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开放数据用户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自我效能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

陶志梅，苏璐丹

（天津商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天津 300134）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不断加速，数字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格局。2017年，习近平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在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构想。2021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的未来发展目标。直到2022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指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数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到超45万亿元，各级政府业务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成效显著，数据共享和开发利用取得积极进展，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稳步推进。在此背景下，政府对其拥有数量庞大和种类繁多的数据加以公开是中国数字化转型的必然选择。

政府开放数据所涉及的“政府数据”不仅包括政府部门直接或通过第三方依法采集、依法授权管理和因履行职责需要而形成的数据，也包括产生于政府外部，但对政府活动、公共事务和公众生活有影响、有价值的各类数据资源[1]。政府开放数据的目的不是储存数据，公众可以通过使用政府公共部门构建的网络集成平台信息，对无需特别授权、可被机器读取的原始公共数据进行再次开发利用并创造价值[2]。政府希望通过开放数据推动数据资源优化配置和数据赋能价值提升，促进发展数字经济和提升政府治理水平[3]。2009年美国宣布实施《透明和开放的政府》等法案并上线美国开放数据平台Data.gov，宣告政府开放数据正式拉开帷幕，随之而来的是法国、加拿大、英国等欧美国家也将政府开放数据纳入未来的发展规划中[4]。伴随数字中国建设，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积极推进政府开放数据进程，截至2021年10月，我国已建成193个OGD（包括直辖市、副省级与地级行政区），海量的政府数据通过平台逐步得以公开[5]。

政府开放数据的核心是对政府数据的再利用和创造新的价值[6]，用户作为再利用和创造价值的主体，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府开放数据的利用效果。目前的研究表明，用户利用政府开放数据的效果并不是很乐观[7]，具体表现为用户利用的主观能动性不足、用户数据利用能力有待提升和政府开放数据供给体系不健全等[8-10]。在影响用户利用政府开放数据的诸多因素当中，用户有限的信息知识技能是一个重要阻碍因素[11-12]。另外，在政府开放数据的实践过程中，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率先将提升国民信息素养与技能作为谋求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方向，对国民的信息数字技能进行培训[13]。我国也针对国民信息素养提升存在的数字鸿沟较大、资源供给不足、培养体系尚未形成等问题，提出系统推进“全民数字能力提升”“数字学习体系构建”等重要政策指标[14]。因此，本文从用户角度出发，探讨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影响因素问题，将信息素养作为用户的能力因素，将自我效能作为用户对自身能力的感知因素，纳入到政府开放数据用户使用意愿的研究中，结合计划行为理论与自我效能理论构建研究模型，探索用户能力在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意愿中的作用机理。本文的研究在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意愿中纳入了新的影响因素，不仅能够引起社会对实现政府开放数据价值的关注，而且为政府开放数据未来发展的优化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本文围绕政府开放数据用户使用影响因素问题，对用户视角下政府开放数据相关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梳理，下面分四个方面叙述。

（一）基于用户视角的政府开放数据研究

根据相关文献，学者认为政府开放数据的用户既包括组织又涉及个体，学者从用户角度对政府开放数据所进行的探究主要包括：用户接受行为研究、用户参与研究以及用户满意度研究。以下内容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梳理相关研究进展。

关于对政府开放数据公众接受行为的研究，相关学者主要集中在对公众接受政府开放数据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方面，目的是促进用户对政府开放数据的使用。该方面研究的用户主要指未使用过政府开放数据的个体用户。Haini等通过系统文献综述确定了16个政府开放数据采纳的影响因素[15]。Talukder等基于UTAUT模型和IS成功模型，对用户初次采纳政府开放数据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16]。除此之外，高天鹏和朱红灿等多位学者，分别在已有的UTAUT模型和SOR框架的基础上，纳入其他变量构建理论模型，拓展性地探索了政府开放数据用户采纳行为研究的影响因素[17-18]。

关于对政府开放数据中的用户参与研究，学者主要对政府开放数据工作国际排名居前和跃升速度较快的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或者案例研究，目的是为中国政府开放数据提供借鉴。该方面研究的用户主要指需要政府开放数据并参与数据活动的所有组织和个人。学者通过研究英、美、新和加拿大政府的开放数据[8，19]，借鉴其中优势，促进我国公众参与政府开放数据。除此之外，较为先进的政府开放数据公众参与模式也是学者的研究重点，例如意大利的监控马拉松、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开放数据[19]，澳大利亚政府开放数据清单与开放报告、英国开放数据对话[20]，都被用来与我国的政府开放数据的模式进行比较分析。目前美国作为该领域的领先国家在促进公众参与政府开放数据中表现不佳[21]，我国用户的整体利用行为参与度也较低[22]。

关于对政府开放数据满意度的研究，学者主要集中在识别政府开放数据是否与用户需求匹配方面，目的都是为提升政府开放数据的质量。该方面研究的用户主要指体验过政府开放数据服务的个体用户，与此同时也包括了对政府开放数据有需求的潜在群体。顾嘉琪基于SERVQUAL模型对公众的需求进行识别，构建了政府开放数据质量屋[23]。朱红灿等以Kano模型、阴晓慧等以问卷调查的方法等对用户需求进行识别，从数据持续、平台质量等方面提出建议[24-25]。除此之外，Alawneh A、祝娜提出保护用户隐私可以提高公众满意度[26-27]。

综上所述，目前学者主要从使用情况、信息需求情况、所从事的事业等对用户进行分类。政府开放数据用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用户主观想法进行探索：是否愿意使用？是否愿意参与？是否满意？研究贯穿了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前提、过程、结果。政府开放数据用户接受和使用的研究集中于对影响因素的探索，以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居多；
政府开放数据用户参与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通过对国外的相关经验进行借鉴获得启示以促进我国用户参与政府开放数据；
政府开放数据用户满意度的研究主要以用户需求为标准，衡量政府开放数据是否能提供用户所需的服务。

政府开放数据的价值实现需要用户对政府开放数据的持续关注和积极使用，本文从使用情况出发对用户进行界定：政府开放数据用户包括了“未使用过”和“已使用过”政府开放数据两个类型群体或个人，具体涉及专业的数据人员、企事业人员、政府工作人员、高校人员、学生以及普通的社会公众等。明确用户定义可以较为全面地对用户使用意愿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提升政府开放数据的利用效益。

（二）用户视角下政府开放数据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

根据相关文献，国内外对用户视角下政府开放数据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以下从研究模型、研究方法和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相关的研究进行梳理，如表1所示。

表1 基于用户视角的政府开放数据使用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以上研究梳理可以发现，用户视角下政府开放数据研究理论模型主要运用了技术接受与使用整合模型、创新扩散理论、计划行为理论、情景理论等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使用问卷调查法和结构方程模型，也有学者采用了扎根理论。在影响因素的探索上主要涉及两个维度：一是用户主观感知维度，例如，用户对风险、信任、用处以及难易度感知等；
二是政府开放数据平台构件维度，例如，数据质量、平台功能、便利条件和服务质量等。总体来说，理论模型主要是以信息技术接受模型为主，方法主要是以问卷调查为主，但是在影响因素上学者主要探索了用户对外在的感知情况，鲜有学者关注用户内在的能力和用户自身能力的感知因素，以此探索用户能力对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影响。

（三）影响政府开放数据使用的用户能力因素研究

根据相关文献阅读梳理，国内外对用户能力影响政府开放数据的研究并不是很多，且分布较为零散，缺乏系统研究讨论。表2对影响政府开放数据使用的用户的能力因素进行梳理。

表2 影响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用户能力因素研究

从梳理出的表格可看出，用户能力因素当中用户技能、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即用户的信息素养是学者的关注重点。信息素养是用户能自主学习数据知识和自主利用数据资源的基础条件，是数字化、智能化时代人类必备的基本素养。但文献梳理的过程中发现，用户信息素养作为基础能力较少在政府开放数据领域中受到关注[41]，学者的研究局限在仅将用户能力作为假设变量之一进行实证研究，并未考虑用户对自身能力的感知程度对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影响。

（四）信息素养相关研究梳理

从文献研究梳理中可以发现，对信息素养相关的研究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已经逐步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并且在不同领域中都得以运用。在教育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夏波早在2014年就将中美的信息素养教育进行比较[42]，还有学者对中小学生、大学生、研究生、教师等不同主体的信息素养进行研究，提出提升信息素养的政策建议[43-46]。在计算机利用研究方面，Coklar等在2017年对398名本科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学生的信息素养对信息搜索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7]。在社会媒体研究方面，Mcdowell在2020年对新媒体环境下假性新闻的研究中，指出用户自身信息素养提升有助于辨别信息真伪[48]。在图书馆研究方面，黄如花等在2022年国际图书馆组织在数字素养提升的关键作用的研究当中呼吁重视信息素养[49]。

综上所述，学者从不同方面阐述了公民信息素养提升对社会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性，并指出无论是在内涵结构还是管理应用层面，信息素养都是用户融入数字化社会的必备基础条件。但是可以看出，现有对信息素养的研究停留在对信息素养的教育和培训等方面，缺乏将用户信息素养引入到政府开放数据领域的研究中，更缺少将信息素养作为用户能力因素，探索用户能力对政府开放数据利用的影响作用机理。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体梳理，可以看出基于用户视角对政府开放数据的研究不是很多，且研究较为宽泛，缺少细化到用户特征的研究。在影响因素的探究上，学者集中于对用户的主观心理状态研究，多从用户对政府开放数据信息系统的感知角度出发探究用户的使用意愿或行为问题，缺乏对用户个人能力因素的探讨；
在对政府开放数据用户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上，信息素养作为用户的能力因素虽已有学者提出，但是少有学者将用户对自身能力的感知作为影响因素并对其进行深入的系统性的研究。除此之外，信息素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培训提升方面，少有学者将信息素养作为关键性的因素引入到政府开放数据的领域。因此，本文通过计划行为理论和自我效能理论构建研究模型，将信息素养作为能力因素、将自我效能作为用户对自身能力的感知因素纳入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意愿的影响因素当中，系统探讨用户能力因素对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意愿的影响。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简称“TPB”）是Ajzen在1985年提出的模型，内容包括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行为意愿、行为这几个核心因素，而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决定用户行为意愿，这三个变量之间也会相互影响[50]。计划行为理论在信息系统领域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常被用于预测和解释与信息系统、技术和服务相关的用户意愿及行为[51]。政府开放数据被当作政务信息公开的“升级版”[52]，学者也将该理论运用到政府开放数据研究当中，如冉连、朱春奎等人通过计划行为理论与技术接受模型的结合，分别探讨了公众参与行为的生成机理和公务员推动政府开放数据的意愿问题[53-54]。

自我效能理论（Self-efficiency Theory）是Bandura在1977年提出的模型[55]，它是指人们对自己实现特定领域行为目标所需能力的信心或信念。该理论认为人们更倾向于执行那些他们认为自己能力所及的事情，而回避那些他们认为超过其能力的任务和情境[56]。自我效能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个体对自我行为能力的预期会影响其行为的选择及投入意愿的大小，进而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对待困难的态度和行为效率，并且最终影响人们的行为意愿选择[57]。Irfan Ali Shah、朱光等结合自我效能理论，分别对巴基斯坦政务网站接受意愿和社交媒体隐私政策阅读意愿进行了研究[58-59]。

以往将计划行为理论与自我效能理论相结合的研究，主要将自我效能作为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因素用来探究个体的使用意愿问题。如Pavlou等拓展了计划行为理论，在对电子商务网站的研究当中，发现自我效能通过感知行为控制提高消费者的使用意愿[60]。Lijuan等在预测关于中国青少年进行剧烈体育活动的意愿和水平的研究中，结合了计划行为理论和自我效能理论，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效能通过感知行为控制提升剧烈体育活动的意愿[61]。事实上，从技术特征和个体特征两个方面探索用户对新技术、新系统的接受意愿及行为，是自我效能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相结合的本质特点[62]，但少有文献从这两个特征出发对政府开放数据用户的接受意愿和行为进行研究。本文将两者结合，从用户对政府开放数据信息系统特征的感知和用户对个体能力特征的感知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不仅能有效弥补以往从用户角度研究政府开放数据存在的不足，而且能够将用户的能力因素进行细化，更好探索用户能力在使用政府开放数据意愿影响因素中的作用机理。

基于此，本文将计划行为理论与自我效能理论结合，纳入信息素养和自我效能两个关键性因素，探索用户能力因素以及用户对自身能力的感知因素对使用政府开放数据意愿的影响，并且深入探析信息素养、自我效能与感知行为控制、主观规范、行为态度等变量的互动规律，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本文建立了政府开放数据用户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见图1）。

图1 政府开放数据用户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

（一）主观规范

主观规范是指个人行为决策受外部社会压力影响的程度，即有重要影响力的他人或团体给予的压力对个体采取特定行为的影响。本文将主观规范定义为对他人认为自己应该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重要程度的感知度。范佳佳认为若他人对数据产品予以正面的评价，可以影响用户个人对数据产品的使用意愿[63]。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密切，个人受到他人的影响程度也会随之提升。用户对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关注不仅会受到周边个体的影响，还会受到网络的影响。当他人表现出对使用政府开放数据感兴趣时，自己也会受他人影响，产生更强烈的政府开放数据使用意愿。除此之外，政府相关部门对于移动政务具备优越的公共服务信息的宣传，可以让公众深入了解移动政务的功能，使更多的公众愿意接受移动政务并带动周围的人使用[64]。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主观规范正向影响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意愿。

（二）信息素养

信息素养一般是指合理合法地利用各种信息工具，特别是多媒体和网络技术工具，确定、获取、评估、应用、整合和创造信息，以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能力，其核心是信息能力[65]。本文将信息素养定义为用户自身具有的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相关信息的知识技能。由于政府开放数据的特征，使得政府开放数据对普通公众来说存在一定的技术门槛。冉连等认为一个具备数据意识、数据头脑和数据技能的公民更容易参与到政府开放数据与利用过程之中[53]。钱丹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信息意识、社会影响、信息技能通过影响使用意向，进而影响用户使用公共数字文化的行为[66]。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2：信息素养正向影响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意愿。

（三）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身实现特定领域行为目标的能力的自信程度，本文将自我效能定义为用户对自身使用政府开放数据能力自信程度的感知。吴金红等认为用户的自信程度对于用户参与意愿的影响不容小觑，自我效能对用户参与行为产生正向的影响[67]。当用户的自我效能感较强时，其更愿意克服使用政府开放数据中遇到的困难：当用户的自我效能感较低时，其在使用政府开放数据时会过多想到个人不足并将困难看得比实际更严重。王立华等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自我效能对农民的电子政务服务采纳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的结论[68]。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3：自我效能正向影响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意愿。

Tang在研究中指出，个人信息处理和解决问题、记忆、数学技能等能力和相应的成就可以显著影响人们对自己控制和影响生活各个方面的能力的信念，即自我效能[69]。自我效能不仅包含个人所具有的能力，也包含了个人对利用自己拥有的技能能够做什么的一种主观判断[70]。当用户具备相应的信息素养时，用户的自我效能够获得提升，他们更愿意解决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等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用户的使用意愿就会随之增强；
反之当用户不具备相应的信息素养时，用户对自身的自信程度下降，认为使用政府开放数据是一件难度较大的事情，用户使用意愿就会下降。赵英在对政府电子公共服务系统的用户接受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技巧、机会和资源技术匹配性能显著影响用户的自我效能，从而间接影响用户接受政府电子公共服务系统[71]。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3a：自我效能在信息素养与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意愿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四）感知行为控制

感知行为控制是指行为个体在预期执行某一特定行为时感知到完成这一特定行为容易或困难的程度，学术界将其分为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本文将感知行为控制定义为用户预期在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过程中的难易程度。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并非自愿，而是处于控制之中，个体的实际行为除了受行为意愿的影响之外，还受到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72]。Mathieson比较了技术接受模型与计划行为理论在预测用户意图时的区别，明确提出感知行为控制正向影响用户的意愿[73]。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4：感知行为控制正向影响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意愿。

朱敬熹在计划行为理论（TPB）研究综述当中阐述，在计划行为理论当中可以增加自我效能作为变量[74]。根据自我效能理论，在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过程中，用户的自我效能是对自身所需的相关知识和技术能力的判断。当用户自我效能感较强时，其感知自己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控制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过程，其使用意愿就会较强；
反之，当用户的自我效能感较弱时，其感知行为控制信心也会减少，使用意愿也会降低。郭俊华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自我效能和便利条件显著影响感知行为控制，并进而影响公众的使用意向[32]。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4a：感知行为控制在自我效能与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意愿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五）行为态度

行为态度是指个体对采取特定行为所持的积极或消极的意愿，它是预测个体行为最有效的变量。本文结合研究对象，将行为态度定义为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正面或负面的感觉。杜治洲认为公众对电子政务的态度正向影响电子政务的接受度[75]。当用户对政府开放数据行为持正面评价时，其态度就更为积极，则用户使用的意愿就会更强烈；
反之，当用户对政府开放数据的感觉是负面的，其使用意愿就会减弱。公民的信息获取体验是以政府良好的行为态度作为其保障条件的[76]，同时用户体验直接影响到用户对政府开放数据平台的接受程度[19]。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5：行为态度正向影响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意愿。

在计划行为理论当中，感知行为控制对行为态度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过程中，当用户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知识能力与资源技术作为支撑，则其能更有效地使用数据，其对政府开放数据的评价也较为积极，从而使得用户的使用意愿也会随之增强；
反之，若用户的感知行为控制能力较弱，无法感知到政府开放数据的有用性，其使用意愿降低。包秦雯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感知行为控制正向影响科研人员对开放科研数据的态度与行为[77]。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5a：行为态度在感知行为控制与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意愿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一）量表设计

本量表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问卷调查对象的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
第二部分是变量测量。变量测量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对所有测度项进行标准化处理，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本文通过对国内社会公众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数据，根据本文建立的研究模型中的6个变量，围绕计划行为理论和自我效能理论，在相关文献基础上分别为每个变量设置一定数量的测度项目。具体如表3所示。

表3 测量量表具体内容及文献来源

“主观规范”题项的设计，结合计划行为理论与陈美等的研究[50，78]，考虑到政府开放数据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对公众的影响力有限，因此本文从“网络媒体”与“对自身有影响力的人”两个方面切入，这是因为媒体的传播力量较大以及有影响力的人的行为或话语对个体产生的影响较大。

“信息素养”题项的设计，结合段尧清、陈玲与Gasco-Hernandez等的研究，从“知识技能”和“有效利用”两个方面出发，“知识技能的储备”代表着有相应的基础进行利用，“有效利用”代表着可以运用自身所具备的知识技能对政府开放数据进行整合应用以创造相应的价值[36，31，13]。

“自我效能”题项的设计，结合自我效能理论的内涵与高明等的研究，从效能预期“面对困难的态度和使用行为的效率”和结果预期“用户对自身能力的自信程度的感知”两个方面设计题项[55，35]。

“感知行为控制”题项的设计，结合计划行为理论与赵英、朱红灿等的研究，从用户对使用政府开放数据前“对难易程度的初步感知”和用户对使用过程中的“操作流程容易程度的感知”两方面进行，可以囊括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所有用户[55，71，79]。

“行为态度”题项的设计，结合计划行为理论与陈晓春等的研究，围绕“用户对政府开放数据了解情况”和“政府开放数据的使用是否满足用户需求”两方面，从了解情况可以看出用户对政府开放数据的初始态度，从需求的满足与否可以看出用户对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评价持积极或是消极态度[50，28]。

“使用意愿”题项的设计，结合计划行为理论与高天鹏等的研究，主要围绕用户的“初次使用意愿”和“再次使用的意愿”两个方面进行测量[50，17]。

（二）数据收集

问卷调查以网络问卷的形式进行发放，考虑到政府开放数据用户使用情况，本文选择数字化转型较早的地区北京、山东、上海、浙江、广东、厦门等地区，通过学校MPA学员、研究生、教师等群体随机发放。通过年龄、职业、学历等信息分布情况，保证问卷的代表性，确保问卷抽样实现科学性。数据收集从2022年3月26日到2022年7月15日，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了511份问卷，为保证问卷的有效性，剔除填写时间不足、信息无效或不完整等原因造成的无效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432份，样本的分布特征如表4所示。

表4 样本分布特征

（三）数据分析

本文在信度检验方面，主要采用克伦巴赫系数（Cronbach"s a）和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作为检验指标，检验标准是Cronbach"s a和CR值均不小于0.7，值越大表明信度越高；
在效度检验方面，主要采用平均方差提取量（AVE），检验标准是大于0.5，AVE值越大，表明测量误差越小。如表5所示，本研究中的6个变量Cronbach"s a的系数和组合信度均大于0.7，说明本研究的研究变量的各个项目之间具有一定的内部一致性，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信度；
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所有测量指标的因子负荷和平均变异萃取量均大于0.5，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聚敛效度。

表5 变量的信度与效度

（四）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

1.方程模型整体配适度评价

表6详细列明了结构模型检验所得的主要适配指标。结合模型和样本量，与适配指标给定推荐值进行比较，发现绝大多数拟和指数达到了理想标准值，因此整体来看拟合度是可接受的。

表6 结构方程模型的配适度指标

2.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

本研究运用Amos24.0对理论模型中各潜变量之间的路径假设进行检验，结构模型的整体路径假设检验结果的具体数值如表7所示。主观规范正向影响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意愿（B=0.224,p＜0.001），假设H1通过检验；
信息素养正向影响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意愿（B=-0.612,p＜0.005）与原假设不相符，假设H2未通过检验；
自我效能正向影响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意愿（B=0.197,p＜0.05），假设H3通过检验；
感知行为控制正向影响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意愿（B=0.127,p＜0.001）假设H4通过检验；
行为态度正向影响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意愿（B=0.352,p＜0.001）假设H5通过检验。检验结果同时表明，信息素养正向影响自我效能（B=0.414,p＜0.001），自我效能正向影响感知行为控制（B=0.398,p＜0.001），感知行为控制正向影响行为态度（B=0.46,p＜0.001），这一结果是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基础。

表7 路径系数及对应假设的检验结果

3.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索政府开放数据用户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构建了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和自我效能作为中介变量影响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意愿的理论模型，本文利用Preacher和Hayes提出的Bootstrap[80]，重复抽样5000次，检验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和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如果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零，则可以认为中介效应的点估计是显著的[81]。根据表8、表9的结果可以看出，在95%的概率水平下，标准化与非标准化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显示：H5a的置信区间[0.035，0.126]、[0.034，0.126]，不包含0，假设H5a通过检验；
H4a的置信区间在[0.019，0.094]、[0.019，0.094]，不包含0，假设H4a通过检验；
H3a的置信区间在[0.049，0.145]、[0.043，0.133]，不包含0，假设H3a通过检验。

表8 标准化的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表9 非标准化的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一）研究结论

本文将自我效能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相结合，探索信息素养、自我效能和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行为态度等变量对政府开放数据用户使用意愿的影响机理，以及各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从实证分析结果可以验证本文构建的政府开放数据用户使用意愿研究模型合理，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1.根据实证结果，可以发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对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行为态度在感知行为控制与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意愿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这与Aacds、陈美等的研究结果一致[82，78]。当用户对使用政府开放数据感知是容易的，其态度也会较为积极，可以促进用户对政府开放数据的使用。当他人建议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是有意义的，用户的使用意愿也会随之增强。除此之外，信息素养正向影响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假设并不成立，这与Gasco-Hernandez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13]，文章指出用户信息素养的提升，并不会直接导致政府开放数据使用意愿的增加。本文认为信息素养不能直接对用户使用意愿产生正向影响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政府开放数据目前处于初始阶段，数据质量和数据平台并不完善，如果政府推出的这些开放数据对用户来说并没有利用价值，那么即使用户具备较高的信息素养，用户的使用意愿会较低；
二是，政府开放数据对于公众来说还是新鲜事物，政府开放数据对用户的影响有限，如果宣传不到位，那么即使用户具备相应的信息素养并且有数据需求，由于对政府开放数据的了解，他们仍然会根据以往的经验方法获得想要的数据，从而导致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意愿较低。

2.根据实证结果，发现自我效能在影响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意愿当中具有关键性作用，信息素养对自我效能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自我效能通过感知行为控制间接影响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使用意愿，信息素养通过自我效能中介变量影响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意愿，自我效能直接影响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意愿。这与廖敏慧、高明等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一致[83，35]。当用户具备较好的知识与技能作为信息素养的支撑时，用户对自身能够掌控政府开放数据的自信程度也随之加深，自我效能的提升促进使用意愿的增强。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会让用户产生一定的信念，感觉到行为的执行是容易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从而增强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意愿。

（二）研究启示

1.政府作为提供政府开放数据这一公共服务的主体，应完善政府开放数据平台、功能以及数据，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政府应加强与媒体合作，宣传政府开放数据所具有的价值，尽力提高政府开放数据对用户的基础影响力。除此之外，微博、抖音、公众号等作为当下网络热门应用技术，政府可以通过开通这些平台的账号及时了解用户对数据的类型需求，及时更新数据、完善数据，以提升用户的满意度。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要及时与高校对接，吸纳相关信息技术人才，在检索、发布、查阅、下载等基础功能上保持稳定，在数据评估等技术功能上及时优化，做好平台的维护、更新以及创新，尤其是要注重平台的互动功能，了解用户使用的体验感，根据用户浏览量、点击量、下载量，对用户偏好的数据及时优化更新，增加用户的黏性。

2.用户作为实现政府开放数据价值的主体，政府应从多方推动用户使用政府开放数据，从而实现政府开放数据再利用和价值创造的目的。首先，政府应着重强调公务员带头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作用，充分利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培训职能，将提升数字能力作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重要培训内容，整合线上数字化资源，提供相关课程，促进政府领导干部积极学习数据信息相关知识，提升利用政府开放数据治理的能力，主动进行数字化决策。其次，政府开放数据相关部门应与教育部门加强协同合作，教育部门在公众信息素养的培育上要做好打“长期战”的准备，不仅在教育政策法规上给予硬性要求，也要在实践中有所行动，如在信息素养教育上要区分培育群体，夯实中小学数字基础教育，灵活设置高校数字专业课程，优先培育一批优秀的数字运用型人才。教育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公众“不会使用”“难以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问题，从而有效提升公众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自信心。除此之外，政府应积极关注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妇女等群体，招募数字服务志愿者，建立公益服务团队，为特殊类型群体提供讲解和实操帮助，努力将数字服务扩展到每一类人群。

3.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素养作为公众的一项基本能力素质，在社会生活中并未得到一定的重视。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不断推动，数字科技、数字经济、数字政务都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但并不是所有公众都能紧跟数字化的步伐，数字中国的建设不仅仅需要政府大力推进数字化进程，也需要公众积极地融入数字化社会。社区可以举办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吸引公众参与到数字生活当中，以文艺演出、展览展板宣传等类型的活动展示政府开放数据，也可以围绕“政府开放数据解决生活琐事”主题，以贴近公众日常生活的方式宣讲数据基础性知识。社区应努力将“使用政府开放数据”营造成公众喜闻乐见的活动，鼓励群众利用数据解决问题，缓解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对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排斥、漠不关心、紧张等负面情绪。除此之外，公众个体也应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参与到能力范围内的技能竞赛、案例大赛等类型的活动中，学习相关数据技能，增加政府开放数据的使用经验。与此同时，社会公众也可以积极参与到数字场景体验活动中，例如数字app讲解、数字智博会、数字科技前沿成果展示、数字化企业展览等类型的活动，通过亲身参与，体验数字创造生活、改变生活的魅力，主动提升自身的信息素养，积极融入到数字化社会之中。

猜你喜欢意愿效能政府健全机制增强农产品合格证开证意愿今日农业(2022年2期)2022-11-16迁移探究 发挥效能中学生数理化·中考版(2022年8期)2022-06-14充分激发“以工代赈”的最大效能今日农业(2020年22期)2020-12-14知法犯法的政府副秘书长支部建设(2019年36期)2019-02-20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支持基层创新创造农村财务会计(2017年2期)2017-02-22依靠政府,我们才能有所作为中国老区建设(2016年2期)2016-02-28政府手里有三种工具中国卫生(2015年10期)2015-11-10唐代前后期交通运输效能对比分析当代经济(2015年4期)2015-04-16新形势下如何发挥专卖内管委派制的作用和效能现代企业(2015年6期)2015-02-28An Analysis on Deep—structure Language Problems in Chinese教育界·下旬(2014年5期)2014-06-30

推荐访问:效能 意愿 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