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狂人日记》中“吃人”判断的知识学考察

许 祖 华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212)

鲁迅《狂人日记》的横空出世，既震动了文学界，也震动了思想界，而其主要震源，则是小说中的一个情节和这个情节中所包含的一个惊世骇俗的判断：“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1]这一情节，尤其是这一情节中所包含的“吃人”的判断，不仅直接地彰显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深刻主旨，而且新颖别致，前不见古人，后启来者。因此，人们在研究这篇小说，包括研究鲁迅反封建思想的时候，往往十分喜欢引用这篇小说中的这个情节，特别是其中所包含“吃人”的判断，这一个判断，也就自然地成了一个“著名”的判断。但是，索诸既往的研究成果，却还没有哪项成果，对这一个著名的判断进行过知识学的考察。正是有鉴于学界的这种状况，本文拟基于现代知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这样一个著名的判断展开探讨。

关于“吃人”的所指，学术界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是指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仁义道德”的“吃人”；
第二种则认为是指中国的统治阶级打着“仁义道德”的旗号“吃人”；
第三种认为是指中国的统治阶级，既用国家机器“吃人”，又用“仁义道德”这种精神文化的“软刀子”“吃人”；
第四种观点认为是指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

四种观点虽然各有自己的依据与道理，但哪种观点更经受得起推敲呢？我这里就按照知识学的原理与方法，对这四种观点进行“确证”，以期辨析出一种最经受得起推敲的观点并进而对这种观点的属性进行知识学的定位。

确证(有学者称为验证)，是知识学的三大概念之一(另外两个概念是信念与知识)，它不仅是构成知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在知识的构成过程中，它还有着自己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没有它，我们不仅无法确认一个判断是否正确，自然也无法确认一个判断是否是知识。“这也是它(确证)作为知识构成的一个要素，能够在20世纪兴盛的知识论研究中成为核心问题，得到知识论者普遍关注的原因。”[2]76

确证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事实，一个是逻辑。按照这两个方法对四种观点进行确证，我们就可以发现，前三种观点经受不起验证，而第四种观点则经受得起验证。为什么？因为，前三种观点，我们在小说中找不到“事实”根据，也不合逻辑，而第四种观点，我们则不仅能在小说中找到事实的根据，而且其判断也完全符合逻辑。

第一种观点认为“吃人”的主体是“仁义道德”，而索诸小说中包含着吃人判断的情节，我们发现，“仁义道德”与“吃人”之间并没有任何事实与逻辑的关系。从小说中书写的事实来看，没有一个“吃人”的事例(如狼子村的人打死了一个大恶人，村民将这个恶人的心肝“用油煎炒了吃”等)与仁义道德有关。更何况，从本质上讲，仁义道德仅仅只是人创造的规范人的言行举止的律条，它们本身不具备任何行为能力，自然也不具有任何吃人的功能，这也是具有常识性的事实。从文本逻辑来看，“吃人”，是小说主人公从“字缝”里看出的字，在这两个字(吃人)与仁义道德之间并不存在语法上的任何逻辑联系，所以，这一观点，即，认为“吃人”的主体是“仁义道德”的观点，既没有小说的事实作支撑，也不符合逻辑。

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认为“吃人”的主体是“中国的统治阶级”，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中国的统治阶级”不仅是中国人中的一个集团，也不仅仅是他们作为人具有“吃人”的行为能力，更在于他们还拥有使用各种手段“吃人”的权力。不过，认为小说中的“吃人”仅仅只是指中国的统治阶级用各种手段、方式吃人，这固然在逻辑上可以自圆其说，从中国历史的状况中也可以得到相应的验证，但是，从整个小说书写的事实来看，则显然经受不起检验。因为，首先，在包含了“吃人”判断的情节中，作者并没有写吃人者是谁，我们也自然发现不了是“谁”在吃人；
其次，从整篇小说来看，作者书写的吃人者，如士兵，或者主人公怀疑的吃人者，如医生、大哥、陈老五、赵贵翁等，都不能说是所谓的“统治者”，即使从隐喻、借代等修辞的层面说，这些人是统治者的“化身”或代表，但那些同样被“我”怀疑是想吃我的“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的“他们”呢？很显然，无论是从写实的意义上寻索，还是从修辞的意义上分析，都没有可能得出“他们”是“统治者”的结论。可见，按照这两个观点来分析小说中“吃人”判断的所指，是经受不起事实检验的。不仅如此，如果将“吃人”者仅仅限定为是中国的统治者，还会直接损伤小说的主旨，不仅使小说反封建的主旨狭窄化了——只反统治阶级，不反“庸众”，而且也直接遮蔽甚至消解了小说更为重要的主旨——启蒙，即，启大众之蒙。

与之相较，当我们对第四种观点进行事实与逻辑验证的时候，我们则会发现，这一观点不仅符合小说所提供的事实，也符合文本自身的逻辑。

从事实来看，这样两个事实，能验证这一观点的可靠性：一个是，在小说的第十二篇日记中就明明白白地写着：“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四千年”，正是中华文明史的大概时长；
另一个事实是，就整篇小说来看，则既写了现实中吃人的事例，也写了历史上，包括中国近代吃人的事例，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话语：“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
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
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着血舐”。小说书写的前一个事实，可以说，是从时间上指出了中国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
小说书写的第二个事例，则在时间的链条上，用一个个吃人的事件，证实了中国四千年的所谓文明史，就是吃人的历史。

用中国历史的事实来验证这一判断的可信性及其深刻性，早在《狂人日记》发表不久，就有人做了，这个人就是吴虞。在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之后，吴虞旋即就发表了《吃人与礼教》的论文。这篇论文，可以说是最早评价《狂人日记》的研究性成果，该论文不仅直接地引用了《狂人日记》中的这个情节以及狂人“吃人”的判断，也不仅高度地评价了《狂人日记》对礼教“吃人”揭露的深刻性、创造性、振聋发聩性，而且还从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如《管子》《韩非子》《史记》还有曾国藩《日记》等中，列举了大量“吃人”的例证，为自己对《狂人日记》的评价作“事实”性的支撑。不仅列举了“大王、皇帝吃人肉”，或者是“掌权者吃人肉”的事例，还列举了民间吃人肉的事例，如，该文从曾国藩《日记》中找出这样的事例：“洪杨之乱，江苏人肉卖九十文钱一斤”[3]等等。吴虞不仅用事实论证了《狂人日记》中“吃人”判断的合理性、深刻性等等，而且，他从历史文献、事例出发的列举，还构成了一种历史的线索，不经意间勾画了中国的吃人史。

从“我”的思维逻辑和文本逻辑来看，“我”是怎么得出“吃人”判断的呢？是因为：“我翻开历史一查”，发现了这样的现象：“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于是，“我横竖睡不着的，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吃人”的判断由此得出。可见，“吃人”并不是专指谁在吃人，而是“我”在对中国历史的考察后经过“横竖睡不着”的反复“思考”后才得出的，所以，从“我”的思维逻辑和文本逻辑来看，“吃人”应该是与“中国的历史”密切相关的，其意指当然也应该是“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吃人史”。

“吃人”的判断，没有疑问，是《狂人日记》这篇小说最杰出、最深刻、最引人注目、最有价值的思想内容，但，这一判断具有怎样的属性呢？学术界一般将其归为一种观念，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一判断也是一种具有主观性的认识成果(尽管这一成果是由认识主体——狂人混乱的“认识”获得的)，不过，观念作为一种认识成果，是具有不同形态的，如，肯定、断言等，而不同形态的观念不仅内涵不同，而且功能、属性也不相同。据此来考察同样属于观念的“吃人”的判断，我们会发现，这一判断不是观念中的“肯定”或“断言”，而是观念中的一种信念。诚然，信念作为一种观念，与肯定、断言等观念有相同之处，即，都包含了“同意”的意向，但肯定、断言的观念却不一定包含“相信”的态度与意指，如，有人断言明天要下雨，我也点头同意，但，我同意，却不一定相信这一断言，更常见的是“半信半疑”，而作为一种观念的信念，则不仅包含了“同意”的意指，而且更包含了“相信”的态度与心理倾向。从《狂人日记》中狂人的态度来看，当他发现并判断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后，他在自己的世界(狂的世界)里，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发现与判断，而是一直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发现并从现实与历史中寻索了很多的事例来支撑自己所形成的这一信念。

当然，“吃人”这一判断作为一种信念，我们也应该明了，它不属于政治学、道德学、宗教学等层面的信念，而是知识学上的信念。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第一，政治学、道德学、宗教学等方面的信念，它们都不需要“确证”，只需要“相信”即可，如“上善若水”的道德信念；
有的信念甚至根本就不能确证，如，宗教学中关于上帝创造一切的信念，关于天堂与地狱的信念等等，就根本无法进行确证。而知识学的信念，则必须进行确证，也完全可以进行确证。第二，正因为政治学、道德学、宗教学等方面的信念不需要确证，有的甚至根本无法确证，只需要“相信”，所以，这些领域的信念，也就不存在“真”与“假”的问题，只存在“有”与“无”的问题；
而知识学的信念，由于需要确证且可以进行确证，因此，也就存在着“真”的信念——知识与“假”的信念——错误的信念的问题。由此，也就直接引出了下面应该探讨的一个问题，即信念与知识的关系问题。

知识是什么？当我们面对这一问题时，我们往往可以从经验的层面回答：我们知道的东西就是知识，如，我们知道：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知识。如此的回答当然是不错的，而从知识学上来回答则应该是：所谓知识就是经过验证是正确的信念，而不能被验证的信念，则只能是信念，而不是知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知识是不可错的，而信念是可错的。”[2]33这就是信念与知识的最基本关系。以此来衡量《狂人日记》中关于“吃人”的判断，那么，可以说，“吃人”这一判断虽然是知识学上的信念，但却不是知识学上所认可的知识[4]。关于我的这一观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或验证：一个方面是从认知主体的层面来进行考察或验证，另一个方面是基于事实的考察或验证。而这两个方面考察或验证的结果，在我看来，不仅能有效地说明《狂人日记》中“吃人”判断的知识学的属性，而且更能使我们从知识学的层面发现这篇小说的优秀性与创造性。

从认知主体的层面进行考察或验证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能被阅读者或研究者都认可的结论，这就是，得出中国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这样一个惊世骇俗判断的认知主体，也就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狂人，并不是一个具有“正觉”(正常的感觉与正常的认知能力)的人物，而是一个失去了“正觉”的精神病患者，是一个基于“错觉”或“幻觉”认识历史、面对现实中的人与事下判断的“狂人”。从知识学上讲，认识(认知)主体的“正觉”，不仅是形成认知主体信念的最基本的条件，也不仅是认知主体接受既往知识或创造新知识的先决条件，而且，“正觉是知识的大本营”[5]，也就是说，正觉，不仅是认知主体获得知识的最基本条件，而且，从知识学上来讲，正觉它本身就是知识的载体。据此我们来看狂人的“认知”，狂人认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这无疑不仅惊世骇俗，而且是“前不见古人”的新的历史观，是一种创造性的对于中国历史弊端的新发现，但由于狂人是基于“错觉”或“幻觉”而不是“正觉”的新发现，因此，他形成的信念——即，他“相信”，中国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也自然是一种“错”的或“虚幻”的信念，而错觉性或虚幻性的信念，是无法形成知识的，因为，正如我前面已经论述过的观点：所谓知识，无非是经过考察或验证(确证)是正确的信念，而正确的信念只能依据正常的知觉、推理与内省而获得，而依据“错觉”或“幻觉”是难以获得正确的信念的。

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正因为狂人是一个没有“正觉”的人物，鲁迅也主要基于狂人的“错觉”来书写其认可的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的信念，所以，在艺术逻辑上，就形成了一个完全经受得起推敲的因果关系：正因为狂人是一个用“错觉”看待世界、现象、社会等的认知主体，所以，他主观地、不加辨析地，甚至生硬地认为中国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而根本不顾及中国历史的“非吃人”的内容，也就很“正常”了，因为，作为一个精神病患者，狂人的认知方式本来就是错乱的，他所形成的信念虽然是“错”的信念，不符合知识的基本要求，但却完全符合狂人这个艺术形象自身的生理与心理特征。这种“符合”不仅在“艺术”上保证了这一特殊人物形象的“真实性”，而且也直接地保证了狂人所形成的“错”的信念的可信性，鲁迅高超的艺术匠心，在这里也得到了一个较为集中的体现，这篇小说的优秀性与创新性，在这里也得到了相应的体现。

从事实方面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狂人关于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吃人”史的判断，显然不是基于中国历史的全部事实或主要事实得出的(因为，中国的历史是充满了辉煌文明成果的历史，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文化，而且创造了一系列彪炳史册的精神文化，如文学艺术等等)，而仅仅是基于中国历史的部分事实得出的，但，即使如此，这一判断却也揭示了中国历史的部分“真相”，因为，在漫长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也的确有一些弊端，“吃人”就是其弊端之一，这一弊端，在中国的一系列文献中就有相应的记载，如《左传》《管子》《汉书》等中就直接地记载了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吃人”的事件(限于篇幅，不引用了)。从这方面看，虽然狂人“吃人”的判断具有片面性，但这样一个片面性的判断，却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深刻片面性”的判断，因为，它确实切中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弊端，而中国历史的这样一个弊端，又是既往的文化产品，特别是文学作品，都没有“自觉”、集中进行过揭示的，所以，在我看来，《狂人日记》中“吃人”的判断不仅十分“深刻”，而且极其“新颖”，这也正是这篇小说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杰出性与开创性的一个重要内容。

当然，具有新颖性与创造性的信念，虽然其意义与价值十分重要，但却不一定能得到大众与社会的认可，自然也就不一定能产生震撼人心的社会效果与认识效果，这就引出了下面要讨论的问题。

知识学上的信念，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为“认知层面的信念”；
一类为“评价层面的信念”。两类信念不仅规范不同，目的也不相同。认知层面的信念主要是“求真”，因为，这类信念是“主体由经验观察和理性思维而形成的对事物或理论命题的一种确认。”[6]142评价层面的信念主要是“求善”，因为，“所谓评价层次的信念是主体对客体价值属性的一种确认和追求，是对善与恶、利与害的一种价值判断。”[6]145以此来分析《狂人日记》中“吃人”的信念，应该说，这一信念，既具有认知的属性，也具有评价的属性。不过，如果从审美效果的层面来考察，应该说，“吃人”信念震撼人心的审美效果，主要不是源于其“认知性”，而是源于其“评价性”。为什么如此说呢？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得知，狂人形成“吃人”的信念，由于不是基于认知主体的“正觉”而是“错觉”形成的，因此，这一信念虽然也具有“认知”性，但这种认知性却是“片面”的，尽管我上面已经肯定了其“片面”的深刻性，但“片面”的局限性，尤其是在认知层面的局限性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被“深刻”性填补的，这就有如理性认识的概括性、深刻性不能替代感性认识的生动性与丰富性一样。更何况，小说中的著名信念“吃人”的深刻性，并不是由认知主体狂人的“正觉”获得的，而是由其“错觉”构成的，从知识学的角度讲，这样的深刻性是“碰巧”获得的，是“歪打正着”的结果，不是由认知主体“正常”的感性认识能力和强劲的理性思维能力“正常”作用的结果，不具有普遍性，也不符合认知的一般规律。退一步说，即使这样具有片面性的深刻性的认知层面的信念能够震撼人心一时，能够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如五四反封建，而且是激烈地反封建的时代背景下，以其惊世骇俗的新颖性掀起一片反响的狂潮，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历史”的不断延续，“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断地被“复兴”、被发扬光大，其影响也是无法持续的。而实际的状况是，即使到了今天，当学界研究鲁迅《狂人日记》，特别是研究其中的“吃人”信念的时候，依然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阅读感受，由此也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面世。如何来解说这样的状况呢？看来，我们应该从另外的角度来进行，这另外的角度之一就是“评价层面的信念”，从这样的角度切入，我们也许能更为有效地解说“吃人”信念何以能振聋发聩并一直到今天也仍然受人关注的缘由，而且也能由此而寻索到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的新的途径。

“评价层次的信念”与“认知层面的信念”，虽然都是主体对认知对象的认可，都具有主观性，但由于一个是“求真”，即对认知对象的现象属性与本质属性及其规律的认知，一个则是“求善”，依据自己的目的和需求来衡量对象的意义与价值，来评价对象的好与坏、善与恶、利与害等等，因此，两类信念在本质性规范与目的性追求方面是存在显然区别的。这种区别也就决定了两类信念主观性的社会包容性的不同。一般说来，认知层面信念的主观性，社会的包容性程度较低，特别是当认知层面的信念出现明显的“片面性”，与认知对象的“真”面貌锲合度不高的时候，往往会被质疑、批判甚至否定；
反之，评价层面的信念的主观性，社会的包容性程度则较高，即使当其出现明显的“片面性”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有人认为，现代派艺术“好”，有人认为现代派艺术“不好”；
有人喜欢流行音乐认为其“好”，有人不喜欢认为其“不怎么样”等等，社会都能包容。这是因为，衡量“求真”成果(观念、信念)的标准是对象本身，其基本的逻辑是：越接近对象的本来面目则越好，所以，一旦出现“片面性”则不仅会受到质疑，而且还会因“事实”的存在而直接被否定、被解构；
衡量“求善”结果(观念、信念)的标准是主体的“目的”和“需要”，其基本逻辑是：符合主体的“目的”与“需要”的就是好的，不符合的就是“不好”的，而主体的“目的”与“需要”又是因人而异的，并且，因人而异的各种目的、需要之间，尽管差异明显，如，有的人的目的是经商，有的人的目的是做学问；
有的人需要通过金钱来证明自己在社会上的价值，有人需要通过学问证明自己生存的意义等等，但这些差异性的目的与需求又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也是社会和人在发展的过程中都需要的。所以，即使各人的目的与需求存在明显的所谓的“片面性”，也能在社会上存在，当然也可以被社会包容。

以此来检验狂人的“吃人”信念，我们就能很明显地发现，如果基于“认知层面的信念”规范来验证“吃人”的信念，自然是具有“片面性”的，而如果基于“评价层面的信念规范”来看待“吃人”信念，则虽然也具有“片面性”(因为，狂人对中国历史的评价，只关涉了中国历史弊端的一面，其“吃人”的信念，仅仅只是对中国历史“恶”与“害”的一种价值判断的结果)，但却达到了狂人自身的目的，也自然满足了狂人自己的需要(从小说中的书写来看，当狂人形成了“吃人”的信念之后，他似乎找到了解释自己在现实中碰到的各种“怪”现象的钥匙，之后，他也几乎都是依据自己的这种信念判断大哥的行为和其他人的话语与行为的)。正由于狂人是基于自我的价值判断形成的这样一种信念，而这种“评价层次的信念”又犹如指南针一样具有规定和引导狂人根据自己的目的、需要选择前进的方向，选择与方向密切联系的客体(中国历史)的相关内容或忽视一些内容的功能，因此，狂人“看不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故意忽略”中国历史的辉煌成就而只聚焦于中国历史的部分弊端，“看不到”现实中“善”与“利”的人和事，只敏感于与“吃人”相关的恶人、坏事等等，也就不仅符合他自身的生理特征，也不仅仅符合他的心理特征，而且也符合“评价层面的信念”的“目的性”特征与规范。而阅读者或研究者如果是基于“评价层面的信念”的特征来审视狂人的“吃人”信念，则往往能理解甚至接受狂人的“吃人”判断；
反之，阅读者如果仅仅只执着于“认知层面信念”的特性审视狂人的“吃人”信念，自然就无法认同狂人“吃人”的判断了。这也许就是《狂人日记》问世以来，有的人高度肯定“吃人”判断，如吴虞、唐弢及中国大陆和海外的众多鲁迅研究专家，而有的人(如苏雪林、梁实秋等)则否定其判断的知识学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这也许也是为什么立足于今天的人们再研究狂人“吃人”信念的时候，不仅能认可这一信念，而且还能从这一信念中发现新的问题的重要原因，因为，能够从这一信念中有所发现的人，自己本身也是基于“评价层面的信念”对这一信念的研究，而“评价”，是可以，并且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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