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的钩沉与嬗变：论鲁迅的旧体诗创作

罗甜

内容摘要：鲁迅的旧体诗创作和他所处的年代一样，呈现出较为典型的过渡时期特征，因此不免杂糅古典与现代气质，意象的选择与诗歌的形式均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鲁迅又结合新文学的发展以及近代以来对“现代性”“民族性”的追求，突破了传统士大夫的批判层面，将批判的视角落在“人”身上。在新与旧的钩沉中突破了文体的限制，从内容与诗歌的形式，和杂文“同声歌唱”，旧体诗具有“杂文化”的特点。

关键词：鲁迅 旧体诗 “新旧” “杂文化”

在鲁迅作品的研究领域，相比于杂文，散文集《朝花夕拾》，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鲁迅诗歌的关注度与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学界对鲁迅诗歌的研究领域也要集中在旧体诗的思想内容、美学特征、文体性质、接受史研究等领域。结合鲁迅所处的年代考察，鲁迅身上具有的“历史中间物”意识使得他在创作旧体诗之际，诗歌内容与形式彰显出传统与现代的交相辉映的时代气息。

根据鲁迅年谱和众多学者考证，鲁迅最初的文学创作在在绍兴私塾求学时期的旧体诗《别诸弟》，此后旧体诗的创作贯穿了鲁迅的整个文学生涯，到1936年去世前的《乙亥残秋偶作》，共留存四十多首旧体诗。考察这一系列的作品可以发现，鲁迅继承了传统诗歌中“意象突出”特点，同时在创作这些诗歌的同时鲁迅在标题的拟定上也向古典诗靠拢。鲁迅亦突破传统诗歌的批判色彩，结合新文学的发展，将批评视角聚焦于“人”之中，从根源揭开了社会民众的艰苦。鲁迅诗歌中对社会重大事件的回应和社会现象的抨击，与杂文具有“同构性”，这也使得其旧体诗具有杂文化的特征。

一.旧体诗中的古典气息

中国古典诗歌中较为突出的特点是意象的使用。《诗经》中的“薇”“芣苢”“泉水”等，《楚辞》中的“香草美人”，乐府诗中的“青草”，丰富的意象及其构成的意境彰显了古典诗歌独特的文化属性。作家选取意象进入诗歌的根本目的在于“抒情感怀”和“托物言志”，正如李泽厚认为“汉民族在对自然美的欣赏上，几千年来经常把自然的美和人的精神道德情操相联系，着重于把握自然美所具有的人的、精神的意义。”①鲁迅旧体诗中对意象的独特书写，绵延了古典诗歌对意象的关注。

1931年《送O·E君携兰归国》，如诗歌题名所示，是一首送给日本友人小原荣次郎的诗歌，但在诗歌中鲁迅却并未直接点名所要送别和抒情的对象，而是将其隐藏在所要描绘的意象之中。“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这两句被众多学者认为继承了《楚辞》的传统。②鲁迅化用了椒、桂、素心、荆榛等意象，用椒、桂这两个源自《楚辞》中的纯洁高贵意象指代革命烈士，而“椒焚桂折”则暗含着国民党人对进步人士的迫害。“素心”是一种兰草，在中国传统的诗歌一直是纯洁高尚的象征，在鲁迅笔下暗含着双重蕴意。小原荣次郎是一名商人，早期经营中国的文房四宝主，后期转向售卖兰花，并通过举办展览会、创办兰花杂志等方式，推动了“兰花”在东京的经营与传播。鲁迅在诗作中以兰花为线索，不仅将友人的身份地位、社会活动等暗含进去，更呼应了前文愿意为革命事业、民族进步付出自己生命的“战士”。而“以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这句中，“芳馨”“荆榛”也是源自于《楚辞》，“芳馨”象征着赠送给日本友人的兰花，荆榛不仅是现实中中日两国人民交往的因素，也指国内高压险恶的政治环境。鲁迅的旧体诗不仅继承了《楚辞》中的自然意象，《湘灵歌》中也绵延着“美人意象”，如“湘灵妆成照湘水”中的“湘女。

在诗歌形式中，鲁迅旧体诗的古典气息体现在其诗作的标题之中。在鲁迅留下的四十多首旧体诗中，《无题》就有六首；
《赠冯慧熹》《送增田涉君归国》等为主的，以“送……”“赠……”为主要句式的送别诗；
《题呐喊》《题彷徨》等“题壁诗”。

鲁迅继承了古典诗歌中的意象书写，但是鲁迅并未被旧体诗的原有的意象指代所束缚住，而是在化用这些意象的同时结合社会现实，将古典融于现代之中。正如高旭东所说的：“如果说在古代中国的诗人中，屈原是最有个性精神的抗俗诗人，那么在现代中国的文人中，从留日时期到五四时期，鲁迅则是最具有个性精神的抗俗文人。”③

二.旧体诗中的新气质

中国是诗的国度，古典诗歌在中抒发对自然万物的情思中蕴含着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奠定我国现实主义传统的《诗经》，如《豳风·东山》讲述了战士在外征战三年对家乡的思念，连年的征战却并未给远方的家园带来安宁，远在故土的妻子也在苦苦等待远征的丈夫，揭露了战争等对百姓生活的摧残，再现西周社会民生现状；
奠定我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楚辞》也投射着屈原对家国的关注，《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呼告彰显出强烈的家国情怀。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轫之际，深刻的现实性与现世性贯穿于诗人的创作之中，诗歌中的现实批判性从未消逝，从两汉时期“战城南，死郭北”的乐府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从“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古典诗人一直坚守着诗歌的“现实批判性”。

传统的诗作中不乏有关心民生疾苦、批判现实之作，但没有跳脱出社会的局限，诗人对于百姓的殷殷关切之心并未脱出封建统治下的制度问题，也并未脱离开社会皇权的压迫，古典诗歌并未彻底揭露出百姓流离失所，民生凋敝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君主制度下不合理的社会管理方式与经济压迫。

晚清以降，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以后，许多学者从文学的功利性提出诗歌要为政治改良而服务，诗歌中的批判精神從浮于表面的民生精神上升到对制度的怀疑与批判，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封建制度对社会的损伤与残害，高举民主与科学、社会与革命的大旗，掀起反封建反礼教运动。鲁迅的社会批判彻底超越了封建士大夫的历史局限，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当权的统治者，撕开封建统治的压迫，揭露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虚伪，从制度的根源揭示千百年来中国人民饱受压迫和剥削的根本原因。

在《赠邬其山》一诗中，“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以友人内山完造的视角，揭露出了其居住在中国的二十年间的社会怪象。“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描绘出了社会大众对于“看病和求学”的荒诞态度。同时，鲁迅在成长的过程和社会经历中，“病”一直是他的心头大事。从现实际遇来说，鲁迅父亲的病因为庸医，散尽家财无法医治，最后还是被戕害致死；
去往日本学习医学，渴望能够学习现代医学，以拯救像父亲那样被传统医学害死的苦难人，最终却发现“学医救不了中国人”。在作品《药》中，通过华老栓一家的经历和革命党人夏瑜的经历，直接显示了社会的病态不仅源于人们对“医学”的无知，更是源于落后的制度与卑劣的统治者对人在肉体和精神的损害。在求学之路上亦是如此，传统的士大夫们求学是为了“科举进士”，“加官进爵”的社会功利目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阻碍近代以来的思想运动，社会中的“人”依旧未被完全解放，思想进步与解放举步维艰。在鲁迅看来，传统的三纲五常、封建礼教不仅将人扼杀在封建的摇篮里，在这种没有创新与发展的国情中，严重阻碍了对于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发展。随着科举制度的推翻，现代性的社会学制与人才培养机制未完全确立，大学这一读书育人之地也被军阀和国民党当局玷污，社会复古风潮也大行其道，在阻止现代化前行的道路中开了历史的倒车，“读书求学”一事在传统与现代的争斗中变得功利而无所事事。“一阔就变脸，所砍头渐多”不仅将国人“趋炎附势”的劣根性描绘的淋漓尽致，也揭露整个社会紧张的局势。社会的病态不仅在于国民劣根性中的捧高踩低，社会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以及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下社会的割裂，革命党人与进步学者的活动空间愈加紧缩，“白色恐怖”对鲁迅等学者们带来的生存压迫与困境，整个社会都笼罩在政治压抑之中。而尾句“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的戏谑，也在进一步说明政坛变化之快的同时，实质呈现出来的也是现实在虚与实实与虚的“佛”中的缥缈与无可奈何。

纵观鲁迅旧体诗歌的创作，鲁迅超出阈值的批判能力使得他在借用传统的诗歌形式创作时依旧具有现代性的批判，使得其旧体诗中具有新的批判性与现实性。

三.“杂文化”的旧体诗

如果将鲁迅的旧体诗创作放入鲁迅的整个创作生涯之中去考量，可以发现鲁迅的旧体诗与杂文的创作在时间和内容上具有高度的重合性。正如李歐梵认为鲁迅“对体裁区别的僵死规定的蔑视还导致了一种创造性的混合：他的杂文中有诗，诗中有杂文。”④

首先是鲁迅的很多旧体诗是来源于杂文之中的。如诗歌《吊卢骚》是出自杂文《头》之中，这篇杂文鲁迅对梁实秋于1928年发表的《关于卢骚》中大肆攻击卢梭的回应，他认为“卢骚个人不道德的行为，已然成为一般浪漫的人的行为的攻击”。⑤但在启蒙运动中，卢梭在政治、文学和教育学中突出的成就被认为是撬开西方甚至整个世界的利刃，在思想解放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均推动了西方近代文明的进步。梁实秋对于卢梭的攻击被鲁迅认为是“借头示众”，他攻击卢梭是假，以此攻击国内的“进步派”文人与学者才是其真实目的。

因此鲁迅戏仿《三国演义》中记袁术之死后写诗感叹的方式，在《头》结尾也附上了这首《吊卢骚》。此诗前两句“脱帽怀铅出，先生盖代穷。”从“脱帽”和“怀铅”中分别借用中西方的典故，指出卢梭少年时期经济窘境，以及在发表一系列抨击贵族教会政治和教育制度后通缉遭受迫害的悲惨境遇，同时也更深层次的影射国内的政治高压和文坛现状。

1927年蒋介石等人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公然背叛革命并在全国各地大肆抓捕革命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北伐毁于一旦，国内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新文学发展也受到阻碍。在新文学阵营，胡适等人以整理国故为目的掀起的“复古风潮”，鲁迅与陈西莹等现代评论派论战，以厦大为主要阵地的高校“乌烟瘴气”，广州革命局势也颇为复杂，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的发展前路未知。鲁迅自身也因兄弟失和、北京政府对他的追捕等因素，像卢梭逃往瑞士一样，辗转厦门、广州、上海等地，成为了流浪异乡的漂泊者。“头颅行万里。失计造儿童。”这两句更是展现了卢梭的教育思想对“儿童”的发现以及儿童教育发展的重要性，与鲁迅一贯“救救孩子”“关注童心”有异曲同工之妙。类似的古体诗还有出自杂文《学生和玉佛》的同名诗作，鲁迅在讽刺日军进攻华北之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得大批古董文物匆忙迁往内地，在某种程度上也披露了近代以来中国的文物流亡情况。

其次，周海波认为鲁迅通过杂文创作说自己想说的话，或者说，鲁迅的杂文创作是一种争取公共领域、争取话语权的写作，是反“别人的声音”而发表“自己的声音”的写作。⑥在鲁迅创作的旧体诗中，很大一部分也是“时评”性质的诗歌，和杂文一样，非常迅速敏捷的针对当时社会发生的事件进行评论深层次的介入公共话语之中，针对某一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发表看法。如《一二八战后作》这首诗歌，“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写出了战争对社会的摧残，战火虽然停止了纷飞，但是重炮侵袭对人民的伤害，对社会的损伤是不可逆转的。黄乔生认为在《教授杂咏四首》这组诗中，鲁迅用简短精干的笔调讽刺了赵景深的翻译问题、章衣萍对新文学“轻浮”的态度、谢六逸伙同国民党针对左翼文人的行径。在这一系列的旧体诗中，鲁迅秉持和杂文一致的批判风格，突破传统旧体诗僵化的批判思想和文体限制。

鲁迅的旧体诗创作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旧形式”下的守旧之作，其诗作表层的内容、表现形式和深层思想意蕴，在勾连传统古典文学的同时，也与晚清以来的文学运动和社会运动相呼应，从文体形式到批判性内涵都有新的嬗变，在与杂文“同声歌唱”之际，也为旧体诗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时光走过百年，旧体诗的辉煌也渐渐湮灭在社会发展的浪潮之中，作为有千百年来诗歌创作传统的中国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旧体诗的创作也渐渐走下历史的舞台，如何以批判性的眼光待鲁迅和当下的旧体诗创作这仍值得我们审视和思考。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3]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周振甫主编.鲁迅诗作鉴赏[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5]高旭东.论鲁迅与屈原的深层精神联系[J].鲁迅研究月刊，2004（06）：12-18.

[6]梁实秋.关于卢骚[N].申报，1928-3-25.

[7]周海波.文化传播视野中的鲁迅文学创作（下）[J].鲁迅研究月刊，2003（03）：17-24.

[8]李遇春，魏耀武.论鲁迅旧体诗的杂文化倾向[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01）：133-138.

[9]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10]马芳.鲁迅诗歌中的楚辞意象[J].鲁迅研究月刊，2013（07）：23-27+80.

注 释

①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5.

②马芳.鲁迅诗歌中的楚辞意象[J].鲁迅研究月刊，2013（07）：23-27+80；

③高旭东.论鲁迅与屈原的深层精神联系[J].鲁迅研究月刊，2004（06）：12-18.

④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135.

⑤梁实秋.关于卢骚[N].申报1928.3.25.

⑥周海波.文化传播视野中的鲁迅文学创作（下）[J].鲁迅研究月刊，2003（03）：17-24.

项目名称：2022年度大连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故事新编》的“本事”研究”（YJSCX2022-15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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