等商业行为进行资源整合并加大投资力度，快速发展育种产业并延伸公司业务链条。此外，随着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和实力的不断增强，繁育推一体化企业的数量逐渐增加，我国农作物种业多年的“重生产、轻育种”现象将逐渐得以改变，研发实力强的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加速提高我国种业行业集中度。

2020年，我国农作物种子企业有7 372家，普遍为中小规模企业。全国种子企业资产总额2 425亿元，销售收入777亿元，利润总额70亿元[13]。我国种子行业竞争格局分散，整体集中度低，龙头企业市场占有率低。2020年商品种子销售额排在TOP5、TOP10、TOP50的企业分别占比10.6%、15.3%、29.6%；
杂交玉米和杂交水稻种子企业TOP10的占比分别达到25.0%、41.5%[13]。在种子行业中，主要的A股上市公司包括隆平高科、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登海种业）、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荃银高科）、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敦煌种业）、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万向德农）、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农发种业）、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丰乐种业）、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北农）等。本文按2021年水稻和玉米种子销售收入之和进行排名，选取排名前3的公司，从盈收能力、核心竞争优势2个方面对其竞争力进行纵向比较，并分析国内种企与国外种企在杂交水稻、杂交玉米种子领域的综合优势。

2.1 隆平高科

隆平高科成立于1999年，是水稻和玉米种子的双巨头企业，主要从事农作物高科技种子及种苗的研发、繁育、推广及服务，拥有“袁隆平”“隆平”“亚华”“联创”“湘研”“德瑞特”“巡天”“三瑞农科”等企业品牌[14]。

2.1.1 隆平高科的盈收能力分析 2017—2021年，隆平高科水稻种子销售额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在总销售额中占比从2017年的60.88%大幅降至2021年的37.23%，水稻种子毛利率也呈现下降趋势；
玉米种子销售额逐年增长，从3.50亿元增长到10.15亿元，在总销售额中占比从10.97%提升至28.98%，玉米种子毛利率呈现先升后降趋势（图1）[14]。从2019年开始，由于公司内部业务和行业结构调整，公司短期盈利受到周期波动影响[15]。2021年，隆平高科营业收入位居行业前列，实现营业收入35.03亿元（同比增长6.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62亿元（同比减少46.12%），水稻营收占比最高，玉米营收占比排名第二。隆平高科杂交稻种子和玉米种子领域市场份额均居全国第一，近5年营业收入均稳定在30亿元以上，是我国唯一一家进入世界种业十强的民族种业企业。

图1 2017—2021年隆平高科水稻种子和玉米种子销售额及毛利率Fig. 1 Sales and gross margin of rice seeds and corn seeds of Longping High-Tech from 2017 to 2021

2.1.2 隆平高科的核心竞争优势分析 ①研发投入能力位居行业前列。2017—2021年，隆平高科每年研发投入在2.75亿～4.49亿元，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10.14%、12.55%、13.15%、10.52%和7.86%，位居国内种业行业前列。截至2021年底，隆平高科研发人员数量占比16.65%，在全球7个国家建有50个育种站，包括12个水稻育种站和19个玉米育种站[16]，试验基地总面积近800 hm2。②自主研发的体系化创新能力建设助力核心竞争力提升。杂交水稻商业化育种体系已比较成熟，辐射国内、国际双重市场，拥有较完善的产品类型矩阵。玉米育种的科研团队与美国隆平、巴西玉米研发团队合作，在种质资源交流、国际化穿梭育种方面取得进展。③具备转基因和杂交双重技术优势。第三代杂交水稻技术已迈入商业化应用阶段[17]。玉米转基因创新研究方面，前端以杭州瑞丰、隆平生物2家种企强强联合形成“双驾马车”模式推进玉米转基因性状开发；
后端以科企合作形式为主推进品种转育。不断推进信息化育种，进一步实现智能育种技术突破与应用[15]。

2.2 登海种业

登海种业成立于2000年，长期致力于玉米育种与高产栽培研究工作，以玉米杂交种为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主推品种为登海、先玉系列等玉米杂交种。

2.2.1 登海种业的盈收能力分析 2017—2021年，登海种业玉米种子销售额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在总销售额中占比从2017年的93.03%降至2021年的88.83%，玉米种子毛利率也呈现先降后升趋势，2021年玉米种子毛利率回升至38.15%（图2）[18]。2021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约11.01亿元（同比增长22.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33亿元（同比增长128.33%），公司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抓住了玉米商品粮价格上升、需种量回升的机遇，加大了玉米种子销售力度，从而实现了业绩恢复性增长[19]。

图2 2017—2021年登海种业玉米种子销售额及毛利率Fig. 2 Sales and gross margin of corn seeds of Shandong Denghai Seeds from 2017 to 2021

2.2.2 登海种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分析 ①玉米种子研发实力雄厚。2017—2021年，登海种业每年研发投入在0.51亿～0.82亿元，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6.35%、7.24%、9.90%、8.14%和6.34%。截至2021年底，登海种业研发人员数量占比23.46%，建有多个国家级、省级研发平台[20]。②拥有品种资源丰富的玉米品种资源储备。登海种业自1972年起开展了146代高产品种选育工作，研发出百余个高产紧凑型玉米杂交品种，玉米品种体系完善，后继品种储备丰富。

2.3 荃银高科

荃银高科成立于2002年，主要从事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小麦等主要农作物种子的研发、繁育、推广、服务以及订单农业业务。

2.3.1 荃银高科的盈收能力分析 2017—2021年，荃银高科水稻种子、玉米种子销售额均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分别增长116.70%、192.24%；
水稻种子在总销售额中占比从2017年的58.81%降至2021年的47.89%，水稻种子毛利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
玉米种子在总销售额中占比从7.88%提升至8.65%，玉米种子毛利率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图3）[21]。2021年，荃银高科实现营业收入约25.20亿元（同比增长57.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9亿元（同比增长26.68%），公司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公司主推的杂交水稻、杂交玉米等品种市场表现良好，种子业务持续增长，以及持续增加的订单农业业务规模，同时通过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全面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图3 2017—2021年荃银高科水稻种子与玉米种子销售额及毛利率Fig. 3 Sales and gross margin of rice seeds and corn seeds of Winall High-Tech from 2017 to 2021

2.3.2 荃银高科的核心竞争优势分析 ①技术支持力量雄厚。荃银高科具有强大的背书控股集团——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且背靠种子巨头先正达。2017—2021年，荃银高科每年研发投入在0.45亿～0.83亿元，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4.77%、6.88%、4.81%、3.51%和3.30%。截至2021年底，荃银高科研发人员数量占比18.39%，拥有共计百余种自主或合作选育的水稻、玉米、小麦品种。②持续发展订单农业业务模式。2019年，荃银高科在种子行业内拓展了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订单农业业务模式，有效地保障了种子的销路，缓解了种子库存积压问题[22]。2021年，荃银高科的订单农业业务在订单粮食业务、青贮玉米业务、酿酒专用粮品种产业链中持续布局[23]。

2.4 国内种企与国外种企的综合优势分析

杂交水稻领域，国内种企在育种技术体系、产品类型矩阵方面优势明显，科企合作亦助力杂交水稻高质量发展。其中，隆平高科凭借成熟的辐射国内外双重市场的杂交水稻商业化育种体系和完善的产品矩阵，加之第三代杂交水稻技术已迈入商业化应用阶段，使其杂交水稻种子业务位居全球前列；
2020年，隆平高科杂交水稻业务营收为13.90亿元，位居全球第一[24]。科企合作促进了种业企业发展，是国家科技进步的重要支撑。2016年，荃银高科联合国内6家科研院所创立了“国家水稻商业化分子育种技术创新联盟”[23]；
2022年，隆平高科联合国内10家科研单位共同组建“杂交水稻创新攻关联盟”，以保持我国在杂交水稻育种创新领域的世界领先优势[25]。国外种企也开始寻求与国内杂交水稻领军企业开展合作，如2020年巴斯夫与隆平高科、荃银高科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协作开发适用于中国市场的全新非转基因水稻系统[26]。

杂交玉米领域，国外种企技术起步早、重视研发、加速收购与整合，并适时进行优势重组，使其在育种技术体系、产品矩阵、营销网络等方面更具优势。近一个世纪以来，先锋良种已由最初的全球第一家杂交玉米种子公司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种子企业。此后，先锋良种与杜邦、陶氏益农等多家企业历经收购、合并以及拆分等商业行为，于2019年拆分出新的种子业务机构科迪华，是目前全球第一大玉米种子企业，贯彻“Long Look”（放眼未来）经营理念和本土化营销理念，并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科技创新，以农业信息化为支撑提供精细化服务[27-28]。2019年，科迪华融合了原杜邦、陶氏益农和先锋良种3家农业公司的技术专长和全球资源，包括种子和作物保护两部分业务，玉米种子是其种子业务的主体，拥有Pioneer®杂交玉米种子等品牌；
从区域来看，北美地区依然是其主要市场；
2021年玉米种子净销售额为56.18亿美元（同比增长8.41%），在种子业务净销售额及全部业务净销售额中占比分别为66.87%、35.89%，远高于国内种企的玉米种子销售额[29]。

近年来，在一系列促进现代种业发展的政策部署和项目支撑下，我国种业创新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种子市场，每年用种量约1 200万t。据统计，2021年我国种子市场总规模约1 214.1亿元，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96%以上，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其中，水稻、小麦2大口粮作物品种已实现完全自给，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已超过45%[1]。

杂交水稻和杂交玉米是种子行业中的“黄金”产业，是种业竞争的主战场，是隆平高科、荃银高科等国内龙头种业企业的拳头产品。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研发和推广杂交水稻的国家，近年来在“两杂”种子的制种和推广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为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提供了关键支撑。

3.1 杂交玉米

3.1.1 制种面积温和调增，主要制种区产量稍有下降 受“价补分离”政策的影响，2016年后我国杂交玉米制种面积连续下降，制种收获产量也由2016年的146.5万t降至2020年的90.4万t，降幅达38.29%[30]。在市场需求回暖等利好因素影响下，2021年我国杂交玉米落实制种181.22千hm2，新产种子99.3万t，其中普通玉米落实制种160.67千hm2，较2020年增加20.5%，青贮玉米、鲜食玉米分别落实制种17.33千和2.67千hm2，与2020年基本持平（图4）。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数据显示，我国2022年杂交玉米制种计划面积为210 千hm2，持续温和调增[31]。

图4 2016—2021年我国杂交玉米制种面积及制种收获产量Fig. 4 Seed production area and seed production output of hybrid maize in China from 2016 to 2021

3.1.2 库存缩减，价格回升，供需转向平衡 近年来我国杂交玉米种子始终保持供大于求的局面，加之生产成本高，商品种子价格持续走低[32]。2017年末有效库存达89万t，占总用种量的81.9%，2018年后随着制种面积大幅回调，下游产业需求量提升，库存占比逐步回落至60%以内的合理区间，商品玉米收购价格也有序回升（图5）。2022年商品种子有效供给量约147.3万t，大田玉米商品种子需求量将继续保持110万t以上的高位[33]，春季种子市场结束后，玉米种子有效库存基本降至30万t以内，种子产能过剩的状态得到改善。

图5 2016—2021年我国杂交玉米供种量、用种量及库存占比Fig. 5 Hybrid maize seed supply， seed amount and inventory proportion in China from 2016 to 2021

3.1.3 贸易逆差转为顺差，国内自给率较高2021年我国种用玉米出口量为1 261.52 t，是2017年的2.5倍；
进口量为236.89 t，较2017年增长47.95%，但仍远低于出口量。随着杂交玉米新品种研发的不断推进，2020年后我国玉米种子贸易转为顺差状态，2021年我国种用玉米出口额为516.88万美元，同比增长32.87%，进口额为308.77万美元，较上一年度稍有下降（图6）。法国（52%）、德国（27%）和阿根廷（16%）是中国玉米种子的主要供应地，而越南是我国种用玉米最主要的出口地，占比达60%，其次是安哥拉（20%）和塔吉克斯坦（14%）（图7）。

图6 2017—2021年我国种用玉米进出口贸易情况Fig. 6 Import and export of seed maize in China from 2017 to 2021

图7 2021年我国种用玉米主要进出口国及占比Fig. 7 Major import and export countries and proportions of seed maize in China in 2021

3.1.4 市场集中度低，行业竞争加剧 供需形势是影响市场规模和市场价值的重要因素，市场集中度是市场价值的重要量化指标。2016年新《种子法》实施后，玉米新品种审定数量呈“井喷”态势，然而由于品种的同质化程度较高，我国玉米品种的业务规模前5名的公司所占的市场份额（CR5）集中度不超过20%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而美国种企CR5可达89%。此外，我国玉米种企多为中小企业，龙头种企隆平高科在玉米种子市场的份额仅为7%左右，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玉米种业市场集中度低，种企呈分散的竞争格局，不利于种子行业形成一体化的产业优势。

3.2 杂交水稻

3.2.1 “单改双”趋势扭转，制种面积与制种单产双丰收 2021年，在国家政策与高粮价的双重刺激下，水稻种植“单改双”趋势扭转，杂交水稻落实制种105.33千hm2，较2020年增加30%，其中杂交早稻、杂交中稻、杂交晚稻分别落实制种173.33千、64.67千和23.33千hm2，同比增长分别为18.2%、36.6%和25.0%（图8）。据统计，2021年全国新产种子26.7万t，比2020年增加近10万t，增幅达59.52%，平均制种产量为2.55 t·hm-2，增幅22.3%，种子产量和质量均优于往年[34]。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杂交水稻制种面积为108.67 hm2，增幅3.16%。

图8 2016—2021年我国杂交水稻制种面积及制种收获产量Fig. 8 Seed production area and seed production output of hybrid rice in China from 2016 to 2021

3.2.2 供应过剩进一步加剧，优质种子需求旺盛 自2012年国家持续上调水稻最低收购价格，杂交水稻种子库存量开始逐年堆积，2019年库存量达到了16万t的顶峰，库存占比高达71.11%，2020年由于制种面积大幅回调，我国杂交水稻库存缩减明显，至2021年期末有效库存约8.4万t（图9）。2022年杂交水稻商品种子有效供给量超过35.1万t，而大田用种与出口需求合计23.5万t，库存压力仍然存在。从商品种子价格来看，近5年来我国杂交水稻种子价格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2021年为56.1元·kg-1，较2020年下跌3.0元·kg-1，广适性好、高产、抗倒伏、抗病性强、多穗多粒型、结实率高的优质品种需求旺盛。

图9 2016—2021年我国杂交水稻供种量、用种量及库存占比Fig. 9 Hybrid rice seed supply， seed amount and inventory proportion in China from 2016 to 2021

3.2.3 自给率达100%，是种业走出去的最强“芯片” 我国杂交稻种的种质资源和育种技术在国际上有显著优势，水稻种子进出口贸易呈顺差且差额稳步增长，进口的水稻种子主要用于科研育种及基因检测试验[35]。2021年中国杂交水稻种子出口量为2.51万t，较2020年增加了9.13%，出口额为9 510.4万美元，同比增长了14.80%，占农作物种子出口贸易额的28.8%（图10）。缅甸、老挝和俄罗斯为我国水稻种子的主要进口国，巴基斯坦、菲律宾和越南为我国水稻种子出口排名前3位的国家，合计占出口总量的96%（图11），杂交水稻作为出口量最大的种子商品，是我国种业走出去的核心支撑点。

图10 2017—2021年我国水稻种子进出口贸易情况Fig. 10 Import and export of rice seed in China from 2017 to 2021

图11 2021年我国水稻种子主要进出口国及占比Fig. 11 Major import and export countries and proportions of rice seed in China in 2021

3.2.4 头部企业优势明显，稻种换代受重点关注 从水稻种子的市场竞争格局看，2020年我国水稻种子市场行业CR5为31%，虽与全球种业52%的集中度相比仍有差距，但远高于国内农作物种业12%的整体集中度水平，其中隆平高科占据绝对龙头地位，市场份额为12%。2020年全国杂交水稻品种推广面积排名前10的品种中隆平高科独占7席，7个品种的合计推广面积达157.6千hm2。2021年通过国家审定的水稻品种共679个，同比增长18.59%，是2017年的近4倍，介于两系杂交稻换代周期约4～5年[36]，这两年水稻品种或有望迎来新的品种换代，新品种将有较好的推广表现。

4.1 主要问题

种业战略是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关键。我国农作物种业在建立政策体系、培育龙头企业、扩大市场规模、提升市场竞争力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面临一些问题，主要有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不足、育种创新水平不高、品种发展不均衡、种业企业竞争力不足等[37]。

4.1.1 农作物种质资源精确鉴定不足 当前我国农作物种业仍然存在面向育种需求精准鉴定不足的突出问题，我国52万份农作物种质资源中，仅有1.5万份在基因水平上得到精准鉴定[38]，其中玉米种质资源3万份，种源精准鉴定不到5%；
大豆种质资源3.3万份，种质资源利用率仅1%左右。种源品质与性能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部分种源高度依赖进口，大豆、小麦、水稻种质资源外流等问题也不容忽视[39-40]。

4.1.2 育种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生物育种产业专利导航研究成果》显示，全球生物育种领域近10年来专利申请量快速增长，我国作为主要申请国之一，生物育种专利申请量排名第一[41]。但总体来看，我国种业科技贡献度不高，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为45%，而发达国家良种贡献率在50%～60%[38]。同时，数字育种技术短板明显。杜邦先锋、陶氏等跨国巨头在双单倍体、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全基因组选择、基因编辑等高新技术的基础上，已实现精准育种并向智能育种阶段迈进，孟山都公司开发了人工智能育种算法，其育种效率提升了近5倍[42]。另外，我国生物育种技术成果在应用方面的深度和广度明显不足[43]。

4.1.3 品种间市场规模发展不均衡 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种子市场，根据预测，2026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2 000亿元，但结构问题比较突出。我国农作物种业品种主要集中于玉米、水稻、小麦、大豆以及马铃薯，其市场份额合计占比约70%，而前3者的市场占有率已超过50%，其中玉米的占比最高，在25%左右，而且这种品类的格局较为稳定，年度间变化率较低。从商品化率看，品种之间差距也较大，水稻、玉米和小麦3大主粮的商品化率较高，玉米和杂交稻达到100%，常规稻为71.3%，而马铃薯仅为42.0%[44-45]。

4.1.4 种业企业科研投入低、竞争力弱 我国已拥有隆平高科、登海种业、荃银高科等实力较强的作物种业领军企业，但从总体看，我国种业企业仍存在数量多、规模小、科研实力不强的问题。截至2021年7月，我国种子相关企业数量超万家，但注册资本在100万～500万元的企业居多。种子企业研发投入少，目前我国主要种企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平均比例约为2%，而发达国家在8%～12%[44]，农作物育种巨头公司每年科研投入近100亿元人民币，而我国科研投入最高的隆平高科仅为4亿元，大部分种企种业创新能力不足[39]。

4.2 对策建议

种业是集种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和管理于一体的行业整体。推进种业振兴，打好种业翻身仗是一项系统工程，但重点要抓好资金、主体、技术和政策等关键环节。

4.2.1 创建财政金融支持与保障制度 一是明确重点扶持对象，如农业大省、制种优势区、种业基地、领军种企及特色种企，以及具有育种优势的且与粮食安全密切相关的水稻、玉米、小麦种子，同时加大对大豆种业的支持，并兼顾高端蔬菜等特色经济作物种子。二是积极探索创新融资模式，包括优先股、可转债、并购基金、短期收购贷款、组合担保方式、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抵押质押模式等。三是构建种业保险体系，完善种业保险制度，包括增加标的品种，扩大保险链条，出台财政支持政策等。四是设立种业相关的专项资金，加大公益性、基础性种业科研财政投入。

4.2.2 狠抓种质资源和育种技术两大核心 种质资源方面，要加快资源普查和抢救性收集，加强对已有种质资源的发掘利用，创建种质资源管理与共享平台[46]；
推动建设国家和省级动植物种质资源库、国家微生物种质资源库、生物种业国家实验室等种业领域重大创新平台[2]。对于非主要农作物，建立健全种质资源DNA指纹图谱库[47]。

育种技术方面，稳步推进“十四五”生物育种重大专项，在基因编辑、表型组学、全基因组选择、新一代高能量测序技术等前沿生物技术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结合方面取得突破，推进我国育种技术向精准育种转变，争取实现向智能育种的跨越式发展。要加强生物科技知识普及和生物育种伦理基础研究和管理，营造良好的生物育种主业化市场环境[48]。

4.2.3 构建科研院所与企业协同的科研主体 在明晰公益性育种和商业性育种的基础上，构建种子企业牵头，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共同参与的双轮驱动的种子科研创新体系。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重点开展公益性生物育种基础性、原创性技术研发，将会更有利于发挥优势，突破生物育种关键技术，摆脱“卡脖子”局面。同时，充分发挥我国600家左右地方科研院所的积极性，进一步发挥其育种区位优势[37]。种子企业整合育种力量和资源，按照市场化、产业化育种模式重点开展商业化育种，打造一批种业“航空母舰”和“单项冠军”企业，逐步实现种子产业向优质企业集中，进一步强化种子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4.2.4 健全完善种业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已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农作物种业法律法规体系，如《五年良种普及计划（草案）》《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以及新版《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2022版）》《种业振兴行动方案》等，为我国农作物种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当前关键着力点是如何将其落实、落细、落到实处。同时如同设立耕地红线一样，建立制种用地的“红线”机制，保障核心制种用地[49]；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推行农作物品种登记制度/新品种备案追溯制度，并明确界定品种选育、生产和推广等相关主体的责权利。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简称UPOV）1991文本，加速我国农作物种业进入品种保护的国际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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