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城是范仲淹“忧乐”思想的萌发地和践行地

许正和

普天下的读书人有谁不知道范仲淹和他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呢？又有谁不知道其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呢？而对于范公堤，外地人了解的可能并不多。它是纵贯苏北沿海的一道捍海长堤，唐代李承始筑，北宋范仲淹、张纶、胡令仪等主持修筑。后人感念范仲淹的恩德，统而称其为“范公堤”。

从范仲淹和滕子京的关系说起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这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一文的开头。

滕子京（991—1047年）名宗谅，河南洛阳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宋史·卷三百○三·列传第六十二》载：“滕宗谅与范仲淹同年举进士，其后仲淹称其才，乃以泰州军事推官召试学士院……仲淹荐（滕）以自代，擢天章阁待制……复徙岳州，迁苏州，卒。”又说，“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所莅州喜建学……学者倾江淮间……”

范仲淹和滕子京两人之间的关系可归纳为“五同”：一是同年。范仲淹和滕子京在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同年考取进士。二是同在当时的淮南东路泰州当官。范仲淹在泰州属下西溪（今东台市东台镇）任盐仓监，滕子京则在州衙任军事推官。三是一同领导重修了唐代捍海堰的“一期工程”。四是同在今陕甘一带抗击西夏。五是同为岳阳楼留下了不朽的光彩。滕子京为之建造，范仲淹为之著文，成就了永远的美谈，今岳阳楼内就铸有范仲淹、滕子京两人并坐的铜像。

其实，范仲淹、滕子京的关系又岂止于“五同”？他们之间更重要的是品格和志趣的相同。《范仲淹全集》中收录有《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酬滕子京同年》《滕子京以真箓相示因以赠之》等诗文，所有这些都证明了范仲淹、滕子京两人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

范仲淹、滕子京

一同修筑捍海堰的证据

范公堤的前身为唐代李承始筑的捍海堰，又叫李堤、常丰堰。“李承，赵郡高邑人……为淮南道黜陟使，奏于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屯田瘠卤，岁收十倍，至今受其利。”（《新唐书卷一百五十六·列传第六十八》）

至范仲淹到西溪任盐仓监时，唐代的捍海堰已经经历了250多年的风雨，因年久失修而塌圮，逐渐失去了防潮的能力。目睹潮水泛滥，殃及百姓，范仲淹于天圣三年（1025年）秋冬，向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提出了重修捍海堰的动议。在后来的《泰州张侯祠堂颂》中，范仲淹是这么说的：“惟兹海陵，古有潮堰，旧功旨葺，惊波荐至，盐其稼穑，偃其桑梓。此邦之人，极乎其否。公坚请修复，乃兴厥工，横议嚣然，仅使中废。公又与转运使胡公（令仪）再列其状，朝廷可之。起基于天圣三载之秋，毕工于六载之春……”

在张纶、胡令仪的力挺之下，朝廷采纳了范仲淹修筑捍海堰的动议，并决定由范仲淹主其事，由滕子京协助之。一时间，沿海百余里工地上，集结了数万名士兵和民工，旌旗飘扬，人声鼎沸。当年秋冬，正当工程热火朝天进行之时，一场风暴挟持着早来的寒流突然袭击了沿海。狂风大作，暴雨滂沱，间以纷飞之雹雪，大海掀起了惊涛骇浪，刹那间，冲决了新堤，百多名衣着单薄的兵民被卷入大海。大家呼号哀啼，四处奔逃，整个工地乱成一团。在这混乱的关头，滕子京临危不惧，站立在工地的高处，责令各带队吏员坚守岗位，组织兵民向安全地带疏散，并劝说大家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从而有效地安定了大家的情绪。可以说，开工以后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是他和范仲淹共同度过的。

庆历七年（1047年），滕子京病逝于苏州知州任上，范仲淹为他写下《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其中就特地提及了当年滕子京与自己并肩修筑捍海堰的情节：“（滕）又与予同护海堰之役，遇大风至，即夕潮上，兵民惊逸，吏皆仓皇，不能止，君独神色不变，缓谈其利害，众意乃定。予始知君必非常之才而心爱焉。”范仲淹、滕子京领导的捍海堰“一期工程”发生在天圣三年（1025年）秋、冬，因潮汐大至、死百余人而被迫停工。范仲淹的这一段文字，不仅描写了修筑捍海堰工程的艰难，同时也描述了滕子京的临危不惧，从而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滕子京“知君必非常之才而心爱”的情感。

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的诞生

范仲淹与滕子京的“并肩战斗”，并不止修筑唐代捍海堰一事。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任抵御西夏军入侵的边关统帅，他向朝廷举荐滕子京任泾州知州。在他们共同努力下，边关形势迅速转危为安。而等到局势有所稳定以及滕子京遭受不实举报之后，范仲淹又先后向朝廷上书《举滕宗谅状》《奏雪滕宗谅张亢》《再奏辩滕宗谅张亢》，为滕子京鸣不平。

然而，在官场险恶的风浪中，滕子京和范仲淹却一再遭遇贬斥。滕子京先后贬虢州、岳州，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之后也遭遇了贬斥。据沙口所著《范仲淹》一书说：“滕子京为人正直坦诚，光明磊落，与范肝胆相照，上不愧国家君主，下不愧黎民百姓。”无论是官场升迁还是数度遭贬，滕子京也和范仲淹一样，能始终秉持自己的操守。贬岳州后，他抛却了仕途不顺的私怨，勤于政务，为地方办了很多实事。在文化建设方面，最为突出的便是组织重修了岳阳楼，并以《与范经略求记书》，请当时远在邓州的范仲淹著文以记。

身处邓州的范仲淹，心中必定会有朝堂纷争的涟漪，也必定会有遭贬“出局”的烦闷。但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便在于能够及时做好心理的调适，正如他在《邓州谢上表》中所言，自己只顾“救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接到滕子京的“求记书”，范仲淹欣然应命，胸有沟壑，笔走风云，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因此诞生。

盐城与范仲淹

“忧乐”思想的联系

范仲淹、滕子京的“五同”，以及“并肩戰斗”在修筑唐代捍海堰一线、抗击西夏一线，已经证明了二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非比寻常的铁杆关系。而《岳阳楼记》并非旧时文人一般的应和之作，而是抒发二人性情、胸怀的重要载体。李伟国在《范仲淹〈岳阳楼记〉事考》一文中说：“（《岳阳楼记》）最后一段是思想的升华，全文的重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后世都是引用率极高的名句。而当时修筑捍海堰之时，范仲淹、滕子京的官阶都很低，可称小官大担当，小官大作为。”“卑栖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正是范仲淹在西溪任盐官时所写《西溪书事》中所记。这其中，不仅吐露了自己的个人操守，也道出了滕子京的心声。

凡一种重要的思想，必有一个萌发、升华的过程，范仲淹的“忧乐”思想亦当如此———早年在修筑唐代捍海堰时萌发、践行，后期在著作《岳阳楼记》时总结、升华。如同拥有江苏最长海岸线一样，盐城拥有古范公堤（捍海堰）最长堤（堰）段，更是范仲淹在担任西溪盐仓监时倡导修筑捍海堰的最初“大本营”。

（盐城市亭湖区委统战部推荐）

（责编  韦露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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