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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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茜

内容提要 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从资本配置效应、规模效应、研发创新效应三方面促进两业价值链深度嵌入、交叉与攀升。构建两业融合水平测度模型,计算两业融合水平并进行演化特征分析,发现当前中国两业融合总体水平不高,但呈上升趋势。从区域层面看,个别省份具有绝对领先优势,区域差异明显,融合水平呈“东—中—西”依次递减态势。从细分行业看,先进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等传统低端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度较高,与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仍处于中低水平,两业融合价值链嵌入环节尚不完善。要着眼国内外资源优化配置、发挥两业融合规模与示范效应、加快国际化合作与数字化转型、加速研发创新,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融合”的思想,最早来源于Rosenberg对美国机器工具产业演化的研究。他把产品功能和性质完全无关的产业因采用通用技术而导致的独立化过程称为“技术融合”[1]N.Rosenberg,"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1840-1910",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63,20(4),pp.414-443.。学术界对产业融合现象的广泛讨论,则起源于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人Negroponte的研究,他在1973年开创性指出,数字技术导致产业间发生交叉[2]S.Brand,The Media Lab:Inventing the Future at MIT,NewYork:Penguin,1988.,产业融合在关于技术变革、创新和公司战略方面的研究中应具有中心地位[1]J.M.Pennings,P.Puranam,"Market Convergence and Firm Strategy:New Directions for Theory and Research",ECIS Conference,The Future of Innovation Studies,Eindhoven,The Netherlands,2001.。先进制造业作为一个新经济概念,现阶段学术界对其尚未形成公认、明确的定义。2018年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发布的研究报告《先进制造业定义与对策》将先进制造业定义为应用创新的技术、工艺、材料等要素,并能充分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服务行业。两业的融合既包含了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嵌入与交叉过程,也包含了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因融合及边界的逐渐模糊衍生出新业态的过程。2014年中国的两业融合度为0.0831,远低于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2]夏杰长、肖宇:《以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中国流通经济》2020年第3期。。为进一步增强中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2019年11月,国家发改委等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指出,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既有关于中国两业融合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早期研究,主要关注两业融合的作用机理。如,有学者分别从技术创新和产业链视角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的融合机理,以及其不同环节之间的功能互补和融合过程[4]路红艳:《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结构升级——基于产业互动、融合的视角》,《财贸经济》2009年第9期;
魏江、周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需求结构及发展态势》,《经济管理》2010年第8期。;
周晔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层面,分析了两业融合的内涵及其发展特点[5]周晔:《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及其启示》,《开发研究》2010年第6期。。第二类主要关注两业融合水平及其发展趋势。无论是定性研究[6]夏杰长、肖宇:《以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中国流通经济》2020年第3期。,还是定量研究[7]洪群联:《中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现状与“十四五”战略重点》,《当代经济管理》2021年第10期;
杨新洪:《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评价研究——以广东省为例》,《调研世界》2021年第4期。,总体结论都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两业融合程度相对较低,两业融合生态体系尚未成型[8]张幸、钟坚、王欢芳:《中国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3期。。

已有关于中国两业融合的测度研究还存在3个不足:第一,较少将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从传统制造业与传统服务业中同时剥离出来进行研究,多聚焦于两业的单向关系研究,缺少对于两业融合的内在机理探讨。第二,多关注静态的产业间融合,而忽视产业融合的动态演进和变化。产业融合并不是一个状态,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动态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当产业急剧发展时,测度融合的动态变化才更有价值。第三,主要采用个别地区的案例研究,并不能揭示一个国家产业融合的全貌。有时候,根据个别地区样本的产业融合研究会出现系统性误判。本文试图弥补以上不足,首先分析两业融合的内在机理,并使用我国29个省区市的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行业数据,从区域与细分行业测算我国两业融合水平,分析其动态演化特征,总结目前两业融合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两业融合的对策建议。

迈克尔·波特指出所有企业都包含了设计、生产、销售等产品生产活动,这些企业的类型、生产的产品或所处的行业可能不同,但他们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性,从而形成了价值创造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1]M.E.Porter,Competitive Advantag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5.。价值链是一系列能够创造价值的活动集合体,企业竞争优势取决于整个价值链的综合水平。由于价值链条中的每个环节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因此必然会产生产品的差异化,这也是企业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核心问题。先进制造业企业价值链中创造价值的主要核心战略环节是加工制造,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价值链创造价值的核心战略环节是围绕产品产出的辅助类活动。然而现阶段制造业企业单纯加工制造产出的产品同质化、低价值化,难以满足市场竞争的需求。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先进制造业企业为了占据竞争优势制高点,必然加大各类生产性服务活动的投入,以增加产品附加值。由此,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也成为必然[2]H.Lightfoot,T.Baines,P.Smart,"The 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Interdependent Trend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Production Management,2013,33(11),pp.1408-1434.。借鉴Thompson对于企业组织研究的系统分层思想[3]J.D.Thompson,Organizations in Action,New York:McGraw-Hill,1967.,本文从资本配置效应、规模效应、研发创新效应3个层面,分析两业融合的内在机理(图1)。

图1 两业融合内在机理

1.资本配置效应加深价值链嵌入

生产要素是产业发展的基础,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要素流动与配置效率是促进两业融合的关键[4]吕政、刘勇、王钦:《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产业互动的研究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8期。。从资本要素的流动来看,当先进制造业“外包”其生产性服务业环节的交易成本小于本身的生产成本时,先进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性投入部门将从先进制造业中剥离[5]吕越、李小萌、吕云龙:《全球价值链中的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南开经济研究》2017年第3期。,从而制造业企业生产成本降低。内部生产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的差额是资本要素流动的动力源泉。先进制造业企业将“节省”出的资本投入高技术研发环节以提升资本配置的效率[6]戴翔、金碚:《产品内分工、制度质量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经济研究》2014年第7期。。为了满足先进制造业的服务需求,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对设计研发、法律服务、金融等高端服务的资本投入。得益于其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7]高觉民、李晓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机理:理论与实证》,《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第6期。,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成本也随之下降,加深了资本要素投入在价值链中的嵌入。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来看,劳动力的质量、数量对于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在价值链中嵌入的层次与分布有直接影响,知识的外溢效应会随着劳动力水平的提升而不断增大,在提升先进制造业高端化水平的同时也能促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金融等生产性服务、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等部门的发展,从而加深两业融合从价值链的低技术环节向高技术环节的嵌入。

2.规模效应推动价值链交叉

马克思指出,社会发展带来了产业的分工,分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效率,但长期从事单调的工作,会降低人们工作的新鲜感与积极性。因为生活精神是以活动本身的变化为休养和刺激的[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37页。,因此分工过程中收敛的力量也在不断积蓄,最终出现融合。在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配置效应的影响下,两业在价值链的深度嵌入推动了产业规模扩大和组织结构进化。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及竞争力的提升,不是各自产业内企业的竞争与发展,也不是价值链的某一个环节的竞争能力的发展,而是整条价值链综合能力的提升。就生产性服务业本身的属性来说,它主要是为价值链其他部门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生产的中间环节提供服务,生产性服务业的天然属性决定了其必须要与其他产业和部门交叉融合。先进制造业在价值链上与生产性服务活动剥离,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基本型服务活动外部化,比如货物运输服务及相关辅助服务,搬运、快递服务等的外部化;
另一种是技术含量更高的支持型服务活动外部化,如研发与设计服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等的外部化。随着外部化服务水平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交叉融入先进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升,形成规模效应,先进制造业的竞争优势随之得到提升[1]刘明宇、芮明杰、姚凯:《生产性服务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升级的协同演进关系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8期。[2]芮明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思路、目标与路径》,《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9期。。

3.研发创新效应加速价值链攀升

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他强调了生产技术的革新与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地位[3]J.A.Schumpeter,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4.。通过引入新产品、运用新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开发新供应来源,创建新的组织形式,可以实现产业融合与创新。生产性服务业通过提供高技术服务活动,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等助力先进制造业研发创新。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在嵌入先进制造业价值链过程中技术、人力、知识资本投入的不断增加,由此产生的创新溢出效应使得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升。作为服务的需求方,先进制造业如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等领域的研发创新能力在技术要素投入的驱动下不断提升。同时基于“微笑曲线”[4]J.E.Ettlie,S.R.Rosenthal,"Service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Journal of Service Management,2012,23(3),pp.440-454.及发达国家的经验,不难发现先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关键在于产业价值链两端的附加值的增加[5]刘志彪:《〈全球价值链重构下的中国企业升级〉简评》,《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10期。。于是技术要素会循环流入产业链两端的产品研发、创意设计、金融服务、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环节,生产性服务业凭借技术、管理以及销售渠道等优势,再次嵌入先进制造业,充分发挥了生产性服务业在两业价值链各环节的“黏合剂”作用,既提升了先进制造业的利润空间,又增强了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竞争力,进而加速两业在价值链的高端攀升。

既有文献多运用投入产出法来测度两业融合水平,但《中国投入产出表》的数据,每5年统计一次,最近统计年份为2017年,2018—2022年数据暂无,数据有较大的滞后性,不能全面体现两业融合的动态变化。因此,为进一步分析中国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6]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分类标准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选择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代表先进制造业;
选择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代表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水平、分布动态及演化特征,本文先基于改进距离协同模型[7]李海东、王帅、刘阳:《基于灰色关联理论和距离协同模型的区域协同发展评价方法及实证》,《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4年第7期。,系统考虑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和互动水平,对两业融合水平进行测度,再通过绘制核密度图对两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分布、形态、延展及极化等进行深入探讨。

1.融合水平测度方法

本文结合TOPSIS思想,引入最优向量规划和最劣方案向量,并结合灰色关联理论确定子系统间的拉动因子,度量子系统实际发展水平与理想发展水平间的距离,从而测算两业融合水平。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系统中,存在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两个子系统。αijt为子系统i第j个指标t时期的原始值,1≤i≤m,1≤j≤n,1≤t≤T,其中,m表示子系统数量,n表示某一子系统内指标数量,T表示最长时期。

(1)计算产业综合发展水平

首先,基于TOPSIS思想,计算t时期子系统与其正、负理想点的距离:

其中,βijt是αijt经过极差归一化处理后的值,分别为βijt的正、负理想点:

其次,根据与正、负理想点的距离计算子系统发展水平λit:

最后,利用全局熵值法确定子系统发展水平在融合系统中的权重wi,并基于各子系统的权重wi和发展水平λit计算出产业综合发展水平λt:

(2)计算产业互动水平

其中,ηik为子系统i与k之间的拉动因子,通过灰色关联度δik确定,满足条件如下:

而后,结合子系统的实际发展水平λit与理想发展水平,计算子系统互动水平μit:

再根据各个子系统互动水平,得到融合系统的产业互动水平μt:

(3)计算产业融合水平

结合产业综合发展水平λt与产业互动水平μt,计算产业融合水平Rt:

其中,Rt越大说明该时期产业融合程度越高。

2.地区与细分行业层面融合水平测度及演化分析

我国地区间经济基础、地理区位等存在较大差异,严重影响区域间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发展,因此对地区层面的两业融合现状与演变趋势进行评价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各服务业细分行业的性质与发展速度不同,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水平也有显著差别。运营能力反映地区“两业”发展水平的质,同时也反映“两业”的资源配置水平、使用效率和生产要素运行效率;
产业规模体现“两业”发展水平的量;
成长潜力反映“两业”发展升级的潜在创新能力[1]龚雪、荆林波:《物流业与制造业耦合协同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国流通经济》2022年第7期。。为此,基于两业融合机理的三大效应,本文从运营能力、产业规模、成长潜力3个方面,构建地区层面与细分行业层面的两业融合水平指标体系,分别探究地区及细分行业间两业发展水平演化趋势。

(1)地区与细分行业两业融合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

①地区层面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参考梁红艳的研究[2]梁红艳:《中国制造业与物流业融合发展的演化特征、绩效与提升路径》,《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年第10期。,结合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特点,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连续性与完整性,基于中国2005—2020年29个省区市(港澳台、西藏和新疆等地区因数据缺失不包含在内),构建地区层面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水平指标体系(表1)。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基本单位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

表1 地区层面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水平指标体系

②行业层面指标体系构建

为全面分析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融合水平,本文选取2005—2020年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和先进制造业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基于数据可得性、连续性与完整性原则,构建行业层面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水平指标体系(表2)。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基本单位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

(2)两业融合水平演化分析

基于融合水平的测度方法和细分指标体系,本文计算出2005—2020年分地区和细分行业的两业融合水平。根据测算结果[1]由于篇幅所限,2005—2020年29个省区市两业融合度及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融合度结果省略。,通过绘制核密度图分析两业融合的演化趋势和特征。从分布位置看,若核密度分布曲线偏右表明融合总体水平提升;
从分布形态看,若峰值降低、宽度加大表明各省份差异程度变大;
从延展状态看,若右尾拉长,表明差异增加;
从分布极化看,若多峰形态表明存在多极分化现象,若存在多峰向单峰过渡趋势,则表明极化现象减弱。

表2 行业层面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融合水平指标体系

①地区层面演化分析

本文绘制核密度图(图2)分析地区层面的两业融合演化特征。从分布位置看,分布曲线中心偏右移,表明省域间的两业融合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从分布形态看,主峰高度体现出“下降—上升—下降”的演变特征,高度总体仍呈下降态势,且宽度从2012年起呈变宽态势,表明中国省份间两业融合水平绝对差异有扩大趋势,即融合水平最高与最低的地区间差距变大。从延展状态看,分布曲线存在右拖尾现象,且拖尾逐年变长,分布延展性呈拓宽态势。表明个别省份在融合水平上具有绝对领先优势,如江苏和广东融合水平名列前茅,其产业融合的优势较为明显,而青海与甘肃的融合水平排名末尾,虽然也在上升,但与头部省份的空间差异有逐渐变大趋势。

图2 中国各省份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水平的分布动态

为进一步分析两业融合地区差异,本文对2005—2020年各省区市两业融合度取均值,将两业融合水平分为以下5个层次:极低融合(0~0.3)、初步融合(0.31~0.4)、基本融合(0.41~0.5)、良好融合(0.51~0.6)、极高融合(0.61~1)[2]层次的分类方法:通过计算得出各省份两业融合水平分布在(0.3~0.6)区间,将此区间三等分,(0~0.3)区间和(0.61~1)区间无数值分布,分别为极低融合、极高融合层次。(表3)。从表3可以看出仅有东部地区的上海、江苏、广东处于融合水平的第一梯队,但也仅处在良好融合层次,并未实现高度融合。处在基本融合层次的有8个省区市,其中中部仅有河南省、西部仅有重庆与四川。绝大多数中西部省份处于初步融合层次,中西部地区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有待突破。各省区市均无极低或极高融合的极端现象,三大区域的两业融合水平差异明显,总体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规律。

表3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各省份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水平层次划分

②行业层面演化分析

全面分析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融合水平及演化特征,绘制核密度图(图3)。从分布位置看,分布曲线中心整体右移,但在2009年和2016年出现左移,表明中国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间的融合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融合水平从2005年的0.273提升到2008年的0.435,经历2009年(0.384)和2016年(0.467)的短暂回落之后又平稳上升。2009年和2016年融合水平下降主要受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冲击和2015年国际大宗商品(如矿业、金属等)价格暴跌等国际形势的影响。从分布状态来看,在2018年之前主峰高度经历了“小幅上升—小幅下降—大幅上升—大幅下降”的“M”形波动趋势,2018年之后进入平稳阶段,总体呈小幅上升态势。宽度变大,表明中国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间融合水平绝对差异有扩大趋势。从延展状态看,在2013年之前基本为左拖尾,2013年后为右拖尾,表明2013年之后存在个别服务业细分行业在融合水平上具有领先优势,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水平较高。从分布极化来看,2013年在主峰一左一右各出现一个侧峰,之后侧峰消失,说明具有领先优势的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拉动了其他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

图3 2005—2020年中国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融合水平

进一步分析两业融合细分行业差异,对2005—2020年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度取均值,将两业融合水平分为以下5个层次:极低融合(0~0.40)、初步融合(0.41~0.45)、基本融合(0.46~0.50)、良好融合(0.51~0.55)、极高融合(0.56~1)[1]层次的分类方法:通过计算得出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融合水平分布在(0.41-0.55)区间,将此区间三等分。(0~0.4)区间和(0.56~1)区间无数值分布,分别为极低融合、极高融合层次。(表4)。生产性服务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与先进制造业处于良好融合层次,而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处于基本融合阶段,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处于初步融合阶段。说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高技术、高质量融合还需要继续突破价值链低端锁定的瓶颈。

表4 中国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细分行业融合水平层次划分

基于两业融合水平测度及演化特征分析,本文从整体、地区、行业3个层面总结中国当前两业融合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原因。

1.两业融合的整体水平不高

中国两业融合的水平呈上升趋势,但仍然处于低位,均未达到高度融合的等级。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水平不高,导致制造业对研发、管理、融资、商务等高端服务活动需求较少,先进制造业部门服务活动的增值作用不大,两业内在关联程度不强。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缺乏推动力。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呈现“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70%左右和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70%左右”的“两个70%”规律,但从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看,2005—2020年两者平均比重分别为53.6%、54.5%,均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2.两业融合的地区差异大,发展模式固化

中国东部地区的两业融合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且部分两业融合水平具有绝对优势的省份与排名末尾的省份差距仍在扩大。究其原因,一方面相关部门及各地方企业对于两业融合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差异,无法与上下游企业有效对接,不能获得规模效益及专业化效益。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服务业细分行业中,以低端服务行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为主。制造业生产所需的高技术支持大多是来自国外的研发和服务,生产惯性及路径依赖使制造业企业对增加内部高技术服务投入积极性不高,缺乏自主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动力,导致中西部的两业低端融合模式逐渐固化。

3.两业融合嵌入环节不合理

先进制造业的高技术生产环节多位于中间品生产环节,而中国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嵌入的是制造业价值链的上游环节。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上游的水平比美国、日本等国高[1]刘慧、彭榴静、陈晓华:《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偏好与制造业出口品国内增加值率》,《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这也说明生产性服务业对于需要高技术赋能的先进制造业的支撑作用不足,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价值链中资源配置不合理。制造业的上游环节占用了过多本来就有限的生产性服务业资源,无形中增加了先进制造业中游环节对生产性服务业资源的使用壁垒,最终使得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呈现低端融合的状态。近年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一系列干扰也多集中在先进制造业的高技术中间环节。

本文梳理了两业融合的思想起源及研究进展,分析两业融合的内在机理,主要通过资本配置效应、规模效应、研发创新效应来实现两业从价值链嵌入、交叉到攀升的融合。基于2005—2020年29个省区市数据,从地区与细分行业两个层面计算两业融合度,并通过绘制核密度图分析两业融合的动态演化。研究发现:①从地区来看,全国3个省份处于两业良好融合层次、8个省份处于基本融合层次、18个省份处于初步融合层次。从行业来看,仅有两个生产性服务细分行业处于良好融合层次,其余行业均处在基本融合与初步融合层次。说明无论是地区还是行业层面,两业融合的水平虽有所提升,但总体水平不高。②从全国来看,仅东部地区有3个省份处于两业良好融合层次,处于基本融合层次的省份东部5个、中部仅1个、西部2个,处于初步融合层次的省份东部3个、中部7个、西部8个。东部、中部、西部各省份融合水平依次递减,且个别融合水平具有绝对优势的省份与融合水平最低的省份间差距有扩大趋势。③处于良好融合层次的两个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均属于传统低端服务领域,而高技术服务领域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处在基本融合层次,表明高质量有效服务供给不足,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水平较低,两业价值链嵌入环节不合理。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优化国内外资源配置,提升两业融合总体水平

首先,找准国内产业融合交汇点,优化两业融合模式。在两业价值链的上下游环节鼓励和引导多种模式的社会分工,促进价值链深度嵌入、交叉和攀升,创造更多有利于产业融合的交汇点。其次,建立国际开放合作平台,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搭建国际性、区域性、行业性的开放、协同、共建、共享的两业融合国际合作平台,找准两业国际转移的最佳时机,鼓励重点企业将部分业务延伸至全球范围,打造国际化制造服务网络,将研发部门、生产基地、物流机构、营销部门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布局。

2.发挥融合规模与示范效应,缩小地区与行业差距

一方面,培育“链主”企业,发挥龙头企业引领示范作用。发展处于“链主”地位的高技术中间品生产企业,可以扩大制造业高技术生产环节的可匹配范围,提升融合效率,提高龙头企业规模和品牌竞争力,产生规模和示范效应。发挥东部地区对中部、西部地区的辐射作用,以激发中部、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潜力。另一方面,推进数字化转型,发展数据驱动型融合模式。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重点行业生产模式、组织模式、商业模式、管理模式转变。设立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服务范围涵盖智能制造及工业互联网发展等方面的诊断、辅导、推广及应用等。此外政府应建立数据开放共享和交易机制,打破行业内及行业间的信息壁垒,减少资源浪费。

3.加速研发创新,提升两业融合质量

首先,人才是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一方面,针对人才需求缺口,定制新业态人才培养方案。另一方面,积极融入世界市场,加快国内自贸区的发展,充分运用好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国际高层次人才,形成人才集聚效应。其次,建立重点技术攻关团队,多点发展两业融合新业态。针对“卡脖子”重点技术攻关,加大资金投入,鼓励高校、企业、研发机构成立研发转化联盟,通过合作研发、成果转化、统一营销等方式,实现两业优势互补,形成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两业融合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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