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区域异质性与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程水红

（闽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生产性服务业是从制造业内部独立出来的新兴行业，具备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为主要投入的知识、信息密集型特征。由于其涉及到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既服务于产品开发、生产运行等上游环节又服务于成品储运、营销售后等下游环节，且产业关联度高，跨界服务性强，因此是连接第二、三产业的“黏合剂”。目前，生产性服务业因行业限制较小，且其发展不受空间距离的影响，因此呈现空间集聚状态。集聚区内生产要素的集聚和资源共享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要素搜索成本，具有规模经济效应；
当集聚程度达到一定阈值，集聚区内的创新成果不断向周边地区溢出，因此呈现出明显的知识溢出效应，在以上两种效应的双重叠加作用下，集聚区内的产业间交流增强，资源配置合理，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因此如何合理布局生产性服务业，让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有力抓手，对于各级政府制定相关产业结构重组和产业资源整合政策，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别展开了探讨。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有益于技术提升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通过生产率的提升来带动地区经济增 长。［1］411［2］8［3］40［4］32［5］60［6］62［7］25高 端 生 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具有促进作用，其他情况均为抑制作用。［8］80但从规模和效率维度来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呈现出“倒U”型演进特征。［9］57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10］40［11］154［12］187以上文献从不同角度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研究，总结上述文献，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

其一，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还缺少实证检验；
其二，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之间非线性关系的研究比较缺乏。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在理论研究上，从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城市软环境竞争力和知识溢出两个方面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为避免内生性问题，采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拟合现实情境；
第三，在分析视角上，考虑了地区异质性问题，分别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进行分析。

人力资本含量、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均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不仅能激发有效需求，还能推动产业协同融合发展。而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通过外部性原理有效降低社会生产和流通成本，带动产业间关联度的提升，从而有利于提升要素市场资源的匹配程度，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一）基本作用机制与研究假设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主体，其空间集聚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不仅可提高城市经济活动的生产力，为各种生产活动提供创新机会，还可促进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即生产性服务业对城市发展产生质的影响，促进城市软硬设施的完善、强化城市功能，尤其是在城市软环境竞争力方面，更是因其集聚效应引起整体环境质量和环境要素的提升。城市软环境作为现代城市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代表了一种明显的优势。城市具有较强竞争力，保持持续和高效发展，与软环境形成的知识积累和各类创新密切相关。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有利于城市软环境的提升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由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知识密集型特征会引起研发资本的跨区域流动，由此带来的知识溢出不仅会增加当地智力资源，同时也有利于创造新的知识和提升整体知识层级，为实现产业升级提供技术支持；
进一步地，集聚带来的流动成本的下降会导致知识的溢出，从而有利于劳动力由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转移，带动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进而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2：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可提升区域产业关联性，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二）非线性传导机制及研究假设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使集聚区及相邻区域的发展环境变得更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集聚程度达到一定的阈值带来的各种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会导致资本、人才等资源外流，从而不利于区域经济增长。一方面，城市软环境竞争力必须达到最低标准才可能引起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但随着集聚程度的加深以及城市规模和竞争力的增长，相关要素成本迅速攀升导致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会减弱；
另一方面，由于虹吸效应的存在，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导致知识溢出的同时，研发资本等要素也会进一步向产业集聚程度高、发展强势的区域集中，因此对邻近城市的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溢出效应。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3：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影响。

（一）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了包含经济增长、中介机制和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具体如下：

式（1）为经济增长方程，i和t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PGDPit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α10为常数项，Mit为各中介变量，分别为城市软环境竞争力（com）和知识溢出。Xk，it表示第k个控制变量，选取外商直接投资（fdi）、政府控制（gov）以及人力资本（hr）。式（2）为中介机制方程，LQit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数，β20为常数项，控制变量Xk，it选取地区基础设施水平（inro）和政府控制（gov）。式（3）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方程，θ30为常数项，控制变量Xk，it选取人力资本（hr）和政府控制（gov）。λi为个体固定效应，μit、εit和γit为各方程中的随机扰动项。

为考察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是否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影响，以及各中介变量是否存在门限效应，本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进行验证。另外，考虑到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且持续的过程，本文引入被解释变量滞后期PGDPi,t-1构建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4）式中PGDPi,t-1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滞后一期，qit为门槛变量，分别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LQit）、城市软环境竞争力（com）和知识溢出（fc）。γ为门槛值，I（·）为指示函数，当括号内的条件成立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Xk，it选取人力资本（hr）、基础设施水平（inro）和政府控制（gov）。

（二）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中国281个地级市作为考察对象，考察期为2004—2020年，所涉及数据均来源于2005—202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地的统计公报。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平稳性，对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数据以2004年为基期，利用GDP平减指数折算为实际值。

（三）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PGDP）

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万元/人）表示经济增长，并以2004年为基期利用GDP平减指数作平减。

2.核心解释变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数（LQ）

选取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6大行业，并以各行业就业人数作为行业集聚程度测算基准。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5）式中，lqi和qi分别表示城市i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和该城市的总就业人数，lq和q分别表示全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和全国总就业人数。

3.中介变量

第一个中介变量是城市软环境竞争力（com），本文从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两个维度构建软环境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其中，社会环境维度包括城市交通资源、城市医疗卫生资源、城市教育资源和城市文化资源4个指标。城市交通资源以各地市年末实有城市道路面积（万平方米）表示；
城市医疗卫生资源以各地市年末医院床位数（张）表示；
城市教育资源以各地市年末中小学数（所）表示；
城市文化资源以各地市年末图书馆藏书（万册）表示。生态环境维度包括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绿化面积（公顷/万人）、污水处理率（%）和无公害垃圾处理率（%）4个指标。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到统计年度内各地市的软环境综合评分指数，指数越大，则表示软环境竞争力越强。

第二个中介变量是知识溢出（fc），本文构建能够表示知识溢出的研发资本空间流动指数对其进行表征。通过构建引力模型对地区内的研发资本空间流动总量进行测度，具体公式如下：

（6）式中fcit表示城市i在t年的总研发资本空间流动量，cit表示城市i在t年的研发资本支出，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科技支出表示。projt和proit分别表示城市j和城市i在t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利润率。dij表示城市i和城市j的空间距离。

4.控制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各城市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
政府控制（gov）利用各城市地方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测度，即政府控制等于地方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
人力资本（hr）利用各城市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占各地市全部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地区基础设施水平（inro）采用城市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人）衡量，即地区基础设施水平等于年末实有城市道路面积/总人口。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N=4777）

（一）中介传导机制分析结果

1.以城市软环境竞争力为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

从表2中以城市软环境竞争力为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可知，在中介机制方程中，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有利于城市软环境竞争力的提升。控制变量方面，政府干预和基础设施水平对城市软环境竞争力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表明地方财政支出越高、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越大越有利于城市软环境竞争力的提升。

表2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推动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回归结果

在经济增长方程中，城市软环境竞争力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高城市软环境竞争力对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随着区域内软环境的改善其对人力、资金等要素的吸引力不断增强，而这些要素的流入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创新资源和智力资本，从而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在控制变量中，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政府控制和人力资本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而人力资本是地区发展的重要智力因素，其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推动作用。

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方程中，城市软环境竞争力的系数为正，在10%水平下显著，表明城市软环境越好越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
经济增长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经济增长过快可能会导致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从而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控制变量方面，政府控制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带来的消费和投资的刺激作用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
人力资本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强大的人力资本储备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但作用不明显。

2.以知识溢出为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

根据表2以知识溢出为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可知，在中介机制方程中，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能够促进研发资本的空间流动，并吸引资本流向集聚区。控制变量方面，政府干预的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
基础设施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加速研发资本的空间流动。在经济增长方程中，知识溢出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城市间的研发资本流动越频繁越有利于经济增长。政府控制和人力资本也显著正向影响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方程中，资本流动正向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
经济增长和政府控制均显著反向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人力资本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可通过城市软环境竞争力、研发资本流动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助推地区经济增长的两条重要路径。

（二）非线性影响分析结果

为进一步明晰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约束，本文对模型（4）进行估计，为克服模型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通过引入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各变量的工具变量，并运用吴-豪斯曼F检验和杜宾-吴-豪斯曼卡方检验对各变量的内生性进行识别检验（见表3）。结果显示，除知识溢出和外商直接投资两个变量外，其余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均存在内生性。

表3 变量内生性检验结果

对此，首先采用前向正交离差变换来消除固定效应；
其次，用内生解释变量对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得到内生变量的拟合值，将拟合值代入进行前向正交离差变换后得到模型并估计门槛值，最后基于门槛值和工具变量，运用面板差分GMM估计门槛系数。从表4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可知，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城市软环境竞争力和知识溢出均存在单一门槛。

表4 动态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各门槛值下的估计系数见表5所示。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LQ）为门槛变量的估计结果可知，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小于门槛值1.4713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对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当大于门槛值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截至2020年，共有126个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度大于门槛值。

表5 动态门槛效应估计结果

以城市软环境竞争力（com）为门槛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当城市软环境竞争力未达到门槛值3.316 3时，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一旦城市软环境竞争力越过门槛值时，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力。产生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随着城市软环境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各要素不断向强竞争力城市靠近，从而形成创新技术和资源的“虹吸效应”，而城市软环境竞争力较弱的城市因为生产要素的外流，导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被不断削减。

以知识溢出（fc）为门槛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当资本流动小于门槛值13.434 3时，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一旦资本流动越过门槛值时，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力。

（三）异质性检验

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不同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集聚规模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不同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机制可能不尽相同。因此本文将全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如表6、表7和表8所示。

表6 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东部地区）

表7 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中部地区）

从表6、表7和表8可知，以城市软环境竞争力为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城市软环境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却对城市软环境竞争力的提升有抑制作用，但不显著。以知识溢出为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能加速资本的空间流动，西部却相反，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加深，资本的空间流动越趋向于减弱，且此项回归系数不显著。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方程中，东部地区的知识溢出系数显著为正，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在东部地区资本的空间流动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向资本存量大的区域集中，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本流动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无显著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动态联立方程模型，并使用系统GMM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9。从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来看所选指标、方法及研究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表9 动态联立方程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以全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如下：（1）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可通过城市软环境竞争力、研发资本流动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两条路径间接推动地区经济增长。（2）随着城市软环境竞争力的增强和研发资本的流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断提升，但均存在门槛约束。（3）东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城市软环境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却显著抑制城市软环境竞争力的提升；
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能加速资本的空间流动，西部却相反，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加深，资本的空间流动越趋向于减弱。东部地区的知识溢出显著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向资本存量大的区域集中，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本流动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无显著影响。

本文与现有学界同类选题研究相比，从理论研究、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均作了一定的创新。首先，在理论研究上，从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城市软环境竞争力和知识溢出两个方面，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剖析；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为避免内生性问题，采用了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拟合现实情境；
最后，在分析视角上，考虑到了地区异质性的问题，分析了不同区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因地制宜地采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政策。对于软环境竞争力大于门槛值的城市应适当控制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规模，并创造更完善的硬件设施和平台促使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有序化分布。同时应大力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并逐步将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与邮政业以及批发零售业）向周边区域迁移。对于城市软环境竞争力相对较弱的城市，应集中资源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同时主动承接大城市的知识溢出成果，提质增效，推动城市经济向更高层次迈进。

第二，引导研发资本在区域之间的合理流动。基于研发资本的流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但却呈现倒U型的影响，本文认为各级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引导研发资本在区域之间的合理流动。研发资本相对较短缺的区域应积极出台各种激励政策，引导研发资本向本区域集聚；
而研发资本相对充裕的区域为避免研发资本因跨过门槛值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的助推作用，应出台适用于本区域的研发资本管理政策，引导资本向周边区域合理流动，为区域均衡发展提供技术资金的支撑。

第三，推进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的梯度发展模式，构建城市群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体系。强化城市群各地区间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工协作，以核心城市为主体，周边地区功能划分合理、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核心城市可适当鼓励本区域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与邮政业向周边地区迁移，围绕产业链将科技优势转化为创新动能。周边地区应充分借助核心城市的高端人才和技术溢出，加快从传统高耗能粗放型发展模式向绿色低碳高附加值发展模式转变。依托城市群内部的成熟合作配套政策，打造城市群研发设计、制造加工、运输物流、售后保障以及配套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构建城市群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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