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萌 李岱
摘要：图书馆阅读推广旨在为读者提供合宜优质的阅读信息、健全科技理性与人文关怀合一的服务体系，以强化阅读认同感，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在达成这一目标理想的过程中，要警惕工具理性思维，不断探索人类理解结构及现代诸主体间交互行为的变迁。图书馆在阅读推广工作中应借鉴诠释学理论，回归“阅读”本真，注重人文关怀和情感理想的回归，注重效果历史的动态建构，健全协调的阅读推广机制。
关键词：诠释学 阅读推广 人文关怀 效果历史
一直以来，图书馆哲学都被认作是图书馆学的基础性理论之一，解释并指导图书馆实践及哲学原理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1]。但是图书馆哲学并不能机械地等同于图书馆学与哲学的相加，而是意在取得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结。诠释学理论可以充当晚出的诸学科撬动哲学殿堂的秘钥，因为诠释学有一种构造冲动，始终关涉主体私域内部的互指及其与公共域的交往，而哲学诠释学是20世纪以后研究人类精神科学与物质世界有机结合的有力工具。
图书馆阅读推广现状的诠释学需要
阅读是人类历史上获得知识经验增长最便捷的途径之一，工业时代以前的技术文明史中，知识的传导与互换主要依托书报卷宗等纸质媒介的复制手段实现，固化为物质符号的语言文字可能随时间演进不断堆积渐旧。其中，不朽的精神思想依然辉光日新，扮演着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并开发智力资源角色的图书馆功不可没。随着世界图景时代的降临，形而上学、森严壁垒遭遇解构，图书馆作为人类理性的故地与家园也同样面临大批异乡人的出走。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图书馆虽然积极探索，不断转型以紧跟时代步伐，但现代化转型的背后却不乏冰冷的技术理性化，书本中心逐渐让渡给技术热，人文关怀日渐流失；
另一方面在于图书馆内部存在职业思维的固化与对哲学理路的漠视，部分人认为图书馆事业就是图书管理，至多只需拿来管理学的经验，殊不知图书馆最该是人文精神的智库，而要将阅读这种最一般意义上的个体行为推广出去则更需要哲学思维的训练。
从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走向阅读社会”的号召，到2022年4月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在北京召开，阅读浪潮此起彼伏，其中的关键是良性的阅读推广，而图书馆本位对于阅读推广自有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阅读推广已成为图书馆主流服务形式。2010年以来，我国学者在阅读推广领域做了大规模研究，突破了国际图书馆界常见的用户阅读行为研究、图书馆活动个案讨论和阅读推广调研分析等偏重经验和实证的研究范畴，进入了阅读文化研究、阅读推广服务对策研究和阅读推广基础理论研究等新领域，大大丰富了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理论体系[2]。随着官方意志和学术群体的日益重视，图书馆服务体系中的阅读推广已经转换为打破主体私域性、迈向集体性的事件。传统的阅读方式发生巨变，便携式终端可提供海量的阅读内容，看似图书资源已被推及到人们最切近之处，但真正的“阅读”依然与人们渐行渐远，快节奏的生活使人们愈加趋向于碎片化的阅读和浅阅读，甚至“5分钟读完一本书”等加工产物占据了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这种阅读是快餐而非陈酿的酒。事实上，阅读最大的价值在于主体间视域的碰撞与融合，奇妙之处在于固定排列组合的文字在其固有意义之外通过不同主体的诠释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和意义。
为了进一步健全阅读推广机制，强化阅读认同感，图书馆阅读推广更需要与时俱进、跨界合作以及深入人际交往深层的理论帮助，哲学诠释学的视域并非全然仰赖历史也并非从属独断的主观论调，正如苏志磊指出那样：用哲学诠释学的视角去研究以“理解”为核心的阅读活动，是阅读推广基础理论中“形而上”的（学）研究，关注的是阅读推广存在和发展的根本问题，对图书馆阅读推广实践（术）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3]
图书馆阅读推广的诠释学启示
诠释学（Hermeneutics）又称解释学，发轫于古老的释经活动，目的是通过对《圣经》的解释来领会神的旨意。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认为诠释学就是“避免误解的艺术”，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认为，“理解者必须首先对文本的创作过程作心理学上的还原，悉心体验，彼此认同，借此进入作者的视野，才能重建整个创作的心理过程，揭示本文的原意”。20世纪，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提出了“此在”的概念，使诠释成为一种“存在”的形式，而“此在”表示了一种在诠释过程中呈现的意义关联，它关系着人的精神层面的发展和建构。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构建了系统的哲学诠释学，他创造性的提出了视域融合的观点，认为要正视人们在诠释时带入的“先入之见”而非排斥它，并且在理解的时候要分清我们要理解的并不是作者的意图，而是文本脱离作者之后所具有的真理内容。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的经典诠释学体系使得人文精神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中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20世纪的诠释学经过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改造真正从方法论诠释学走向哲学本体论，这一转向本身对阅读推广具有开悟性启示。
阅读推广是一种针对全体公民的活动化、介入式的服务，需要订立一套长效机制与普遍的理论范式来指导实践的展开，前提是要理清什么是“阅读”本身。波澜不惊的阅读行为背后是读者视域和文本视域的融合沟通，是思想的涌动，是境界的升华。伽达默尔说：“文本之所以能表述一件事情，归根到底是解释者的功劳。文本和解释者双方对此都出了一份力量……在重新唤起文本意义的过程中解释者自己的思想总是已经参与了进去。就此而言，解释者自己的视域具有决定性作用。”[4]对于阅读推广而言，最重要的是把权力的本真下放给“阅读”自身，使理解中所筹划的种种可能性以还原的面目向着未来筹划。由此，我们可以说“阅读”不是指向行为主体或认识主体，而是面向此存在的生成性谋划。
图书馆作为阅读推广的重要策划组织基地，功能也呈現多样化的态势，以“场所+机构+平台”三位体统一性辐射知识交互网的方方面面。一方面，阅读推广活动就是以智识主体为信息的发出与接受者张开的沟通活动场，营造合宜的、特色的图书馆语境无疑促生着主体交流的深入与会通；
另一方面，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概念，行为在一定意义上通过独立的身体活动实现，但思想和言语活动永远都只能在其他行为中连带完成。[5]阅读推广过程中必须考虑到互动参与者表达时的合理立场与意向心声，想要达到强化阅读认同感的效果，要么从效果统一体中就价值与范式达成共识，要么取得阅读推广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信任，两者都意在建立协调的主体间关系，只不过前者从理论上而后者从行动中出发，目的是在“理解—交互”游牧的途中相遇。前者理解当中不仅包含着读者对图书文本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掌握，更预示着诸要素之间的有机协作对信息时代主体间交往契机的启示。
强化图书馆阅读推广效应的诠释学方法
游牧始终是不断拓宽边界的动态建构，在数字时代，图书馆沉重的物质形象得到拆解并在移动终端中轻盈地重构，阅读推广服务在其中不断转型，而援引诠释学的方法能够给技术时代的科技理性保留人文关怀，人性地促进优质资源共享，更重要的是呼唤返乡者重回精神家园的怀抱。
一是注重人文关怀和理性情感的回归。当前的阅读推广平台、手段呈多样化趋势，除直接阅读书籍外，还有许多“代为阅读”的音视频节目，用以在快节奏的生活中重新激发人们对文化的领悟、对阅读的热情。其中知名的有《朗读者》《典籍里的中国》等电视节目，又有如《樊登读书》类的对书籍进行总结与思考的节目，这对激发人们的阅读意愿，传播我国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自信有一定作用，但是从阅读本身来讲，节目代为诠释解构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直接沟通，节目在文本与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这座桥梁遵循着一定的价值与规范，在此之外读者与文本之间无法真正碰撞出火花。快餐化、碎片化、娱乐化的阅读无疑是对传统以来科学所构建的理性的解构，在这其中，人们的理想情感从自觉的理性自由状态变为被娱乐所裹挟，因此，图书馆在阅读推广中更应当注重人文关怀，立足于阅读本真，呼唤理性和情感的回归。
二是注重效果历史的动态建构。在伽达默尔看来，历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不断生成的，理解不是一个主体的行为，而是效果历史的一个方面。阅读本身就是阐释活动，这种活动依赖读者的理性与知识，具有整体性和丰富性，因此，阅读推广活动不仅仅是形式活动，而是具有内在审美意蕴的文化活动。在数字时代，如何处理文本与读者、文本的诠释桥梁、诠释桥梁与读者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是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的重要课题。图书馆阅读推广应重视理解事件生成过程中的时空共在性，以健全人的智力为最终目的，使之参与并符合效果历史的动态建构过程。在这一点上，部分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已初见端倪。譬如湖南大学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以“读百部经典，品千年文化”为主题，围绕提升参与者古文素养、唤醒国人心底蛰居的高古人格为核心，古老的文本阅读结合新鲜的阅读服务机制，以打卡、积累阅读时长、伴读、原著诵读展示、知识竞赛等要素和活动使知识活化、内化、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体系同样在活用现代媒介的同时应用各项举措保证人文关怀，如深圳南山图书馆坚持将阅读个性化与阅读推广群体性特征相结合，开启“21天阅读计划”等项目，结合当下热点，精选好书由导师带读，并鼓励参与者思维碰撞，真正有创意、有温度、有主次、有保障地发挥图书馆正向的社会功能。
三是以健全协调的阅读推广机制为基础。视域的碰撞融合能否成功激发化学反应，文本经过时间长河的洗刷能否继续焕发光彩，在于图书馆能否在阅读推广中把握“閱读”的本意，是否理解隐蔽在阅读行为深处的哲学进程，能否在主体间开悟出一片思维活动的澄明领地，给予读者积极的回馈，健全协调的阅读推广机制。健全协调的阅读推广机制要求图书馆不仅要推广阅读，更要激发读者的阅读意愿，同时能够引导读者在与文本的对话中得到境界的升华，真正做到推广“阅读”而不仅仅是荐书，强化阅读的认同感，引导良好的阅读风尚，以此助力提升全民族的文化自信。
相较于其他阅读推广主体，图书馆有着丰富的图书资源和根植于心的服务精神，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可以拓展出丰富多样的服务手段，如何将合适的书籍和服务以恰当的手段送到需要的人身边是一门学问。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细致分析用户数据，面向不同的目标群体举办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针对性的阅读推广服务，以便使读者和推广内容能够进行更有效的视域融合；
其次要开展行之有效的阅读引导及后续服务，阅读推广是一项长期工作，在读者阅读过程中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不但能够升华读者视域，而且能够使文本更加有效地向我们敞开，为我们所用，在当今时代不断丰富其诠释意义，更好发挥其价值；
最后，要不断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服务手段，尽量扩大服务的辐射范围。受图书馆区域分布及大众对图书馆的认知有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效果也大打折扣，加强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法才能提高阅读推广服务效果。此外，要提高服务的主动性。图书馆应该从读者上门接受服务，转变为主动让服务走进社区、走进家庭，充分利用公众号推送、举办活动、多馆合作、第三方合作等方法增加曝光率，扩大服务的辐射范围，形成更大的阅读推广效应，以期在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下，打破游牧迁移的不确定性，力图迎回原先出走的阅读主体的集体返乡。
作者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本文系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诠释学视角下的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项目编号：2018C005）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周文骏. 图书馆学研究论文集[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6.
[2] 汝萌，李岱. 社会网络分析视角下的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J]. 图书馆界， 2022（03）.
[3] 苏志磊. 理解与阅读：
阅读推广的哲学诠释学研究[J]. 新世纪图书馆， 2019（10）.
[4] 洪汉鼎. 伽达默尔诠释学与文学阅读[J]. 高校理论战线， 2013（02）.
[5]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M]. 曹卫东，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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