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居夷”到“俗比邹鲁”——明代粤西文治教化路径的文学书写

钟乃元

中国历代王朝在粤西(广西古称)设置独立的高层政区，始于晚唐咸通年间岭南西道节度使的任命。后经历宋代广南西路、元代广西两江道宣慰司政制的沿革，到明代时，粤西才真正实现以今广西地域范围为基础的高层政区的建置(1)郑维宽：《历代王朝治理广西边疆的策略研究——基于地缘政治的考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13页。。明承元法，在粤西的西部、西南部地区保留土司制，除沿袭尊重少数民族聚居区社会习俗和组织结构的“以夷治夷”治理方略以外，还采用了不同于以往的将土官制度纳入王朝控制体系的“以流治土”措施，以及加强对粤西少数民族进行围堵、防范的“流土分治”策略。由此，明代粤西境内形成了东、中部地区流官统治区与西部、西南部土司地区并立的二元政治结构局面(2)郑维宽：《历代王朝治理广西边疆的策略研究——基于地缘政治的考察》，第274-275页。。

历朝粤西治理之政虽不尽相同，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唐宋以来“制内御外”始终是其根本点。所谓“制内御外”，一方面要在粤西安边治民，不能容忍地方酋豪有割据岭西的野心，另一方面，朝廷把粤西作为拱卫岭南东部、五岭以北的边疆重镇，始终牢牢控制着粤西的疆域安全，不允许外地缘国家对粤西的侵占。因此，封建王朝在粤西的军事行动屡见不鲜。元明时期，元世祖、明太祖、明成祖、明英宗等多次用兵“征南”，与安南建立宗藩关系，滇、黔地区土司亦纳款，进入王朝的控制体系，外地缘政权对西南边疆安全的威胁基本消除。在此背景下，明朝粤西治理的重点是“制内”。关于如何“制内”，明朝循此前王朝的惯例，从认同儒家文化的“大一统”原则出发，一早就确定了文治教化的基本策略。不过因民族矛盾尖锐、边疆形势演变等因素的影响，该策略在粤西并未得到一以贯之的实行，一度被“威服”思想取代，遭武力镇压等军事措施破坏。笔者曾撰文从边政演变的角度论述明代君臣上下直到嘉靖年间才形成大倡“文治教化”而使“粤壤同风”的粤西治理共识(3)钟乃元：《论明朝初年至嘉靖间粤西诗大一统书写的嬗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153-159页。。但有关文教之策在粤西流官统治区如何恢复振兴，尤其是在土司地区首次面向瑶僮族群实施并且取得突破性进展，文人们进行了怎样的书写，背后的政治动机和文化意蕴是什么，因篇幅所限，其义未申，因另撰本文予以探讨。

由于粤西是一个“民夷杂处”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文化上呈多元混合型特征。因此，王朝国家对粤西的治理，自汉代统治者提出“以其故俗治”(4)《史记》卷三○《平准书》：“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440页)的思想以来，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羁縻与流官统治区的教化一直都是相沿成习的治理手段。文治教化策略凝聚了儒家仁政惠民、礼乐敦俗、诗书取士的治国理政的智慧，但因种种原因，明代之前粤西文教实施范围大多限于流官统治区和汉族族群，而且成效有限，也经常因易代之际岭南陷入割据混乱等原因中断。

在明代，粤西高层政区建置十分稳定，外地缘边疆安全威胁变小，朝廷派驻的军政机构与粤西土司之间互动频繁，文治教化之策，除了在流官统治区持续深入加强，成效远超前代以外，在粤西土司地区也初步得以落实，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促进边疆地区内地化的趋势，这一变化趋势值得关注。另外，明代的文治教化政策在粤西二元政治格局中如何具体地去实施和开展，除了帝王和重臣三令五申，粤西官员躬身实践之外，文人们也在文学领域对其路径进行了多角度的书写。这一文学书写的核心内容是从“孔子居夷”的立场出发，呼吁民族平等观念的建立，营造良好的时代氛围；
基于以“孔子居夷”为象征的民族平等观的建立，促使粤西官员破除华夷区隔的历史成见，扩大文治教化的地域范围和族群范围；
以“孔子居夷”所体现的乐教、善教精神为文学象征，激励粤西官员勇担教化的责任，主动全面了解、叙写粤西各民族民风土俗之异，作为“以夏变夷”的前提，给汉唐至宋元时期“因俗而治”的粤西治理理念注入新的内涵；
树立粤西文治教化的地方典型、人物典型，旌表“孔子居夷”的显著效果；
描绘“孔子居夷”之后粤西文治教化的理想图景，表现粤西从边疆向内地辐辏的政治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

这些关涉明代粤西文治教化路径的文学书写，作者包括朝廷内外的大臣、任职粤西的官员以及普通文人，作品体裁涵盖诗词、歌谣、散文、游记等。由于粤西属于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又属于弱势文化区，其作为高层政区整体“向化”的历史时间晚于蜀、闽、粤东，又略早于滇、黔，从粤西文学的角度去透视其明代文治教化的进程，总结其特点，不仅可以看到王朝文教与地域文学互动的规律，也可以丰富边疆治理与文学关系的认识。

粤西民族成分多，分布广泛。在明代时，以“瑶、僮居多，盘万岭之中，当三江之险……其散布于桂林、柳州、庆远、平乐诸郡县者，所在蔓衍。而田州、泗城之属，尤称强悍。种类滋繁，莫可枚举”(5)《明史》卷三一七《广西土司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201页。。要在粤西推进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治教化之策，必须打破历代王朝“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6)杨伯峻：《孟子译注》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09页。的华夏中心观，突破《禹贡》五服之外皆蛮荒的地理空间认识，平等看待粤西的少数民族，这是文教之治落实的基本前提。具体而言，执行粤西文教之治的主体必须具有民族平等的意识。因应这一治理要求，在关涉粤西文教的文学书写中，“孔子居夷”这一典故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具有了民族平等的象征意义。

孔子居夷之事最早见于《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7)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1页。关于孔子居夷的背景，历代注家的基本看法是“孔子疾中国无明君”(8)《论语注疏》卷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91页。，“圣道不行于中国”(9)何晏集解，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卷五，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23页。。对于“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的解释，东汉马融认为“孔子居夷”是“至化也，圣人所在，则化九夷，变中夏也”；
东晋孙绰认为是九夷“无礼义”，“君子所居者化”(10)何晏集解，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卷五，第124页。。从儒家的立场出发，认为孔子是圣德之人，其所居处，能感化边鄙蛮貊，自是题中应有之义。笔者以为，无论是居夷的动机，还是居夷之后“以夏变夷”的化育效果，还应当注意到背后隐藏着的圣人对天下一视同仁、华夷不分内外的民族平等观。宋代李光《读易详说》卷二云：“圣人于天下，一视同仁，固未尝分远近亲疏之间，此道既明，则邦邑之人不待教诫，咸协于我，如此则吉可知矣。”(11)李光：《读易详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5页。元代王充耘《书义矜式》卷二亦云：“尝谓一视同仁，举天下之大，而纳之吾教化之中，此固圣人之心也，而有曰文以治内，武以治外，其所以不同者，何哉？呜呼！圣人之心，未尝有内外之异也，其势则然耳。”(12)王充耘：《书义矜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册，第476页。李光、王充耘所论可以说是对《论语》所记“孔子居夷”意义的进一步阐发。如果孔子没有一视同仁的民族平等观，也无法破除文内武外的治理偏见，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居夷”甚至“化九夷”了。明代正德年间王阳明谪居贵州龙场驿，作《何陋轩记》，一方面是对以德化夷一贯意义的阐发，另外一方面，从中深刻体悟到的民族平等观，也给他在嘉靖初年主张以文治教化之策经略粤西奠定了基础。贵州悟道，粤西践行，恰好体现了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过程性、连贯性。

明代自立国之初，在处理朝廷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最高统治者即反复强调“华夷一家”“华夷皆赤子”。朱元璋认为天下“人民皆朝廷赤子”(13)《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第8168页。。明成祖朱棣也说“华夷本一家”，“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14)《明太宗实录》卷二六四，永乐二十一年十月己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407页。。类似“海内海外，一视同仁”“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15)《明太宗实录》卷三○，永乐二年四月辛未，第533-534页。的帝王懿旨频频颁下，已经不仅仅是笼络边疆少数民族的帝王话术，而且也传达了民族平等的思想。在混一海宇的大一统王朝明代，“孔子居夷”的语境背景不再是“国无明君”“圣道不行中国”，而是“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16)《明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丁丑，第1048页。的民族平等观的形成。

对于粤西而言，从洪武初年开始，明太祖朱元璋表达了平等看待粤西少数民族，优先以“文治”使“蛮僚”“从化”的鲜明立场。洪武元年(1368)，粤西左江太平府土官向中书平章事(宰相)杨璟纳款归降，粤西遂入大明版图。回朝后，太祖就如何治理粤西问计于杨璟，杨璟的意见是“蛮僚顽犷，散则为民，聚则为盗，难以文治，当临之以兵，彼始畏服”(17)《明史》卷三一八《广西土司二》，第8229页。，朱元璋当即反驳道：“蛮瑶性习虽殊，然其好生恶死之心，未尝不同。若抚之以安靖，待之以诚，谕之以理，彼岂有不从化者哉。”(18)《明史》卷三一八《广西土司二》，第8229页紧接着，朱元璋遣中书省官员兰以权颁《谕广西溪峒官民诏》云：“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远人。此古先圣王，威德并施，遐迩咸服者也。睠兹两江，地边南徼，风俗质朴。自唐宋以来，黄岑二氏，代居其间。世颓则保境土，世治则修职贡。良由其审时之几，故能若此。顷者，朕命南征，八闽克清，两广平定。尔等不烦师旅，奉印来归，向慕之诚，良足嘉尚。今特遣使往谕，尔其克慎乃心，益懋厥职，奉宣朕意，以安居民。”(19)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册，第47-48页由此奠定了明朝对粤西各民族一视同仁，在粤西实施文治教化的政策基调。不过，明代的华夷一视同仁和唐代还是有区别的，它可以说是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对归顺之“夷”的怀柔与同化，它依然沿袭了南宋以来的文化中心主义的华夷观，有研究者指出：“人们对华夷的理解，更强调文化与政权的合法性，这与前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从道德纲常的角度理解华夏文化的特性，从合于‘天理’的角度理解王朝之‘正统’，在政权和文化层面将华夏与道统、天理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对夷狄文化和夷狄政权的理解，也是着眼于此。”(20)刘培：《南宋华夷观念的转变与梅花象喻的生成》，《文学评论》2021年第5期，第57-66页。明代对粤西各民族的怀柔与同化，是建立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的，这一点是我们不能忽略的。

在明代文人的眼中，孔子之道不仅是治国理政的法宝，更是维系天下一统的思想根基。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广西巡抚万节与广西布政使揭稽等人捐俸重修临桂县学(原宋代宣成书院)，周纪作《重修临桂县学记》云：

孔子之道，天地之道也，国家生民，不可一日无者。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行斯道于上，孔子明斯道于下，所谓继往圣开来学者，孔子也。我朝圣圣相承，君师宇内，尊信孔子之道，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崇庙祀。冕旒而南面，一视王者，春秋有事，与社稷等，甚盛典也。(21)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七，第2册，第289-290页。

孔子之道既事关王者春秋，又是君王南面一统天下的根本，因此孔子居夷这一历史文化典故的意涵得以重新发掘。明英宗正统十一年，万节、揭稽与广西按察使章聪上奏朝廷，恳请修思恩府学，万节作《思恩府学记》云：“昔孔子欲居九夷，当时疑焉。何也？不察孔子意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用夏变夷之道也。”(22)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七，第2册，第292页。万节认为，在土酋统治的思恩府立学建庙，是“夫子欲居九夷之明，效果验于今日”，并感慨“设使孔子当时信往必居，其过化存神之妙，岂但如此而已哉！”(23)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七，第2册，第293页。

在孔子之道被推到至尊之位，明朝君主高扬“华夷一家”的观念来推进边疆治理的时代背景下，出现在粤西文学中的孔子居夷典故，融入了民族平等的内涵是十分自然的。明初三大家之一的高启在《送胡簿之阳朔》中就说：

几年桂管去人稀，白发怜君独远违。过海定寻回估舶，出京才脱旧儒衣。祠羞茘子传巫语，县闭榕阴放吏归。亦欲居夷嗟未得，漫看鸿鹄向南飞。(24)高启：《高青丘集》卷一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89页。

阳朔，在唐代属于岭南五府中的桂管观察使府，是府治桂州辖县之一，虽在晚唐出现过进士曹邺，但长期以来文教不昌，北宋王巩、苏轼即视之为流放之地、瘴疠之乡(25)苏轼《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一：“君谈阳朔山，不作一钱直。岩藏两头蛇，瘴落千仞翼。雅宜驩兜放，颇讶虞舜陟。暂来已可畏，览镜忧面黑。”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二四一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928页。。在中原底定的明初，许多文人对粤西仍存有偏见，极少愿意主动赴原唐代“三管”旧地为官，甚至以到粤西任官为耻。恰如明宪宗成化年间柳州府通判桑悦巡视属县融水时所作《游老君洞》诗云：“古人一麾耻外郡。”(26)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七，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册，第230页。在南宋诗人王正功高赞“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历史背景中，赴阳朔任职为何仍被中原文人视为畏途？据正统年间吴惠《阳朔县儒学记》分析：“阳朔为桂属邑，东制邕容交广之冲，南扼宾峦岩象之隘，孤峰绝巘，势险形蹙。令于此者，得以因循岁月为难，况望其以教化自任，而于风土民俗加之意邪？”(27)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七，第2册，第291页。质言之，阳朔不仅为小邑，也是明王朝在粤西治理流官统治区与土司地区的衔接要冲，粤西民族矛盾易于触发的风险地。愿来此地的官员本就不多，勉强赴任者亦无意于纠缠其中，只是来消磨时间、熬任职资历的，更不用说了解当地民风土俗，并教化当地民众了。这种情况下，胡主簿能排除偏见，以白发高龄赴桂林府阳朔任职，其精神如同“孔子居夷”，彰显了君子感化边疆子民的“鸿鹄”之志，实有文教破冰的意义。因此高启特意在诗的尾联，以“亦欲居夷”的共情之语壮大其势，凸显此行之难能可贵，也表达了作者平视边疆人民的立场。

成化年间，桑悦刚到柳州府通判任上时，作《至柳郡写怀》云：“郡堂清冷似僧舍，边境深难立纲纪。离城十里是生僮，通衢处处生荆杞。打村劫路闻暗熟，里半居民存有几。参戎守备日筹画，据险贼巢难尽洗。孔子居夷岂兵革，大舜格苗舞干羽。此意汪洋似深海，愚生安得窥涯涘。”(28)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七，第2册，第227页。桑悦认为，即使有中唐柳宗元刺柳惠化之举，效果也仅限于柳州城，至明代中期，环绕州治一带的僮族依然处于未开化(即生僮)的状态(29)万历年间柳州府怀远县新建儒学，徐秋鹗《新建怀远县儒学记》云：“西粤在南粤之偏，大都郭内为齐民，而其夷杂处于郊，盖犹古称伊洛之戎云。而柳为甚，柳之邑怀远尤甚。五溪之峒，鬼方之酋，牂牁之瑶，环而居之。”可见当时瑶、侗等少数民族亦未受汉法教化，可为桑悦诗的佐证。参见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八，第2册，第336页。。为此，作者明确提出“孔子居夷”在文不在武，其深意仍然需要在实践中领会。后来，在任上的桑悦频频深入蛮峒，“每逢村老善告语，天子仁恩浃遐迩”(30)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七《至柳郡写怀》，第2册，第227页。，以实际行动去传达“孔子居夷”的深意。桑悦深入柳州府辖县巡查，招抚少数民族时，面对“村村竹木占山乡，屡杀人民似犬羊”(31)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一六《记僮俗六首》其四，第5册，第12页。的慓猘风俗，经常以“夫子居夷心一片，清灯闲坐细思量”(32)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一六《记僮俗六首》其四，第5册，第12页。的民族平等观来激励自己，虽然有时未免会有“云胡居夷志，千载独付托”(33)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粤西诗载校注》卷四《行县出入贼巢感怀》，第1册，第217页。的孤立无援之感，但是仍然强调“谁能亮初心，许国忍独乐”(34)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四《行县出入贼巢感怀》，第1册，第217页。的为国奉献精神。嘉靖年间袁袠在广西提学任上时，经常到属县阳朔等地试课生徒，亲力亲为，面对自己所取得的成绩，他依然谦虚地表示“浮海居夷愧孔丘，茹芝饮水更何忧”(35)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八《南中作效高达夫体》，第2册，第286页。。鼓励古田县土酋子弟入学，在粤西少数民族教育上取得极大成功的唐胄，作《劝古田诸生归学诗》说：

依依古田县，丛莽万山麓。金甲初洗腥，疮痍嗟未复。菜圃学久鞠，省寄空廪禄。辔驭劳直指，骄顽聊踡局。适有良师来，统归振新铎。怀居久便利，驱之鱼上竹。念险业宁弃，有怀痛欲哭。感予甚不忍，禁法难回曲。治理政教并，神圣贻猷画。趋避情可任，尹尉辜何独。劳戒助骑卫，穷乏假馆榖。且勉为一行，气壮心自豁。剑仗氛妖开，文光魍魉缩。趋丈趁经横，归告时休沐。嗟唐吉安丞，欢笑入夷落。清歌与籥吹，夷俗为变革。化予夷未几，遣子再入学。蓝衫舞春风，酋父侧笑跃。今去大弦歌，刁斗声应伏。绕垣摆岭平，取径都狼速。笑歌长去来，忠信无蛮貊。忧戚天汝成，居夷孔亦欲。(36)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五，第2册，第11页。

在明代，古田县少数民族瑶、僮多次起义，反抗官军的横征暴敛，粤西武官为了立功，屡次上奏朝廷请求征调粤西土兵、卫所守兵以及外省都司班军进行镇压。唐胄此诗，首先回顾了那段充满血腥味的干戈故事，接着指出“治理政教并，神圣贻猷画”，认为古圣人与今天子已经给粤西少数民族治理提出了文治教化的策略，担负此责任的“良师”们，应该秉持平等的心态，“欢笑入夷落”，通过“清歌与籥吹”的“弦歌”之政、“遣子再入学”等方式，以儒家礼乐文化变革“夷俗”，以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改造少数民族首领“酋父”，最终实现偃武修文的“化夷”目的。如此，天下便无“华夏”与“蛮貊”的差异了。最后一句“居夷孔亦欲”，说这样的“化夷”之政，正是孔子乐意看到的，卒章显志。

在明代，像高启、桑悦、唐胄、袁袠等人一样有着平等看待粤西少数民族观念的文人不在少数，他们往往喜欢以圣贤相标榜，并在文学创作中借助“孔子居夷”为象征，将自身一视同仁以及立志以贤德之人的修养去感化粤西少数民族的士大夫价值追求外化为生动的文学意象。有些文人的作品中，虽不直接提及孔子居夷，但也具有类似的思想。历官明宪宗成化、明孝宗弘治年间的东宫侍讲、东阁学士、礼部尚书吴宽，在《送孔宪副赴广西》中提出“汝僮汝瑶吾父兄”(37)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七，第2册，第240页。，这既是儒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38)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25页。思想的发扬，也是对明代君主“华夷一家”“华夷皆赤子”观念的粤西本土化阐释。这是孔子居夷具有民族平等观念象征意义的时代背景下才可能从文人的笔下流露出来的文学书写。

明朝治国理政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大力推进以学校教育为核心和依托的文治教化之策。朱元璋说：“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39)《明史》卷六九《选举一》，第1686页。关于明代学校教育规模的扩大，据史料记载，除了南京和北京国子监之外，“郡县之学，与太学相维，创立自唐始。宋置诸路州学官，元颇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40)《明史》卷六九《选举一》，第1686页。明朝历代君主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可以说远超前代，并且“教养之法”泽被边疆地区。柯善《天河县修学记》云：“洪惟我朝，混一区宇，文教诞敷，内设国子监，外有府州县学，虽遐陬僻壤，亦莫不建学立师，以教育贤才，移风易俗，诚有过于三代汉唐之制矣。”(41)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七，第2册，第285页。这绝非夸大其词。明代粤西文教政策，除了在流官管辖的10州45县大部分得以实施之外，其余38土州、5土县、4长官司等土属政区也在不同程度上推进(42)郑维宽：《历代王朝治理广西边疆的策略研究——基于地缘政治的考察》，第220页。。尤其是以“孔子居夷”为象征的民族平等观念的形成，使得粤西文治教化实施的主体(即粤西官员)有意识地去扩大实施的地域范围以及所治教的对象。正如陈文《重修庆远府学记》所云：“学校王化之先务，所以明人伦、厚风俗也……然有司奉行德意，或勤或怠，而学校之废兴系焉。”(43)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七，第2册，第294页。本质上，粤西官员也是从明代学校教育体制中选拔出来的俊秀之才，他们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孔子居夷”的代言人。他们要践行孔子的德化之义，建学兴教，首先也得具备一视同仁、华夷一家的民族平等观。对此，粤西文学作品也有书写。

粤西文教之政覆盖地域范围的扩大，首先表现为地方官员在此前未有学校的东部、中部地区州县募资、捐俸建学。自洪武年间开始，粤西流官管辖区的官员，在唐宋州府学的旧基之上重修府、州、县学，如桂林府学、梧州府学、浔州府学等，自是分内之事，此不赘言。值得关注的是，在明代以前庠序未立的地方，文官们也想方设法为之筹划。例如平乐府平乐县，唐宋元三朝均无县学。明洪武四年，知县高忠鼎始建，永乐二年，知县陈应文重修，永乐二十年，推官邹宁、知县胜祖、训导叶孟芳等复修，正统丙辰年间，再修。这一代代的官员持续接力，为平乐县开设学校，赓续文脉，对此杨懋《平乐县学记》赞曰：“诸君均能承流宣化，崇饬学校，诚大事也。”(44)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七，第2册，第287页。平乐府富川县学，洪武二十九年，因县治从五十里外的钟山之下迁徙至守御千户所镇城之东，“知县张纯与教谕王惟政乃创立学”(45)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七《富川县学记》，第2册，第296页。。此外，还有粤西督学周孟中主修的梧州府岑溪县学(46)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七《岑溪县学记》，第2册，第307页。，洪武年间开建的郁林州兴业县学(47)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八《重修兴业儒学记》，第2册，第307页。，洪武四年首建的桂平县学(曾守身《鼎建桂平县儒学记》)(48)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八《鼎建桂平县儒学记》，第2册，第340页。，嘉靖初年王守仁平田州乱后在南宁府隆安县首创县学(黎澄《隆安县学碑记》)(49)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八《隆安县学碑记》，第2册，第329-330页。，万历年间兴修的柳州府怀远县学(徐秋鹗《新建怀远县儒学记》)(50)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八《新建怀远县儒学记》，第2册，第336-337页。等，都是明朝在粤西不断新建的学校。

其次，粤西巡按使、广西布政使等方伯大员积极向朝廷奏报，开创粤西西部土司地区建立学校的新局面。粤西的东部、中部流官治理区，接受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文教之政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至东汉士燮家族在梧州地区传播儒学。科举制实行后的唐宋时期，粤西流官管辖区遍开州县学，并涌现出桂州曹邺、赵观文，平南梁嵩、永福王世则等进士或状元，元代继承了唐宋的做法。不过，在明代以前，朝廷对粤西邕州、柳州、宜州以西的少数民族地区，施行羁縻之治，土州土县并无学宫文庙，土酋及其子弟亦无法到流官辖区入学，更遑论普通的瑶僮民众了。到了明朝，情况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不仅土司统治区相继建学立祀，奉行孔子之道，而且也开了粤西少数民族子弟入学就读的先例。

以思恩府学为例。思恩府，原为思恩州，自汉至元，历代王朝在思恩实行羁縻制。明洪武二十二年，思恩知州岑永昌向朝廷纳贡称臣，宣德初，岑永昌之子岑瑛世袭。岑瑛继承父职之后，率领本部狼兵协助朝廷镇压少数民族有功。朝廷嘉其忠勇，正统三年，准予升思恩府，正统六年，改思恩军民府。此后，岑瑛又向朝廷提出在思恩府设儒学的主张，正统十二年，思恩府学得以开设，置教授一员，训导四员(51)《明史》卷三一八《广西土司二》，第8239-8243页。。明朝自洪武二年规定，天下府州县皆立学宫。但事实上，到明英宗正统十二年思恩府设立学校时，距离明朝立国已过了将近80年。促使朝廷同意在粤西土司地区思恩军民府设儒学，巡按御史万节起到了关键作用。正统十一年，万节到粤西各郡县视察时，通过思恩府同知史均勤之口，了解到知府岑瑛忠君爱民，守卫边疆的政绩，以及想在府治建学立师，倡行孔教的愿望。万节与陪同的布政使揭稽、按察使章聪“嘉其慕向”，上奏朝廷，天子欣然同意。万节《思恩府学记》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此事的经过：

昔孔子欲居九夷，当时疑焉，何也？不察孔子意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用夏变夷之道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有疆宇声教讫于四海，故有重三译而来朝献者。下逮汉、唐、宋诸君善为国者，务以柔远怀来为念。故有蛮夷酋长遣子入学者，然未闻有恳请于朝设置学校，选择师儒，増广生徒，与腹里郡县同一教化者。正统丙寅，予为御史，奉命巡历广右诸郡。今思恩军民府掌府事同知史均勤，乃以知府岑瑛忠君爱民之实，治兵御寇之方，及尝愿于其郡建学立师以服行孔子之教为言。予与布政使广昌揭公稽、按察使金华章公聪，嘉其慕向，而用闻于朝，皇上许焉。予由是信孔子之道感人之深如此，皇上之化及人之远如此，所谓超唐虞，轶三代，而视汉、唐、宋为益下者，良有以夫！吾闻岑氏出自汉大将军彭之后，世有功德，而子孙保享爵土，与国家相为休戚。若田州诸郡，皆其族属，独侯之守思恩，能敬顺天道，勤劳王事，崇尚师儒，是以爵阶三品，郡统军民，而异乎诸番之长也。吾见思恩之学校既设，人伦既明，教化既行，则诸番之长慕侯之风而兴起者，必众矣。将见番服人材由科贡出，而效用于天朝也，又自侯始矣。然则夫子欲居九夷之明，效果验于今日。设使孔子当时信往必居，其过化存神之妙，岂但如此而已哉！(52)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七，第2册，第292-293页。

从文中可以看出，万节对于“孔子居夷”之事起初尚存疑。但思恩知府岑瑛的事迹终于使他察悟到孔子的深意，即“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孔子“用夏变夷之道”，其实就是在边疆地区与中原郡县“同一教化”，不分内外，一视同仁。万节所记思恩府知府岑瑛“向化”的事迹，是“孔子居夷”并成功“化夷”的典型例子。

再如粤西左右江流域太平府，除崇善、左州为流官管辖外，其余18州县皆为土属。到明代，除了太平府知府为朝廷任命之外，其余皆土官，事实上是一个流土参治、以土官为主的土司地区。如丘濬《重修太平府学记》所云：“广西左右两江，在岭峤以南之边境，唐宋以来，固已州县之。然至今其守宰犹袭用其土酋，学校尚未遑立。惟太平一府，其守特出朝命。”(53)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七，第2册，第301页。因此，左右江太平府“立学设官，俾以教焉。两江州郡前此所未有也。”(54)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七，第2册，第301页。实属开新之举。然而太平府仅有府学一所学校，显然无法体现教化大行的帝王旨意。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太平知府何楚英在广西按察司、广西提学等官员的帮助下，对太平府学进行扩建，“鸠工庀材，重加修葺，规制宏壮，藻饰华丽，视旧盖有加焉”(55)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七，第2册，第302页。。何楚英扩建太平府学，“慨然以用夏变夷为意”，是希望还没有建立学校的府辖土州土县，“闻其风者，相与感发慕效，处处连黉舍，家家兴礼让，人人学周公、仲尼之道”，从而实现“其民风土俗，一旦与中土等”(56)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七，第2册，第302-303页。的教化意图。在何楚英的感召下，太平府土州养利州之后不久便建立州学(57)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八《养利州学记》，第2册，第327-329页。。其他土司地区建立学校的还有“官尚土袭，而民夷僚”(58)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八《上思州学记》，第2册，第331页。的南宁府上思州等地。

随着粤西土司地区学校的建立，少数民族首领土酋纷纷送子弟入学，粤西文教之策的实施对象得以扩大。除了上述粤西西部土司地区的思恩府、太平府、养利州、上思州等地的土酋子弟可以顺理成章地入儒学接受教育之外，东部、中部地区原居山区的土酋及蛮瑶群众子弟，也可以在流官统治区就读。例如嘉靖年间，唐胄在为广西提学佥事期间，“令土官及瑶、蛮悉遣子入学”(59)《明史》卷二○三《唐胄传》，第5357页。。不仅如此，土司地区的府学也为朝廷培养出了一些人才。按照明朝的选举制度，府州县学定期选拔优秀生员进入国子监，入贡的生员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根据洪武二十五年圣谕“定府学岁二人，州学二岁三人，县学岁一人”(60)《明史》卷六九《选举一》，第1680页。的惯例，太平府于成化十二年向国学输送陈鼎、赵驰两位生员(61)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七《重修太平府学记》，第2册，第302页。。粤西文教对象由汉族居民扩大至瑶僮等少数民族，前所未有，少数民族子弟中亦出现了为朝廷所用的人才，这正好实现了正统十二年万节“将见番服人材由科贡出，而效用于天朝”(62)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七《思恩府学记》，第2册，第293页。的憧憬。程敏政《送户部吴廷宪主事赴广西提学》写道：

泛泛濯锦江，产材多好文。就中吴季子，壮岁迥不群。久簉司徒班，荐书新上闻。朝廷重兴学，简命恩礼勤。乘骢过梅岭，持节开江氛。念子掌邦教，此职固所欣。都门时雨晴，歧路东西分。峤外岂无士，成之在陶薰。时名愧葩藻，实学须典坟。典坟首群行，古圣非徒云。行行志方健，宁肯上负君。三岁谅有期，迟子来策勋。(63)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四，第1册，第219页。

程敏政认为，岭外不是没有人才，而是需要用儒家经典熏陶，随着粤西文教对象和范围的扩大，人才培养的勋绩未来可期。

可以说，粤西文教施行地域范围和施教对象的扩大及其取得的成效，是源自春秋时代的孔子“有教无类”教化观在地理空间的延伸和受教育对象在族群上的扩展，与孔子居夷所象征的民族平等观念的形成有直接关系，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以“孔子居夷”为象征的民族平等观的形成，促进粤西文治教化范围和对象的扩大。在粤西流官统治区和部分土司地区的府、州、县治，文教政策的实行还是比较顺利的。但在更为广阔的乡村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位于山区的峒、寨，文教政策的推进还得依赖地方官员更为主动地去访查、了解。尤其是众多粤西基层文官，以前所未有的教化边民的责任感，不畏艰险，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观风采俗，并以较为客观的姿态去叙写粤西民风土俗，这是明代之前非常罕见的情况。

首先，文人通过叙写文教实施的艰难，表现出不畏“居夷”、矢志于教化的责任感。明代，在瑶、僮等少数民族人口占据多数的粤西实施文教，常常遇到“俗鲜尚儒，民鲜知义”(64)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七《永福县学记》，第2册，第293页。的情况，其难度可想而知。再加上粤西山区多，交通不便等因素的制约，文教的实施可谓困难重重。例如福建崇安人蓝智，洪武十年以明经科荐举广西佥事(65)《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第7327页。。他在任上时经常深入粤西各州县视察。视察途中作于桂林苏桥驿的《宿苏桥驿》说：

桂岭愁人地，梅花岁暮天。孤云寒雨外，独鸟暝钟前。牢落空双鬓，驱驰又一年。观风愧无补，为客记山川。(66)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一一，第3册，第217页。

感慨观风路上收获极小。作于柳州的《柳州道中》说：

穷荒持宪节，侵晓策征骖。落月千峰外，清霜五岭南。草寒初息瘴，林曙欲浮岚。巡历知无补，艰难颇自谙。(67)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一一，第3册，第218页。

明朝初年，在文教之策未兴的背景下，粤西少数民族的“向化”仍然不乐观。因此蓝智在巡历观风途中所遇到的诸多困难，诗人内心自知。到庆远府属县视察，困难更多，其《河池县险路》云：“连峰入河池，险路瑶人村。乔木尽参天，白日为之昏。上有高石崖，下有清水源。萧萧篁竹丛，落日闻哀猿。职当观民风，载驱隰与源。”(68)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四，第1册，第183页。明代河池县属庆远府，今属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周围高山环峙，难于行走，瑶族群众更是居住在险要的山路边缘。即使如此，蓝智仍然以“职当观民风，载驱隰与源”的责任感鼓励自己。

万历年间，岳和声因事被贬庆远府知府。他本不想赴任，但是好友米云卿、李应徵等人纷纷写诗鼓励他一定要前行。李应徵《岳尔律以容台积俸六年出守庆远录送四律》其一云：“一麾岂是厌承明，帝谓遐荒亦股肱。路入蛮烟凌八桂，心依庭树梦三荆。尽教北阙浮云幻，从此南天瘴疠清。万里层霄元自近，春风随处傍君行。”(69)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一九，第6册，第56-57页。此诗一、二句，意谓岳和声虽然是到遐荒边郡为官，但也是地方治理的股肱之臣，责任同样重大。其二云：“褰帷遥指九疑青，去国忧心尚未醒。出牧岂真同逐客？绥氓犹自借文星。雁当断处开衡岳，春渐深时过洞庭。太守风流千古在，云山韶濩正堪听。”(70)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一九，第6册，第57页。第二首诗的三、四句，是第一首一、二句的补充，意思是治理地方的股肱之臣，其具体任务就是绥抚少数民族，以文治教化方式化民。米云卿《送岳尔律仪部出守庆远》其一亦云：

桂林山势可连吴，百越天遥皎月孤。宗伯南宫司礼乐，使君西徼尽舆图。知名圣世遭逢异，论地人心感慨无。莫学仲尼忧道否，便言东海好乘桴。(71)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一九，第6册，第55页。

这首诗的末两句，反用孔子浮海的典故，认为岳和声到庆远府任职，是不计个人得失的重要之举。此处“浮海”是“居夷”的另外一种说法。南朝梁皇侃疏“子欲居九夷”云：“孔子圣道不行于中国，故托欲东往居于九夷也，亦如欲乘桴浮海也。”(72)何晏集解，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卷五，第123页。米云卿用这个典故是想说明，岳和声出知庆远府，意义等同于“孔子浮海居夷”，但又不是因为国无明君或圣道不行，以此鼓励岳和声克服困难，承担起在粤西庆远府传播儒道、感化边民的重要责任。其二又云：

金章初下若为颁，五马双旌镇百蛮。杨柳曲中斟别酒，梅花香里出乡关。弦歌旁化交州俗，篇什全收粤地山。计日循良应召对，朝廷重喜礼臣还。(73)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一九，第6册，第56页。

此诗的五、六两句，希望岳和声要以儒家弦歌之政治理地方，教化远人，还要以文学创作描摹粤地山川，把文学创作作为文治教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当岳和声还在犹豫时，他的朋友李君实以南宋范成大到广西任经略安抚使并创作《骖鸾录》的事迹相激励，并把《骖鸾录》送到岳和声家里，说：“君逾岭而《后骖鸾录》成，应早寄我。”(74)汪森辑，黄振中等校注：《粤西丛载校注》，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31页。岳和声这才觉得不应该辜负朋友的期望，于是下定决心，于万历四十年赴任。岳和声把启程之日，到离任之时的经历，“日记其程，以为《后骖鸾录》”(75)汪森辑，黄振中等校注：《粤西丛载校注》，第131页。，详细记录其任职经过和所见到的、了解到的当地少数民族情况。蓝智、李应徵、米云卿、岳和声等明代文人的叙写，与大多数唐宋文人的伤感、消极比起来，是一种对粤西少数民族的认识上的或者姿态上的进步。

其次，文人们主动去叙写粤西风俗之异，为文治教化政策的实施提供依据。写粤西气候、植物等与中原的差异，这在唐宋时代的粤西诗中较为常见。元代粤西诗也部分沿袭了这样的描写。到了明代，相关描写虽然还有，但已经明显减少，已让位于对粤西各民族民风土俗的直接叙写。这种转变的背后，反映出文治教化的推进需要上至朝廷，下至粤西官员去了解、熟悉文教政策所需要教化的对象，恰如袁袠所云：“輶轩叨使者，异俗采风谣。”(76)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一一《自柳至平乐书所见五首》，第3册，第327页。此时的粤西异俗描写，显然不再仅仅是为了猎奇，满足中原人士对粤西的好奇心理而已，已经具有了明确的教化目的。如同周王朝乐官、汉乐府官员采集风谣一样，其目的是给统治者“斟酌焉”，也即给文治教化提供参考。这种异俗描写，涉及粤西少数民族的语言、饮食、服饰、生活、节日等方面，甚至还延伸到对粤西瑶、僮习武尚武现象的原因的探究。像俞安期送人赴粤西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为官的诗所写“语啸多蛇鬼，舟航总蜑人。华音应不解，夷习更谁亲”(77)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一二《龙君扬赴永安赋此为别》，第3册，第403页。之类的异俗，是唐柳宗元“异服殊音不可亲”(78)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二《柳州峒氓》，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69页。的夷夏疏离感的延续，这种情况在明代粤西诗中已非主流。相反，明代一大批亲历粤西、深入蛮峒的诗人，以“章甫真投换战袍，参随熟僮与生瑶”(79)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一六《同把总指挥苗廷珍抚夷至鹅颈隘宿僮人头目寨即事赠廷珍二首》，第5册，第7页。的主动姿态，超越了前辈柳宗元，更深入全面地叙写粤西风俗。

经唐宋以来的儒家文化教育，粤西流官统治下的部分州县已“俗比华风”，但绝大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依然保有独特的民风土俗。成化至弘正年间桑悦《至桂林》《趁墟》《同把总指挥苗廷珍抚夷至鹅颈隘宿僮人头目寨即事赠廷珍二首》《记僮俗六首》、徐问《广西风土四首》、孟洋《平南曲六首赠中丞秦公》，以及嘉靖年间谢少南《府江杂言七首》《永福道中》、袁袠《自柳至平乐书所见五首》《桂林卧病书怀》、董传策《青山杂兴十首》、方弘静《兴安道中》，万历年间曹学佺的《桂林风谣十首》等，则突出少数民族聚居区瑶僮风俗与华夏风俗的巨大差异。例如成化年间柳州府通判桑悦对于粤西少数民族不喜耕稼、专务军事的现象忧心忡忡，他的《趁墟》写道：

憧憧来往趁墟辰，细嚼槟榔血点唇。花布抹头多僮老，青巾撮髻是军人。束来甘蔗如修竹，老去藤香作降真。夷俗不知文化近，何时弓弩暂离身。(80)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一六，第5册，第5-6页。

随着明朝在粤西统治的强化，王府、卫所、官府对粤西各民族的征调加剧，粤西民众苦不堪言。因此桑悦到任之初，所看到的是“夷僮漫凭为窟宅，编氓难垦作田畴。常时杀掠连鸡犬，累岁征输剩马牛”(81)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一六《至桂林》，第5册，第3页。之类的状况。桑悦在给朋友的回信中虽然有“肯与宗元竞柳州”(82)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一六，第5册，第5页。的谦逊之语，但只是就诗才不如前辈而言，在行动上，他却是决心要比给柳州留下惠政的柳宗元更出色的。因此，桑悦《趁墟》等诗作不仅有意识地继承和发展柳宗元诗写柳州民风土俗的传统，并且，表现范围更广，更具深度。在桑悦看来，僮族饮食、服饰上的习俗固然令人惊奇，但更让他头疼的是“弓弩”不离身、远离文化的“夷俗”。《趁墟》一诗的结尾，反映出桑悦不光是为了描写异俗，还具有以文治教化止干戈的主张。

为此，桑悦跟随州府长官亲赴村寨招抚，《同把总指挥苗廷珍抚夷至鹅颈隘宿僮人头目寨即事赠廷珍二首》其一说：

章甫真投换战袍，参随熟僮与生瑶。村墟有室皆藏甲，道路无人不佩刀。枯寨忽逢甘雨降，重山似觉阵云高。将军号令军门肃，更鼔声迟夜寂寥。(83)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一六，第5册，第7页。

为了做好少数民族的招抚工作，桑悦首先更换衣装，入乡随俗，拉近与瑶僮之间的距离，这比“欲投章甫作纹身”的柳宗元更进一步。经过深入考察，来往于“熟僮”(汉化的壮族)与“生瑶”(未汉化的瑶族)之间，并创作成《记僮俗六首》，反映了柳州府僮族的生活劳作、饮食服饰、节日迎鬼赛神、青年男女对歌成亲、以习惯法解决民间争端等民风土俗，例如第一、二、三首：

动讲襄公九世讎，通情洗面只偿牛(原注：以陪礼为洗面)。亲邻相助歌迎鬼(原注：冬月歌舞迎鬼赛神，杀牛豕数十，亲邻各携牲口来助)，男女分行戏打毬。赴敌护头装凤翅，占疑随手掷鸡头。几回缉事军先觉，木刻传村有别谋。

饮食行藏总异人，衣襟刺绣作文身。鼠毛火净连皮炙，牛骨糟酣似酒醇。小语相侵随致怨，清欢互答自成亲(原注：谓唱歌为唱欢)。趁墟亦有能装束，数朵银花缀网巾。

山深路远不通盐，蕉叶烧灰把菜腌。女髻风环纯黑绾，男头雨笠尽红尖。租田亦与人分(原注：民夷皆云分禾为分)，摘穗惟将手当镰。间有十冬诓赋役，欲询无计召交谭(原注：柳人名排年里长为十冬)。(84)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一六，第5册，第10-12页。

这些描写的视角较为客观，不仅对柳州风土的反应面更广，并且涉及到粤西基层官吏在僮族地区抓壮丁、分禾当税、巧立赋税名目等非常具体而详细的治理情况，几乎没有掺杂类似唐宋贬谪官员先入为主的偏见情绪，比柳宗元等前辈诗人要真实许多。从其价值来说，可以给明朝廷对粤西基层治理政策的得失提供依据。当然，作为柳州府官员，桑悦写《记僮俗六首》不仅是“采风谣”，其最终目的是“谁把峰峦齐一铲，平畴万里尽归农”(85)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一六，第5册，第13页。，即彻底移风易俗，把兵器不离手的瑶民僮民改造成像汉族居民一样从事农业劳动的编户齐民，这显然不只是在文学上逞才使艺，而是带有强烈的教化目的了。

再如谢少南《府江杂言》：“水楼达舍横矛立，山洞瑶人负弩回”“隘口分弓号摆滩，领班人戴白鹇冠。莫言南徼无冰雪，映日戈眀水帐寒”(86)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二四，第8册，第33-34页。，所写平乐府府江县瑶民风俗，与柳州府大致相类。这类风俗诗，基于夷夏有别的观念写粤西异俗，目的不再是炫博逞奇，而是相当明确地表达了类似于上文所述粤西官员万节等人以夏变夷、以夷入夏的创作动机。

此外，明代庆远府在制度上属于“流土参治”的地区，庆远府知府及其属官由朝廷任命，所辖州县长官由土酋世袭。那么这样一种制度的实际治理情况如何，运转是否流畅，别说远在万里之外的帝王及大臣，就连粤西最高长官也未必完全知晓。岳和声甫一到任，“谒城隍之神，具文以告，以辰刻进郡。署铜仁杨郡丞，以被刺不出，金溪江司理以摄篆授事，而河池曾州守宜山孙令君，天河署事思恩萧令君，荔波叶令君，各以手版来谒。所不至者，则南丹、东兰、那地三土州，忻城一土县，永定、永顺二长官司。阅旬月，而先后以邮中手版来。汉法之旷也久矣”(91)汪森辑，黄振中等校注：《粤西丛载校注》，第166页。。按照惯例，新一任庆远知府到任，所辖各州县长官应尽快来谒见，但是南丹等土州、忻城土县以及永定、永顺长官司竟无人前来，十天之后才把手版送来，这在中原地区是不可思议的。综上，岳和声对粤西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状况的描绘，土司地区民众不乐于被“汉法”束缚和土官不遵王法汉纪等事实的反映，透露出朝廷在粤西实行流土参治之策的行政效能大打折扣，无怪乎作者感慨“汉法久旷”。这不啻给最高统治者对如何加强、改进对粤西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提供了较为直接和可靠的参考。

明朝在粤西的文治教化取得了比以往更大的成功，但客观地说，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并没有达到最高统治者和地方官员期待的程度。因此，文人希望通过多方树立典型，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这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首先，树立粤西府、州、县向化，俗比华风的典型。在粤西流官统治区，毗邻瑶民聚居的大藤峡的浔州府平南县，五代十国时期属南汉，出状元梁嵩；
宋代以来时贤硕儒莅临兹邦、儒化大行，人文积淀深厚，是明代文人心中粤西一个深度接受儒家文化滋养化育的典型。平南县，唐宋朝为龚州，南宋绍兴年间废州改县，明朝属浔州府(92)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八五《浔州府·平南县》，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1293页。。北宋皇祐初姚嗣宗知龚州，“平狱讼，定礼仪，百姓顺，治有循良之气”(93)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六三，第4册，第380页。。时姚嗣宗畅游州治西北三十里的畅岩，作《畅岩怀古》云：“清风不断名犹在，还继宣尼出圣贤。”(94)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二二，第4册，第37页。既是对躬行文教之治的肯定，也寄希望于将来。此后程珦知龚州，其子程颢、程颐方弱冠，父子三人在畅岩讲学(95)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六三，第3册，第380页。，一时蔚为风气，极大影响了当地的居民。南宋浔州州学教授廖德明《四先生祠堂碑》云：“浔之平南县，旧名龚州……太子中舍河南程大中公来为守，二先生实从。是时方冠，则已闻濂溪夫子之学。”(96)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三七，第3册，第118页。应该说，程氏父子的到来，给平南县增添了更为丰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因此，明代曾镇压大藤峡瑶民的广东都指挥王清《风俗谣》说：“平南虽瘴地，风俗犹可观。千家烟火合，百里封疆宽。男务耕耘女务织，弦歌巷里多儒冠。”(97)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七，第2册，第201页。这是正面的歌颂。而距离平南县一百多里的瑶民聚居区大藤峡，不愿接受朝廷“汉法”之治，因此屡遭明王朝武力征讨。张瑄《平南谣》云：“平南县前江急流，平南郭里人烟稠。孤垣虽与贼邻境，民贫固守恒无忧。”(98)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七，第2册，第234页。张瑄把大藤峡瑶民蔑称为“贼”，并将瑶人聚居的大藤峡作为儒风大行的平南县的反面例子，以衬托平南“弦歌巷里多儒冠”的向化典型。因此，正德年间黄仕《重修平南县儒学记》大赞平南为“西广望邑”，实就其“崇儒重道”而言(99)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八，第2册，第315-316页。。

粤西土司地区，思恩府、太平府则是土官统治地区向化的典型。丘濬在《重修太平府学记》中强调：

左右两江皆无学，而吾太平独有学；
太平之支郡属邑皆无学，而独府有学。是则兹学之建，其标准之所示者广，风化之所及者众，非他内地学校比也。弦歌俎豆之地，师生之所涖止，民夷之所瞻仰，为政首务，莫此焉急。(100)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七，第2册，第302页。

把太平府学建成规模宏大、形制完备的土司府学，其示范和感召效应远比中原地区的学校要大得多。

对于岑瑛及其建议创办的思恩府学的典范效果，万节《思恩府学记》也说：

吾闻岑氏出自汉大将军彭之后，世有功德，而子孙保享爵土，与国家相为休戚。若田州诸郡，皆其族属，独侯之守思恩，能敬顺天道，勤劳王事，崇尚师儒，是以爵阶三品，郡统军民，而异乎诸番之长也。吾见思恩之学校既设，人伦既明，教化既行，则诸番之长慕侯之风而兴起者，必众矣。将见番服人材由科贡出，而效用于天朝也，又自侯始矣。然则夫子欲居九夷之明，效果验于今日。

所谓“诸番之长慕侯之风而兴起者，必众矣”，反映了粤西官员希望以思恩府立学的典范，带动其他土司地区崇儒向化，从而推动粤西文教政策的实施突破流土二元政治的壁垒，向少数民族地区持续深入发展。

其次，树立粤西人伦教化的典型。儒家的文治教化，除了兴学养士、取士之外，面向大众推广儒家的五常之伦，大兴孝悌，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关于孝的重要性，先秦儒家说：“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
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
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101)张双棣等译注：《吕氏春秋译注·孝行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73页。并认为“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102)张双棣等译注：《吕氏春秋译注·孝行览》，第373页。，将“孝”由伦理道德上升至治国理政的高度，一切都是孝道的扩展，无施不可。汉代把“孝廉”作为官吏选拔的科目，是这一逻辑的延伸。延至后世，朝野上下推选人才，无不看重孝行。《明史》有“孝义列传”，足见官方的重视程度。并且，明代人认为：“孝弟之行，虽曰天性，岂不赖有教化哉。自圣贤之道明，谊辟英君莫不汲汲以厚人伦、敦行义为正风俗之首务。旌劝之典，贲于闾阎，下逮委巷。布衣之甿、匹夫匹妇、儿童稚弱之微贱，行修于闺闼之中，而名显于朝廷之上。”(103)《明史》卷二九六《孝义》，第7575页。此前，粤西之所以被中原人士认为落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当地的人不懂得儒家伦常，例如少数民族地区的青年男女以“唱欢”(对歌)方式结合，属于不告而娶。又如明代李贤所记粤西富川县“歌山”的故事：“歌山，在富川县，昔冯乘有老人，自少不婚，善讴，闻者流涕。及病将死，邻人送之此山，老人歌以别之，余声数月不绝。”(104)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八四，第1283页。儒家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105)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82页。，以此来衡量“歌山”的故事，老人的不幸在于“不娶无子，绝先祖祀”(106)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82页。，终究归因于儒家伦常不能施行。为此，明代的文人们积极地去歌颂粤西的孝子、节妇，树立典型，一方面，可以宣扬文治教化所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希望以此来感召粤西百姓。明武宗正德年间，礼部尚书张骏(107)张骏因谄事刘瑾，得以越秩提拔，“由光禄卿擢礼部尚书”，其人品姑且不论。事见《明史》卷三○四《宦官一·刘瑾》，第7787页。以桂林孝子刘本遵儒家丧礼，为丧亲守孝，哀感备至为本事，创作了《赠桂林刘孝子本》：

谁谓天不明，有目能窥孝子情；
谁谓地不灵，有心能种孝子名。吁嗟桂林刘孝子，欲使天地俱长生。早岁趋庭学诗礼，堂上白头甘滫瀡。登迹巍科都美官，龙敕恩颁紫泥玺。衔哀归讣白云庐，麻衣露肘头不梳。瘦骨如荄面如墨，青松自植草自锄。落日寒烟锁枯木，野狖山猿相向哭。手持丧礼一编书，口不成章眼能读。可怜植物如有知，莲花并蒂开荒池。缟素亭亭裛朝露，欲语不语双含悲。莲子不成莲叶老，莓苔满地无人扫。酸风苦雨墓门前，灵根秀出三芝草。牧竖樵丁时往来，忽见郁郁尘襟开。共言孝感有如此，歌颂遥闻都宪台。于时藩臬众夫子，目睹征祥心溢喜。交章入奏动冕旒，诏许华坊耀闾里。我生旌表三□门，一饭不敢忘君恩。臣子相期两无愧，忠孝由来同一源。况是堂堂大明世，礼乐衣冠尧舜治。浇漓风俗尽还醇，白叟黄童饱仁义。君不见天有目地有心，贡道了然无古今。竹帛声光照天地，海岳与尔同高深。(108)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七，第2册，第224-225页。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起，“诏举孝弟力田之士，又令府州县正官以礼遣孝廉士至京师……有司上礼部请旌者，岁不乏人，多者十数。激劝之道，綦云备矣”(109)《明史》卷二九六《孝义》，第7576页。，对孝子、廉士特加表彰。张骏诗中的刘本，是粤西桂林人，自幼即接受儒家礼乐文化教育，在亲人去世后悲伤不已，庐墓三年，感天动地，以至墓前生出“三芝草”，其孝行先是传到布政司，然后上奏朝廷，皇帝认为刘本的孝行正是朝廷特意旌表的“事亲尽孝”的典型，统治者认为，刘本尽孝的典型是大明王朝“礼乐衣冠尧舜治”的盛世写照，可以在地方治理，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中发挥“浇漓风俗尽还醇，白叟黄童饱仁义”的教化作用。为此，张骏对此事大书特书，“竹帛声光照天地，海岳与尔同高深”，树立孝子典型的意图至为明显。

粤西孝子的典型，还有弘正年间贬谪粤西全州的顾璘所创作的《入金盆山访唐孝子》二首：

旧闻刲股事，今见结庐情。笃行关风俗，残躯效死生。秋原双泪苦，春草寸心倾。独夜悲风切，偏闻宰树声。

秋日观风地，青山五马庄。荒庐依大塚，乌鸟泣衰杨。孝子人伦重，高贤世绪昌。磨崖传故事，林壑借余光。(110)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一一，第3册，第273-274页。

顾璘认为，唐孝子笃行孝义的品行，关乎一地风俗的好坏，具有导向的意义，因而必须“磨崖传故事，林壑借余光”，期待后人铭记其事迹，发扬其至孝之精神。

关于粤西节妇的典型，在明宪宗成化年间，苍梧人、进士黎暹在任桂林府同知期间，创作了一首《傅节妇吟》：

柳折怀水风，花落怀山雨。潘家之妻傅家女，年少良人死羁旅。旅魂依依旅骨归，抱骨长号骨无语。骨无语，萧萧后园树。园树枝头不得死，归来死向深闺里。许君心，还君身；
生同枕，死同坟。夫亡见烈妇，国破识忠臣。如何宋代贾余庆，视弃君王如路人。(111)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七，第2册，第217页。

此诗是基于三纲五常来赞颂节妇傅氏的，作者认为，妇忠于夫如同臣忠于君，强调一种忠贞不渝的气节。忠孝节义，往往密不可分。明世宗嘉靖年间，贬戍南宁的董传策也写了一首《节妇谣为朱母赋》：

嗟哉中媾古难哲，况也粤徼谁当旌。有伟硕人贞以静，吾采谣者扬其声。邓家处子朱家妇，相夫以礼无晨鸣。那期遘闵孀居早，誓不重胶鸾匹盟。厥孤呱呱方五岁，躬操绩枲课学成。贫也坚持俭也适，足不履阈遗世情。即今秉节三十载，吾友其子朱明卿。暗然好修敦古道，绝迹关白肩编氓。贤书高领迟仕版，菽水不厌攻韩檠。猗今令母往哲妇，吾闻邓族推乡评。亦有邓室孀一纪，庶几追母并蜚英。卭怍褊衷钦妇烈，逝者白寀妻冰清。尚存斯母振闺范，击节泪墮逐臣缨。斯歌或借警偷俗，嗟尔生不负天非求名！嗟尔生不负天非求名！(原注：举人白寀妻亦贞节妇)(112)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八，第2册，第315-316页。

这是作者给他的朋友朱明卿的母亲所作的一首颂歌。朱母早年孀居，含辛茹苦把儿子养育成人，她的事迹反映在民间歌谣中，董传策创作此诗，一方面是“吾采谣者扬其声”，旌表朱母的事迹，另一方面是“斯歌或借警偷俗”，以敦时俗。

其三，明代文人还有意识地通过文学书写来塑造实施文治教化的粤西廉吏典型，以此来作为粤西官员的表率。历朝历代粤西治理之难，在于择吏不得其人。如唐代萧昕《送桂州刺史刑中丞赴任序》所云：“(桂林)有殊货重装，吏无廉政。选其任者，实难其才。故郡久旷官，朝思称职。”(113)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四七，第3册，第354页。桂林作为古代粤西的政治文化中心，缺乏廉吏的情况具有代表性。粤西有廉政声誉的官员，仅得三国东吴郁林(今广西玉林市)太守陆绩、唐代柳州刺史柳宗元、宋代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范成大等人。除此以外，贪墨之吏遍布粤西流土统治区。为此，明代统治者非常期盼有更多的粤西廉政官员出现。当时积极致力于文治教化的廉吏，除了上文所提到的思恩府知府岑瑛之外，还有弘治年间的广西左都御史(总督)邓廷瓒，万历年间的庆远府知府岳和声等人。邓廷瓒于弘治十年(1497)调任广西总督，史载其在任上“治尚简易……结群蛮以恩信，不轻用兵”(114)《明史》卷一七二，第4602页。，有政声，治理边疆颇类马援之风。其人其事后入清嘉庆《广西通志·宦迹录》(115)谢启昆：《广西通志》卷二四八，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340页。。邓廷瓒虽为武官，但其在粤西重建梧州府庙学，致力于文治教化的重要事迹不能忽略。这在李东阳《梧州府重建庙学记》中有详细的记载(116)李东阳：《怀麓堂集》卷六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0册，第680-681页。。成化年间，韩雍平大藤峡之余，在梧州重修府学，但成化七年韩雍即离开粤西，后来府学因为梧州水患损坏，几十年间官员无暇顾及。邓廷瓒到任之初，就和同僚商议：“学校，风化之原也，不可以武事废，不可以遐服弛。盖相与图之。”得到同僚的大力支持后，“鸠工度地，会具财物，卜日兴事”，梧州府学修缮一新。另外，“学旧无乐，则募工于南昌，仿国学为之。又募工于潮，范铜为祭器各若干，而学之制始备”(117)李东阳：《怀麓堂集》卷六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0册，第680页。。明代粤西官员新建、重修学校的事迹多不胜数，邓廷瓒重建梧州府庙学，并增添祭器、乐器等形制，使之学制完备，与国子监类似，这本身就是一件与朝廷文教思路保持高度一致的地方施政大事。更需要强调的是，邓廷瓒在大兴文教这件事情中所体现出来的观念，即边疆粤西的治理，应文武并用，教化更需优先；
粤西教化不行的原因，在于地方官员轻视少数民族，缺乏民族平等观，或者只留心于武功。李东阳指出：“惟古者文武一道，然禹定绥服，则分文教武卫而为之制。盖所谓绥服者，当夷夏之交，文以治内，武以治外，虽其势不可以偏废，而轻重之序有不容紊者。周以六师统于司马，而受成献馘，皆与学行之。则文之该乎武，可见为政者宜亦知所重矣。今之司民社者，往往以期会书簿为急，置教化于不足为。”(118)李东阳：《怀麓堂集》卷六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0册，第681页。李东阳认为粤西官员治理本地没有抓住重点，地方官“教化不足为”的论调，有边疆教化无用论的倾向。此外，李东阳又说：“夫秉彝之性，人人所同，初不以远迩疏戚而间。惟狃于气习，然后失之。学之制所以明道善俗，化天下于皇极之归，义盖如此。或者蔑视其地，鄙夷其人，不屑乎所谓教，而姑诿曰缓文而急武，详内而略外，则天下之不归于极，不用于世也，亦岂特为士者之贲哉。”(119)李东阳：《怀麓堂集》卷六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0册，第681页。他批评一些粤西官员治理边疆时不仅态度傲慢，且重武轻文，缺乏士人的担当。基于此，李东阳特地标榜邓廷瓒的功绩：“称贤守令，明达政体，以兴学作人为己任。折冲御侮之务，于此盖有余力焉。固其为士者之幸，而亦斯地之遭也。嗣是以往，安知岭海之徼，无勃然而兴以副公之意者哉。愿为师弟子者共勉之。”(120)李东阳：《怀麓堂集》卷六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0册，第681页。邓廷瓒杰出的地方在于，身为手握重兵的武官，不醉心于杀伐邀功，而是立足长远，以兴学化人自任，可谓是有远见之能吏。

另外一位粤西廉吏的典型是岳和声。据《后骖鸾录》记载：

王泳是庆远府郡绅，万历四十年三月，随庆远知府岳和声拜谒文庙，赋《凤鸣歌》以志其盛(122)汪森辑，黄振中等校注：《粤西丛载校注》，第167页。。四月，岳和声拒绝庆远府南丹等州土官所馈赠金币，王泳又作《斥金歌》以赞其廉。据史料记载，正统初年，徐州人山云佩征蛮将军印镇守广西。在山云之前的广西大员，接受土官首领的贿赂，已成为惯例。至山云来粤西，廉洁自持，“尽却馈献”，拒收土酋的馈赠，自此“土官畏服”，号令通行(123)《明史》卷一六六，第4482-4483页。。岳和声到任之初，南丹等土州长官傲慢至极，没有来面见上司。后来想通过贿赂上级的手段，谋求私利。岳和声却土酋金币，与山云治理粤西的初衷是一致的。作为地方士绅的王泳目睹事情的经过，由此创作《斥金歌》，以见岳和声之志，诗云：

赫赫玉麟符，节制绥四疆。诸夷外作藩，縻之以犬羊。岭西数千里，经画归职方。一民一尺地，莫敢越浸伤。郡守古诸侯，威德何可当。奈何自纳侮，溃此中外防。蛇豕俟隙动，法行不及强。狡狡岂无惧？所恃金满筐。堂堂足以临，所失宠赂章。割我赤子肉，还以噉我肠。来献千万金，未损彼毫芒。嗟嗟边鄙民，不如中州庞。户口藉郡国，身家委豺狼。草木亦涕泪，山溪皆疣疮。仁者心恻恻，无力拯氈乡。司牧秦越民，无乃大不祥。汉德昭版图，王道严纪纲。葛伯杀童子，征师飨壶浆。朝廷甚神武，忍此民命戕？窃闻父老言，何事须张皇？得良二千石，飞缨系其羌。天心甚仁爱，抚我汉循良。循良者谁欤？岳牧莅黄堂。金章明日月，玉节凛冰霜。关西四畏知，尼父一见刚。褰帷布政令，五马五龙骧。贪泉不敢流，越石见晶光。诸酋蠢不悟，如故包金尝。自谓最珍重，不屑此粃糠。尘翳浼碔砆，不得及珪璋。泥滓溷行潦，清河自汪洋。至人所为宝，不在白与黄。一笑挥斥之，狐媚夺魄藏。归而戒生事，自今慎无将。小范初筹边，西戎心胆惶。昌黎著直节，鳄鱼潜遁忙。边民今有天，渐次復耕桑。藩篱拱堂奥，鳞介奉冠裳。乃知廉生威，不怒以斧戕。野人为此诗，刻石山之阳。(124)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五，第2册，第78-79页。

在羁縻制度以及后来的土官制、土司制实施的时代，土酋以贿赂的方式行贿广西大员，目的是为自己肆无忌惮地压榨剥削所统治下的老百姓大开方便之门，如王泳诗中所云：“嗟嗟边鄙民，不如中州庞。户口藉郡国，身家委豺狼。”朝廷所派来的官员一旦接受贿赂，则“所失宠赂章”，就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首鼠两端、畏首畏尾，不能秉公处理，最终引发土官、土司统治地区的社会混乱，严重者如嘉靖初年田州岑氏土司内乱及卢苏、王受叛乱，卢苏甚至图谋勾连交趾，危及粤西边疆安全。王泳认为：“乃知廉生威，不怒以斧戕”，粤西官员廉明为政，效果比严刑酷法要好得多。因此，作者特地写了此诗，“刻石山之阳”，以岳和声作为粤西廉吏的典型。

明代文人所塑造的粤西文治教化的州县典型、人伦典型、廉吏典型，作为文教措施的重要内容，成为促进粤西进一步接受儒家文化的催化剂。

明代之前，文人描绘粤西接受中原文化的熏染而使民风土俗发生变化，一般用“俗比华风”“化同内地”来形容(125)唐代萧昕《送桂州刺史刑中丞赴任序》：“桂林巨镇临川，荒服居五岭之表，拱两粤之郊，俗比华风，化同内地。”(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四七，第3册，第354页)。这种变化，一方面只局限于粤西流官治理长达上千年历史的地区，例如桂林、梧州、合浦等地。另一方面，粤西风俗变化背后的文化驱动力所指并不十分明确。随着宋明理学对于儒家文化的强调，尤其是明代将儒家思想奉为治国理政的不二法宝，科举考试中更以四书五经作为核心内容，因此，以孔子、孟子二圣为标志性人物的儒家文化能否得以传播，地方对儒家文化认同程度的高低，成为文治教化之政是否得以落实的评价标准。

孔孟所在的鲁国和邹邑，因其作为儒家思想发源地的特殊地域，本就被赋予厚重的文化内涵，不仅具备文化地理的性质，更是“人文化成”的原发地。所谓“曲阜多才多艺，鉴二代以正其本；
阙里性与天道，修《六经》以纬其末。故能范围天地，纲纪人伦。穷神知化，称首于千古；
经邦纬俗，藏用于百代”(126)《周书》卷四一《王褒庾信传论》，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742页。，奠定了邹鲁地区创生共有文化特质的文化中心区的地位，此区域内的文化特质形成之后，即呈放射状向文化边缘区传播(127)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56页。，此其一。其二，先秦强调礼治、王道的鲁学和顺应天下大势提出包容百家的大一统理论体系的齐学，更是西汉初年所倡导的《春秋》“大一统”观的主要思想渊源(128)刘跃进：《〈春秋〉“大一统”观与秦汉时期的思想及创作》，《文史哲》2021年第3期，第14-15页。。其三，在中国文学史的语境中，孔子、孟子亦是文学家，从文学地理学视角审视，二圣及其所在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环境，由二圣故居、墓地等构成的文学景观，其作品的题材、语言风格等，构成了齐鲁文学区的基本要素(129)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第264-267页。。由此，从人文地理、历史渊源、文化功能、形式文学区等角度而言，在大一统王朝明代，“邹鲁”也就迎来了进入文学领域，成为边疆地区接受教化、移风易俗榜样的契机。如明人区龙祯《经略台怀古》所云：“变闽化蜀总何人？海滨邹鲁宁殊地。”(130)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九，第3册，第65页。闽蜀地区整体“向化”的时间要早于粤西。由于粤西的西部、西南部长期存在地方豪族、土官土司统治区，其整体“向化”的步伐直到明代才缓缓启动。因此，明代衡量粤西文教之治的效果是否显著，也从“俗比华风”“化同内地”的普范性描述，明确落实到儒家文化浸润下少数民族地区的“邹鲁化”。作为地理名称的邹鲁，因其自身具有的儒风大盛的文化内涵，被文人抽绎出来作为文学典故，用以指代文治教化之策实施的效果，这不仅比普范的“俗比华风”“化同内地”更为具体明确，而且也使之具有了文学地理的蕴含。至此，在援儒入文的边疆文教书写大潮中，“邹鲁”完成了从文化地理向文学地理过渡的转变。

从“孔子居夷”的立场出发，并在明代君主倡导“华夷一家”民族平等观念的引领下，粤西文治教化理想国的彼岸，用文学的形式来表述即“俗比邹鲁区”。台阁“三杨”之一的杨荣《送佥宪陈廷嘉之广西提调学校》就写道：

圣朝尚文治，建学崇师儒。四方乐熙皞，声教达边隅。西广古荒服，民夷相杂居。皇仁若天地，雨露皆涵濡。云胡数载间，庸才滥师模。俊秀失教养，学校多榛芜。陈君玉堂彦，擢仕登要途。煌煌五色敕，锡命恩宠殊。于兹振风化，岂惮道里纡。英声动蛮徼，弦诵溢里闾。坐令荒远邦，俗比邹鲁区。允矣称厥职，千载扬芳誉。(131)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四，第1册，第191页。

明朝立国之初，“优礼师儒，教官擢给事、御史，诸生岁贡者易得美官”(132)《明史》卷六九《选举一》，第1688页。，传达了以声教治理四方的文治意图。杨荣此诗阐发圣意，明确提出以儒礼教化“民夷相杂居”的边疆粤西，通过教养之法选拔才俊，开创弦诵之声响彻里巷的新局面，从而实现让蛮荒之地转型为“俗比邹鲁区”的文教理想。孙陞在《送王提学赴广右》中也提到：

儒臣衔命去，春杪惜离居。蓟北柳堪折，天南雁渐疏。驿途花拂幰，星舍翼临墟。百粤谁言陋，从今邹鲁如。(133)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一二，第3册，第357-358页。

明朝于“正统元年始特置提学官，专使提督学政……提学之职，专督学校，不理刑名……督、抚、巡按及布、按二司，亦不许侵提学职事也”(134)《明史》卷六九《选举一》，第1688页。。可见提学官职责非常重要。可以说，明代文人作诗送提学官赴粤西主抓学政，即是希望这一群体能用儒家文化教化当地，使之风俗与邹邑、鲁地相同，成为此类诗歌的题中应有之义。

与“邹鲁区”含义相同的表述还有“齐东乡”“五父乡”。永乐年间，奉使安南的黄福行至太平府(今广西崇左市)，拜谒孔子庙，作诗云：

联衔冒秋雨，出郭行晨香。礼竟尼父庙，延登庠序堂。白发论经史，青衿罗酒浆。我虽不嗜饮，荷兹来意长。文谈有益友，仁化推虞唐。雪山崒嵂翠，霜橘累垂黄。顾兹岭外俗，思我齐东乡。归来坐精舍，一咏声琅琅。(135)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四《永乐四年闰七月二十三日至太平，八月朔，偕大理公谒先师庙，庙在城北，因而赋此》，第1册，第188页。

太平府与安南接壤，唐宋至元代，朝廷置羁縻州县，尚无学校，至明代才正式在府治立学，但文教尚未振兴。明成化十二年，番禺人何楚英知太平府，“慨然以用夏变夷为意……欲其民风土俗，一旦与中土等，使生其地者，忘其身之为夷；
入其境者，忘其人之为夷”(136)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七《重修太平府学记》，第2册，第302页。，与同僚韩廷彧等数人鸠工集材，重修并扩建太平府学。对于何楚英这一义举所具有的深远意义，丘濬反复申论：

夫左右两江之间，其转移通变之机，安知其不本于今日兹学之设乎？是则何侯虽为一郡之人立学，然所关系甚大。而远后之继侯之躅，以治以教于兹者，尚当体侯之心，汲汲然皆以用夏变夷为心，而士之生于兹地，受侯之治以教者，亦皆幡然去夷从华，继继不已。与凡支属之邑，接近之壤，闻其风者，相与感发慕效，处处连黉舍，家家兴礼让，人人学周公、仲尼之道，亦如今日荆、楚、吴、越、闽之区，出而与北方士相后先，其将自此始邪。(137)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卷二七《重修太平府学记》，第2册，第303页。

在此之前，黄福于永乐年间所看到的太平府还是“夷风”颇盛，反映出粤西的文治教化落后于“今日荆、楚、吴、越、闽之区”的事实，因此有“顾兹岭外俗，思我齐东乡”的感慨。太平府风俗之异于齐东邹鲁之区，恰恰成为文人官员们笃行“以夏变夷”的动力。丘濬的理想图景是期望通过太平府学的设立和延续，持续教化当地并辐射边疆州县，最终实现“处处连黉舍，家家兴礼让，人人学周公仲尼之道”的文教目标。黄福笔下的“齐东乡”与邹鲁区一样，都是明代文人构建粤西文教理想国的象征。

鲁铎《送姚英之提学广西》亦云：

天王亶神圣，化理登虞唐。岳牧寄率土，夔皋列岩廊。吾斯仰先进，风流耿难忘。典则幸兹在，时哉振其纲。君侯古容观，矫矫令麟凰。斯文秉炉冶，鼓铸西南方。曾令百越地，化为五父乡。时举足黎献，天休迓无疆。(138)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四，第1册，第226-227页。

五父，道路名，位于今山东曲阜，据记载，孔子殁后葬于此。《礼记·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139)《礼记正义》卷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47页。鉴于明代提学官所肩负的使命，将百越之乡转变为“五父乡”，亦是文教理想的写照。从孔子居夷的民族平等观出发，在粤西广泛开展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文教之治，达成“俗比邹鲁区”的理想，亦隐约透露出汉唐至宋元以来朝廷对粤西奉行的相对消极的“因俗而治”策略，已逐步向范围和对象更广的“化俗安民”转变。恰如嘉靖进士王问《送顾九华之苍梧二首》其二所云：“迩来施教讫，文物似中华。”(140)汪森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卷一二，第3册，第345页。在朝廷文教政策依托地方官员具体落实，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嵌入粤西后，达成以儒家文化认同为核心的新文化建构，正是明代统治者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如果说儒学自中原往南传播的悠久历史，折射出儒家文化持续巨大的向外影响力，那么秉承以儒治国理念的封建王朝，突破文内武外的囿限，将此理念延伸至粤西边疆治理时，反映出的则是从“中心”到“边缘”辐射式治理(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伞式治理)的扩大化。在元明时期外地缘政权以宗藩关系为基础企稳的历史背景下，边疆粤西的治理，经由唐宋时期流官统治区崇文，土官土司统治区武卫的二元治理格局，逐渐演变为明代文治教化无地域和无族群差别的一体化趋势，且这种趋势已蔓延至王朝国家的极边(例如与交趾接壤的太平府)，但又不局限于王朝疆界(交趾亦受到影响)。以发祥地邹鲁大地为文化地理象征的儒家文化，依托着中央政权的封疆划界，冲破内地和“南荒”的空间束缚，跨越延续上千年的族群隔阂，以文学意象的方式扎根于粤西大地。粤西经由文治教化经营治理后由“荒夷”到“俗比邹鲁区”的变化，透视出的正是明代粤西从边疆向内地辐辏的政治凝聚力，也彰显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强大向心力。需要强调的是，自古以来，我国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质，是多元文化整合、互融、共生的正态过程，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粗暴的同一化。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民族的发展呈多元一体、命运与共、兴衰相连的整体格局(141)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4-311页。。从多民族文化交融互鉴的角度看，粤西从“孔子居夷”到“俗比邹鲁”的变化，本质上是通过文教之策的实施，成功使儒家文化与粤西在地理空间、民族心理、本土文化上进行互嵌，在民族间相互涵化的过程中，优势文化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驱动着粤西完成具有核心价值观、具备共有认同度的文化建构，最终实现文化戍边、文化兴边的边疆治理目标。在明代粤西文治教化的理想图景“俗比邹鲁区”的文学书写中，反映了以儒家思想和文化为纽带的中原与粤西边疆日益紧密联系，逐步融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伟大历程。文学书写中明代粤西作为高层政区整体逐步“向化”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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