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绿色减贫理论发展研究

李晓夏

[   摘 要   ]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根基、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凝聚新思想，追寻中华民族实现摆脱贫困梦想的实现，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民的、精准的、可持续的中国贫困治理方案。通过梳理和探究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绿色减贫的理论发展历程，总结“在消除贫困的斗争中孕育的共同富裕思想、在救济式减贫中推进的绿化发展思想、在改革式减贫中发展的生态保护思想、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形成的科学发展观、在脱贫攻坚中创新的绿色发展理念”，为总结脱贫攻坚成果，系统推动绿色减贫未来持续发挥效用提供理论支撑。

[   关键词   ] 绿色减贫；
中国式现代化；
共同富裕

[   中图分类号    ]  G641[    文献标志码   ] A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经过接续奋斗，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将贫困治理问题以发展的视角放置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尤其是将贫困治理事业作为一种可持续的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类生活幸福感提升的重要问题给予回答。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根基、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凝聚新思想，追寻中华民族实现摆脱贫困梦想的实现，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民的、精准的、可持续的中国贫困治理方案。

中国绿色减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中国共产党人践行马克思主义理想，推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构成和实践探索。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在一代代的探索中，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断深化，并以之为指导，深刻把握贫困治理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将中国贫困治理问题作为一种发展中的问题、变化中的问题，结合国情社情以及贫困地区实际情况，系统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中形成和完善绿色减贫体系。

一、在消除贫困斗争中孕育的共同富裕思想

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开端，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人民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发展的未来道路，探索在当时社会结构变化之下劳苦大众的未来道路。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不惧国内外复杂的形势所驱，把劳苦大众的解放始终放在第一位，为实现全社会的公平的根本宗旨，积极探索消灭贫穷的根本路径，并初步孕育出共同富裕思想。

近代以来，中国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影响，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新民主主义革命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将“反帝反封建”作为革命任务，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指导下，思想上形成一条独特的、基于中国现实的反贫困思想道路；
实践中寻找破除封建制度实现消除贫困的有效方法，主要围绕农民土地问题，实施和开展土地政策、路线，为之后中国共产党找到根本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点。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进程中要实现消除贫穷和消除两极分化两个目标，这两者皆可作为中国消除贫困程度的判定标准，也揭示了共同富裕和消除贫困的核心含义，即保证人民摆脱绝对贫困，彻底解决温饱问题。该核心含义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将经济效率及经济指标作为物质判断的第一标准，同时还蕴含着合理分配、社会公平的内涵。

这一阶段消除贫困的斗争是从变革封建制度所起到的根本性作用为起点的。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第一步，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社会性质彻底改变、民族实现独立。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作为第二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农民贫困问题的消除、实现文化教育的推广等。尤其是毛泽东同志，在其一生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把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消除贫困作为终极目标。他始终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没有贫富分化的公平的社会，人人实现富裕。具体来看，毛泽东将追求消除贫困的目标具化为以效率与公平的实现程度为判定标准的问题。最初在投身于革命的初期，他希望通过革命的手段建立保障“人人都有饭吃”的社会制度，也由此不断的进行探索。1939年，毛泽东坚持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贫困理论，找寻中国贫困的根源。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特别指出中国人民所经历的贫困“世界所少见”。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一系列消除贫困、摆脱阶级压迫的革命斗争，初步孕育出对共同富裕追求。以“平均分配土地”为这一阶段消除贫困开展革命斗争的标杆，推进土地革命，以土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针对封建剥削制度的斗争动力。随后，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进行政策调整，调动富农积极性。解放战争时期，探索社会主义合作经营。再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将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作为全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共同富裕思想由此发端，逐步影响着之后一代代共产党人。

二、在救济式减贫中推进的绿化发展思想

從1949年到1978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消除贫困的探索和有关于贫困治理的思想指导着中国绿色减贫事业的思想形成，并以消除贫困作为自身发展的理想进行了探索。尤其是在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进程中，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推进具体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为改变社会现状、消灭贫穷，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引导党和政府切实推进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帮助处在贫穷状态中的人脱离出来。同时，着力开展“绿色中国”运动和绿化实践，实质上为中国共产党探索绿色减贫奠定了基础。

（一）救济式减贫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推进土地改革在全国开展。至1953年春天，全国土地改革工作进展平稳，3亿多贫苦农民获得土地和生产资料，7亿多亩土地直接解决了其发展基础的问题，使得农民的直接获益占据全国农村总人口的70%。[1]9经过土地改革后，获得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农民，其积极性被极大的激发出来，参与到农业生产中，并与全国人民一道，克服1948年以来，国民政府由于政府金圆券改革失败所造成的市场恶性通胀情况，得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使粮食的增长速度以每年近15%递增。粮食总产量、棉花总产量、油料等增速巨大，由此带来的补助直接将中国农民晋升到小有产者的队伍中来。

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向我国提供经济、技术和人员支援，配合我国在一五时期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此期间，城市获取的投资及高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城市就业的需求缺口，这个缺口吸收了大量的农村青壮年进入城市，作为劳动力参与到国家工业体系的建设中来，同时也直接拉动城市粮食价格的上涨和农产品销量的增加。这一时期国家发展靠苏联援助，获取工业化的起步，对农业农村农民没有在提取剩余上过量要求，客观上促进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农民的收入明显提升，也引发农民参与到城乡融合的过程中，并解决了部分的就业问题，也为农村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由此最终换取了大规模贫困的消除。同一时期国家对农村地区开展了较为广泛的科普、扫盲以及妇女解放等农村社会化运动推动贫困地区群众实现大规模减贫的配套制度建设。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是国家推进工业化进程的阶段。1955年起，毛泽东同志提出全盘脱苏，1957年苏联提供援华的投资就中断了。为了维护中国国家政治主权的完整，中苏互助停止，从1960年起，苏联全面停止援助中国工业化进程。[2]172中国所进行的军事重工业进程，不得不靠自身投入而维系，由此造成的不能直接收效及严重资金消耗的危害又在总体贫困的增加上添上了厚重的一笔，贫困问题再深一筹。在这个危急的时期，1959年到1961年，中国连续经历了三年大面积的旱涝灾害，对全国的耕地影响惨重，粮食产值连年下降，1960年农村农民人均粮食消费减少到312斤，随即发生的是饥饿疫病以及逃荒现象普遍发生。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1961年1962年国家财政收入降低到1957年的同期水平，而且在这样萧条的环境下，中国还要偿还苏联投资造成的国家债务，客观上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国内普遍性贫困的产生和延续。

到国家三五计划时期，经过中印自卫反击战、中苏关系恶化等事件的考验，我国面临的形势严峻。为了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1964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将“三线建设”提上日程，由此中国便进入了长达10年的备战备荒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推进了由国家工业化为目标的自力更生和追加投资，在经济上不断投入，再加上需要彻底偿还苏东外债，导致经济内生性赤字情况和普遍贫困情况在国内不断加深。

由加快建设国家工业化带来的经济成本投入，需要国内不断变革就业及市场经济的计划，城市职工在这种背景下被精简，使得大量进入城市的人口被迫退回乡间。国家开始限制城市户口的增加，打破本来处于不断优化阶段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市失业压力转嫁给乡村。这种形势不仅是排斥外来劳动力的表现，而且在实际上加重了乡村贫困的产生。后期国家积极动员使干部知识分子和民众参与到国家基础工业化原始建设中来，通过集体化时期對农田水利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之后20世纪80年代中国粮食在增产增收以及推动农村减贫上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晚年毛泽东把“现代化建设”作为实现的物质手段而推进。他始终坚定的认为，共同富裕要想实现，一定是要在“富裕”二字上下功夫，以实现经济效率的提升为第一基础。同时，在这个关系中还包含着分配关系的制定，如果社会是在私有制当中发展，那么社会将不会实现共同富裕，贫困的现象也就永远不能消除。而要长久的实现贫困的消除，使这种消除贫困的状态可持续，那社会发展的基础一定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将生产资料实现公有制可以从根源上消灭两极分化。

（二）绿化发展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倡导“统筹兼顾，属意自然，增产节约”的基础上领导开展了“绿色中国”运动。当时我国处于社会主义过渡和发展期，总体上发展趋势是以工业经济的推动为基础的，但工业基础薄弱的基本情况难以促进当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1955年，毛泽东提出“绿化祖国”。1956年1月，中央提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地、荒山。1957年，毛泽东发出了“向自然界开战”的宣言，提倡中国要经济发展、要消除贫困就要从大自然中获取资源。当然毛泽东同志在此提出的“开战”的概念，并不是简单的向自然界加以掠夺，而是毛泽东认识到人作为自然的“主人”和“奴隶”的双重性基础上，强调要充分了解自然规律，并且在了解自然的过程中，实现利用和改造的最终目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进行了具体的实践：

毛泽东重视森林资源，将绿色造林的环境保护形势等同于在自然银行的储蓄。例如他要求在利用森林时，砍伐树木只将树枝加以利用，而不能砍掉树身；
提出绿化祖国，将大地看作是一个生态园林，在三分之一的土地上推进种树造林，为绿化发展制定十二年规划，将愚公精神与绿化发展联系起来，推进绿化中国代代相传。也正是由于绿化发展思想的发展，为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带来的生态负面效应保存了生态力量。

三、在改革式减贫中发展的生态保护思想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的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展开，使得消除农村贫困进度向前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还加强了对生态保护思想的传播。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我国贫困落后的面貌，推进农业农村作为改革突破口先发展，从国家层面积极行动聚焦扶贫，明确社会主义要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根本，设计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借鉴国际经验，作为推进其减贫事业的重要手段，开启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对抗贫困的发展史。

其一，充分认识我国贫困落后的面貌。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国内，是刚从文化大革命阴霾脱离出来后，经济萧条、民生虚弱的时间点。按照上世纪七十年代世界银行的统计标准，中国位列贫穷国家和地区行列。[3]491975年2月，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就曾在接待外宾时坦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现实。随后邓小平直面中国发展的社会现实，承认落后和穷的现状，以此扭转国人僵化的思想。在他的谈话中会反复提到：“目前我们很穷”[4]736“我们穷，为什么要讲排场呢？本来穷，就别摆富样子，好起来再说”[5]429“经济发展速度太慢，人民生活水平太低，工业、农业比较落后。”[5]533邓小平还指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减贫事业的现实条件，即人口多，底子薄。因此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消除贫困也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认识到在这一艰巨的情形下，发展的目标要切合实际，摆脱贫困的过程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

其二，推进农业农村改革作为突破口先发展。20世纪70年代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尤其在产业布局上。中国进行了调整，引进了日本和欧洲欧美项目来调整国内的工业结构，但这也造成至1979年、1980年累计财政赤字超过300亿元，严重的经济压力使得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必须进行改革。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我国农村推进制度变革的开始，也助推了这一阶段减贫效应得以明显提升。国家在将工作的重心推向到經济建设上来后，便开始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和推广。这一行动让农民再次获得自主发展的权利，并激发了农民的脱贫动力，推动农村在向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中掌握自主权，享受农村财产关系规则和分配制度实行的红利。到1981年到1985年间，我国在粮食产量上持续增长，国家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效果初步展现出来，到1984年粮食总产量超过4亿吨。农村经济体制变革是农村摆脱贫困农民解决温饱的第一推手，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为解决农民温饱脱贫致富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找到了重要出口。农村工业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农村城市化的过程。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促进了农村小城镇的蓬勃发展。中国农村的改革变化，对改变国家的贫困面貌，帮助广大农民大规模的脱贫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其三，1986年，国务院把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工作提上重要工作日程，成立领导小组，配套机构和专人，推进开发式扶贫方案。在这些举措的指导下，财政赋予专项的扶贫资金进入到开发式扶贫地区，开始实行有组织、有计划、规范性的大规模国家开发式扶贫。国家开发式扶贫推行以来，国家连年加大资金扶贫力度，从1984年的29.8亿元，上涨到1993年的201.27亿元，开发式扶贫在贫困地区落地生根，以此带动的贫困人口减少效果非凡。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非常明显。1993年，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8000万。

其四，1989年到2002年，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拓宽扶贫实践道路，调整扶贫政策，中国式的扶贫模式开始在这一阶段形成规模。当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中国不仅面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创期的挑战，而且也需要面对贫困制约社会发展，尤其受到农村贫困问题的严峻和城市贫困问题凸显的双重制约。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迎接挑战，开拓中国特色扶贫模式，推进国家级反贫困工程建设落地，制定未来扶贫蓝图，实现中国减贫事业从温饱问题的逐步解决到总体小康的阶段性目标实现。

从1978年以后，农村在这一阶段经历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效显著，但同时也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下产生了新的问题。首先，体现在农村地区农业产量的下降上，进而也影响到农产品整体购销体制的改革问题；
其次，体现在农村经济受到城市改革的影响，本应呈上升态势的积极正面作用，反而有所下降。这一时期，国内工业企业承包制也逐步开展，城市发展势头乘势而上，碾压农村地区收入水平。由此直接导致城乡差距在这一时期进一步被拉大，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某些贫困的农村地区缺乏发展的地理优势、环境资源、基础配套上，还受到了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

从农村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经济萧条的危害由农村共担，危机转嫁的成本直接导致城市和农村陷入到贫困的境地。在城市中有大量的企业职工大规模下岗、退出就业圈并承担巨大的医疗和教育领域开支，内需不断下降。参与到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乡村劳动力在20世纪90年代初也被迫外流，失去由非农就业带来的收入，也使得原本就呈分散态势的小农市场更是失去了竞争力。随着税费负担后期有所加重，三农问题被激发出来，贫困问题在农村和农民中也有所增加。[6]45针对以上诸多问题，1986年5月，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设置专门的机构聚焦推进减贫。1994年，国家针对以上情况，国务院发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确定全国农村8 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要在七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解决，并对地理位置处于中西部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等国家重点扶持的592个贫困县实行靶向扶贫。[7]71在这一期间，中央累计安排财政扶贫资金达531.81亿元，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推进了减贫事业向前。1999年起，中央开始着手推进从城乡关系、区域发展和贫富差距三大差别体系的再平衡与和谐中找到方向。

这一时期对扶贫模式形成的推进与可持续思想的提出都对减贫事业后续的推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江泽民指出：“加强贫困地区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8]224，将减贫事业的发展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另外，还要注意到特色扶贫模式不仅要将经济贫困的消除作为目标，还要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统筹到这个目标中来。江泽民提出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要把经济、文化融入进去，还要认识到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文化发展与人民生活实质上是相通的，会互相影响，“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能得到改善”。[8]295他站在共同富裕内涵扩展的角度，发展了中国减贫思想，后续扶贫模式的探索之路也更加丰富了起来。至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江泽民提出可持续发展观，这是从国家层面指明未来发展要将资源消耗减少作为遵守的前提，同时协调生态、经济及地区可持续发展也要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付诸实践。

四、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形成的科学发展观

进入21世纪，社会总体经济水平处于高速稳定增长的良好势头，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中国经受住了国际国内各种挑战与考验，到2002年时，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约121 72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五位。但同时国内贫困问题并未减少，新世纪的到来，给这一阶段的减贫任务添加了新的考验，突出表现为城乡差距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城市贫困凸显、扶贫具体政策设定与落实存在的缺口问题等方面。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重大变化，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握时势所趋，积极辨明形势，在党的十六大上，明确形成了21世纪头2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9]29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将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中国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发展结合了起来。

2003年，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10]4652006年12月5日，胡锦涛详细阐述科学发展观的内容。2007年十七大建设生态文明被提出，党对减贫事业及生态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胡锦涛还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理论系统化，明确了扶贫开发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

针对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2002年起中央把三农问题推向至关重要的位置，并且明确要推动城乡统筹战略，聚焦三农问题，着力在农业、农村、农民的發展上建立完善制度框架。特别是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确立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同时，提出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之后县域经济发展的未来新走向，并依靠新农村与城镇的接轨以及中小企业的发展奠定未来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针对区域之间不平衡的问题，从我国整体的区域版图来看，东部地区发展优势及时间线明显早于西部地区。因此，由1999年开始，我国逐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从而调整解决由各种因素造成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2006年1月1日，废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以此农民正式与农业税、物业税告别。当然，在2008年之后，国家也陆续从经济层面进行了区域协调及平衡的投资政策投入。针对贫富差别问题，从国家制定《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起，逐步确定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成为国家今后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加大对特殊地区的扶贫力度。由此，以上战略的推进体现了农村在摆脱绝对贫困、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社会生活文化等各个阶段和领域的策略，为促进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之间达到平衡状态，推动减贫事业向前迈进。

回顾2002年到2012年，中国减贫事业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考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执行取得阶段性成果，国家推进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效果明显，国家在扶贫培训、贫困地区龙头企业扶持、贫困户就业等方面均取得了明显成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从国际视角对这一时期取得的减贫成效形成了明确的数据，即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85位。按当时的标准来看，中国已经提前完成了千年发展目标。[11]126中国需要扶持的贫困人口数量依然庞大、社会收入存在明显差距对减贫效应有所抵消，地区之间发展差异、中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日益凸显、生态环境问题与贫困问题共存、城市贫困问题仍需投入，都成为下一时期需要继续解决的现实问题。

这一时期在理论建设方面形成的“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中国减贫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理论财富。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在推进减贫事业中强调把贫困人口作为减贫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具体工作，在贫困治理的过程中，不仅要实现物质上的减贫，还要尊重贫困人口，探索实现贫困人口能力提升的路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缩小贫富差距作为关键论题。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提出，点明农村作为减贫主战场的重要性。2011年的中央扶贫开发会议上，胡锦涛再次强调了农村对实现小康的决定性作用，指出农村贫困问题解决的急迫性。[12]1-3另外胡锦涛在农村视察和调研中，多次强调把扶贫帮困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去完成，要求形成帮扶体系，实现全方位扶贫开发。

五、在脱贫攻坚中创新的绿色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扶贫减贫作为国家推进民生治理中的重要部分予以高度重视。从党的十八大至今，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上了消除贫困之路，同时综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高度界定中国减贫脱贫的意义，指明消除贫困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是关乎民生的重要方面。在履新后的第一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表达了对人民、对人民生活幸福、对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美好期盼，“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3]4，切实把人民幸福融入未来事业的规划中。

（一）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减贫事业的重要性、急迫性进行了深刻阐述，并以行动积极投身实践。从新世纪推进扶贫工作以来，中国的贫困产生主要聚焦于自然环境恶劣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地区。回首2012年12月，新一届领导集体勇担历史重任、直面现实挑战，刚履新的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省阜平县调研扶贫开发工作。2013年11月，习近平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在强调扶贫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因地施策时，还讲到：“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14]1，反对“一刀切”，由此精准扶贫的概念被创造性地提出，这是中国共产党扶贫思想的重大创新。到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针对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建立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随后又相继制定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规划和设计。到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将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问题作为该项规划设计的目标。具体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减贫事业面对的待脱贫人口数量巨大，原因之一就是贫困标准提高到2300元后，待脱贫人口则达到1.4亿，中国将扶贫开发的惠及面扩大，低收入群体和更多地区被纳入进来。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对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下大力度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所有农村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对推动脱贫攻坚任务和减贫进程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对贫困目标的瞄定。经过改革开放之后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的贫困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普遍性贫困转向区域性贫困的问题凸显。党的十八大以后，通过推进精准扶贫，区域性贫困问题瞄定的对象更为具像化，从区域到贫困县、贫困村，再到贫困户、贫困个体，对象的精准使得后续扶贫政策可更为有效的落实到人，惠及减贫效率的切实提升。其次是对扶贫政策带来的减贫效应的保障。贫困问题因地、因户各有不同，因此扶贫政策要想切实有效就不能一刀切。在奏响脱贫攻坚战的开幕后，各地出现了或不同性质、或不同表现、或不同人群的减贫难题，粗放型的扶贫模式难以应对日益凸显的减贫多样性挑战，扶贫政策和具体实施必须走向精准化，以保障减贫效应的发挥。最后是对扶贫工作的具体明确。通过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在逐步摸清我国贫困地区的底牌后，一套关乎“扶持谁、怎么扶、谁来扶”的实际问题找到了答案。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踏上贵州土地，总结了包括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方面的“六个精准”工作要求。到2015年10月，“五个一批”首次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汇集生产发展、易地搬迁、生态补偿、教育落实、社会保障合力指导减贫实践。[15]80-85

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战略定位及精准阐述，推进扶贫减贫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实践方案，这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反贫困宣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反贫困理论上的最新成果，为中国共产党新时代的减贫思想和减贫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绿色发展理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指出，到2020年要实现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目标，尤其要与绿色发展的总体实现形成合力，综合推进。这是贫困治理和生态治理在前瞻性、战略性、整体性层面的科学统筹与论断，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在理论层面进行了两次拓展，为中国绿色减贫事业提供指导。

第一次拓展为两山论的提出。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首次提出“两山论”，这是在深入剖析经济发展的各阶段特征与现实难题中形成的，为中国未来减贫指明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6]38-42“两山论”的提出是探索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如何达到平衡状态的理论成果，并在这一基础上挖掘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关系模式，并为绿色减贫的内在机制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基于减贫与生态发展之间的关系，“两山论”在考虑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同时，对绿色减贫理论的形成产生影响。首先，绿色减贫中，“两山”皆要。绿色减贫要达到贫困地區环境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均衡向前。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社会是具有相对独立的领地，但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绿水青山”代表自然生态环境，而“金山银山”代表着人文社会。从时间序列上讲，先有自然生态环境后有人文社会，而两者皆有其运行的规律。人类文明不断发展，在政治、经济、文社会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样的巨大成就也直接威胁到了“青山绿水”。因此，对两个世界采取均衡推进的策略，助力减贫地区获得全面的发展，是绿色减贫的终极目标。其次，绿色减贫中，“绿水青山”是底线。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介于人与自然发展的过程中自然所起到的先行作用，以及自然发展规律与运行法则对人类社会产生的重要关联，将生态保护放在减贫过程推进的底线原则上，则成为最终实现减贫效能的必要保障。尤其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时期，重视“绿水青山”，保护“绿水青山”，发展“绿水青山”为绿色减贫指明发展航向。再次，绿色减贫中，“两山”可循环。贫困地区由于其发展基础的特殊性，天然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并行发展创造了条件。从哲学发展的视角来看，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是跨越物质变换断裂的实践。在减贫中促发贫困地区生态资源价值的实现，以经济发展反哺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达到绿色减贫目标的最终实现。

第二次拓展为绿色发展理念的推进。

到2012年生态文明被确立为发展战略，作为绿色减贫的起点，推进党的各项事业。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突破二元城乡结构，将城乡一体化作为未来推进工作的主要内容，并在推动建设美丽乡村上下足功夫。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理念作为核心内容之一，对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2017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脱贫和摆脱绝对贫困后农村的发展指明方向。在推进21世纪精准扶贫过程中孕育形成绿色减贫新的理论，在消除绝对贫困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巩固和发展减贫成果，促进贫困地区迎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浪潮，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如果在发展中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浪费，这种破坏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将会付出沉重代价，生态的不可修复终将成为经济难以长远发展的制约。从根本上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方式的重要性，才能在追寻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可持续两者兼具的基础上，最终推动和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贫困地区的减贫与发展则必须依靠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形成的和谐发展架构来实现。具体来看，不论是绿色发展理念，还是“两山论”，都指明在减贫过程中要保持和实现“绿色”作为减贫前提的重要性。以“绿色”作为推进减贫事业的理念指导，强调生态环境保护、资源有效利用作为意识层面的支撑为绿色减贫廓清发展的理论前提。在思维上把绿色发展的位置放在前面，打破原有“唯GDP”的单一考量标准，融入绿色可持续发展指标，建立完整的减贫评价体系。绿色发展理念为减贫的实现与发展提供绿色资源转化的实现逻辑路径，结合绿色发展的概念，新时代减贫事业逐步带上了“绿色”的帽子，绿色减贫理念应运而生。

六、结语

回顾中国共产党人推动减贫的历史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系列的减贫成就得益于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对减贫事业一以贯之的重视，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之形成的综合性成效。未来，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如何协调城乡关系、区域关系及贫富关系的问题，以中国特色扶贫经验为基础，推动中国未来贫困治理不断深入拓展，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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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王立国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Green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LI Xiaoxia

（School of Marxism，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Beijing，102249，China）

Abstract：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ook the people as the foundation，took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as his responsibility，condensed new ideas，pursue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dream of getting rid of poverty，and formed a unique，people-oriented，accurate and sustainable poverty control plan for China.By combing and exploring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green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dea of common prosperity conceived in the struggle to eradicate poverty，the idea of green development promoted in the relief poverty reduction，the idea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developed in the reform poverty reduction，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form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and the innovativ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tackling poverty"，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summing up the achievements of tackling poverty and systematically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effectiveness of green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green poverty reduc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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