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话语创新提升党性教育亲和力的深层思考

刘晓慧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话语是党性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依托，党性教育的有效性和认同感与话语密切相关。直指人心而又充满生活气息的党性教育话语，是提升党性教育亲和力、感染力和穿透力的有效载体。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客观生活环境和主观内心世界都发生深刻变化，提升党性教育亲和力迎来时代优势，也面临新的诉求，关键在话语上下功夫。以话语创新提高党性教育亲和力需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发挥话语载体的意识形态功能，使党性教育在新形势下焕发生机活力并提高效度和力度。

话语是丰富多样、灵活多变的语言系统，它既可以表现为静态的文字、图片，又可以表现为动态的声音、图像等。话语作为人与人之间思想交流和行为交往的中介，它使话语表达者与接收者在时间维度和空间场域中共在共享。关于话语的讨论，在哲学、语言学、社会学等领域均有独特的理论建树，是古今中外都在探讨的话题。中华传统文化中对话语有深刻的哲学思考，比如“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表明了话语的阐释力，能使人通过话语的点悟达到领悟的效果。西方文化中也有关于话语的讨论，亚里士多德认为话语犹如“药物”，“不同的话语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有的使人悲痛，有的给人愉悦，有的使人害怕，有的促人勇敢，有的像魔术一样使人着迷”[1]。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笔下的话语“不把——不再把——话语当作符号的整体来研究(把能指成分归结于内容或者表达)，而是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2]。从话语在不同领域的阐释义来看，话语可以成为思想交流的载体和工具，以话语为圆心所画的圆圈辐射了人、事、物等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社会实践形式。

党性教育亲和力需要富有活力的党性教育话语。党性教育话语承袭了话语概念的基本要义，是党性教育内容、形式、渠道等的综合统一和集中表达。党的相关理论内容要通过话语传递给共产党人，共产党人接收话语转化为内心的价值指引和实践动力，发挥着将党的理论、文化、制度和共产党人党性相联系的桥梁作用。新时代党员的主体意识增强，不再是被动的接收者，对话语内容、形式以及话语生命力有着更高的期待。这意味着党性教育话语不能墨守陈规，要顺应时代潮流实现话语的亲和力转换，实现从简单的话语陈述转向话语的交往对话，情理共融式地融入每一位共产党人心中。党性教育话语是时代的产物，不同时代的话语呈现不同特色，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社情、民情的不断变化，新时代党性教育话语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时代要求：

第一，政治话语：体现话语特质。党性教育是党员主观世界的改造，也是党员保持政治定力、坚守政治原则、提高政治觉悟的必修课，也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的自我革命方式。从党性教育的实质与任务来看，党性教育话语理应首先具备政治性，这也是党性教育话语的本质属性。党性教育话语内涵着党的宗旨、路线、方针、政策，蕴藏着“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建党百年”“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等政治话语，话语设置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播话语背后的思想，引导党员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并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就是要认真领会并内化吸收党性教育话语，坚持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深学细悟，坚定信仰。

第二，民族话语：彰显文化自信。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孕育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气质，涵养着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丰富话语。百家争鸣时期的“民为邦本”“和而不同”“仁者爱人”“守望相助”等话语；
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等话语；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过程中，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色的话语，与党性教育话语具有相通性。提升党性教育亲和力要善于运用民族话语，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增强党性教育的话语底气和话语优势，有底气有优势才能理直气壮发声亮剑。

第三，时代话语：体现“新”气息。新时代是网络信息时代，也是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合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时代。国内外新形势构成党性教育的时代背景和实践要求，党性教育话语也应贴近时代与时俱进，不断实现话语创新，实现政治思维、生活思维和时代思维的融合。如由革命时期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向新时代的“生逢其时，但重任在肩”的担当话语转变，改变了传统的纯粹政治话语的表达方式，构建符合时代要求、迎合时代气息的党性教育话语体系。

语言是为交流互动服务的。当前，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和矛盾复杂化的现实境遇，党性教育活动也常常面临教育话语缺乏说服力、吸引力、阐释力、引导力的状况，影响党性教育这一交往实践活动的主体间性互动，而使党性教育失去亲和力和感染力，难以真正发挥党性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1.形式主义话语减弱党性教育说服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征程中，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党性教育工作取得极大进步。但随着党性教育实践深入推进，不可避免地面临困难挑战。比如党性教育工作中的形式主义话语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时期党性教育的吸引力和认同感。关于党性教育中的形式主义话语，主要表现为政治性套话。所谓政治性套话，就是看似精致体面实则无关痛痒的“正确的废话”，表面合情合理但不能切合现实语境的“伟大的空话”，因循惯例且又千篇一律的“空洞的虚话”。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批评了“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语言无味”等官话、套话问题，指出领导干部要实事求是。如今，套话的内容和形式等虽然发生变化，但是这种现象依然存在，表现为部分教育者思维僵化且缺乏创新意识，懒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以及党性教育现实实践的分析，直接套用“黄金模板”对党员夸夸其谈。教育者缺少对教育对象感受的考虑而仅仅进行简单重复，走形式不走心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人的生活世界，如果党性教育话语成了空洞词藻的堆砌，那么话语终将失去魅力和说服力度，会使党员产生对党性教育的抵触情绪，难以唤起党员、干部的广泛认同。

2.单向化话语灌输降低党性教育吸引力

党性教育本身就是交流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者将丰富的党性教育内容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传达给教育对象，引起教育对象内在的强烈认同，使教育对象“内化于心”并“外化于行”。然而，当前党性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说教灌输或“大水漫灌”的单一教学模式问题。党性教育要达到铸魂育人的目标，仅仅靠“独白式教学”和“灌输式教学”方式是难以真正发挥作用的。“这种组织与个人之间、领导与党员之间的单向灌输形式必定造成官僚主义的习气和不负责任的顺民”[3]。可以说，单向化的灌输方式使话语内容变得枯燥无味，缺乏对话交流的教育方式使党员成了接收知识的容器，没有真正深入到教育对象的兴趣爱好、生活世界中而造成党性教育话语引导权的失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党员的政治参与、权利需要、主体意识以及主动性和能动性。

完整合理的党性教育过程是由教授、聆听、疑问和解惑等要素组成，如果教育者独享话语权力向教育对象一味宣传政策、文件、要义宗旨等，则会忽视不同对象、不同主题的教育针对性。党性教育实践中要克服单向化灌输倾向，采取理论与实践、内容与形式、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线上教育和线下教育、教育与自我教育等灵活多样的教育模式，活用理论讲授、叙事性教学、互动式教学、沉浸式体验、现身说法、情景模拟、案例教学、图像教学、网络教学等现代教育方法，加强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互动。既要尊重教育者的权威性，也要重视教育对象的表达权，增强党性教育话语的吸引力、感染力。

3.西方意识形态话语削弱党性教育引导力

“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以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以及普世价值等多重面孔渗入，企图从演化我们的核心价值入手，达到摧毁党的意识形态体系甚至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4]。西方意识形态不断宣扬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认为自己的价值理念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通过传递西方核心话语“自由、平等、民主、博爱”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全人类共同价值，散播“历史终结论”话语，制造“中国崩溃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话语，试图撼动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西式的话语挤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空间，企图削弱中国话语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毫无疑问，资本逻辑背后的意识形态带有虚假性和欺骗性，它披着“普世”的外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进行渗透，演绎着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征服战。

习近平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5]西方意识形态话语在一定程度上迷惑党员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在思想观念和政治立场上容易出现摇摆不定的问题，是党员树立正确价值观并改造主观世界的障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的来袭就是外部环境中不可忽视的挑战。尤其是全球化时代和新媒体时代的全面到来，西方国家以更加明显的意图、更加隐匿的方式、更加多样的手段进行意识形态话语渗透，使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挑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国家并没有放弃意识形态话语的争夺，还力图通过转变理论话语、政治话语等话语范式进行全方位的“西式”演绎。妄图削弱马克思主义话语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等在党性教育中的地位，解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党性教育权威话语，影响党性教育话语的引领力和号召力。

话语资源是话语创新的基础，是提升话语亲和力的底蕴。新时代，增加党性教育话语的丰富性和创新性，需要充分挖掘党性教育话语资源。具体而言，要汲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理论中的党性话语，善于学习并创新使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德话语，挖掘革命文化中的育人话语，吸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生活话语。通过多维话语资源的有机融合，使党性教育话语资源更加生动、立体、系统，也为党性教育工作提供思想滋养。

1.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理论中的党性话语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性话语清晰地界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信仰和价值取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阶级性和人民性意义上阐释党性内涵，在阶级性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6]这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目标的阶级基础。在人民性意义上，他们认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7]，明确了“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的唯物史观的价值目标。列宁从哲学的党性、政党的党性、党员的党性和党的出版物的党性等几个方面更加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党性意涵。如列宁在《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文中指出：“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8]列宁关于党性的解释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属性，他所维护的党性原则是站在人民群众利益高度上与资产阶级作界限区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锤炼严格的党性，从而界定党性立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党性思想奠定了党性教育话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提供了理解无产阶级政党党性的理论话语，也为新时代党性教育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列宁的党性观科学解答了政党和党员党性的片面化、庸俗化理解的问题，指明党性是政党和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先进性、纯洁性的集中表达和高度升华。习近平强调：“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9]新时代党性教育话语需要融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性话语，在学思践悟中把握精髓、滋养灵魂。

2.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德话语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丰富又有深厚底蕴的中华文明。在中华文明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创造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产生了《论语》《孟子》《中庸》《礼记》等极为宏富的文化典籍，酝酿出影响至今的“内圣外王”之道和治国理政的历史智慧。其中，孔子的政德思想是先秦以来源远流长的重要文化基因。政德，是为“为政以德”，“为政以德 ,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意为统治者用德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一定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会环绕着它转动。它继承和发展了西周“明德慎罚”的主张，代表了孔子道德教化治理国家的原则。孔子认为，要想实现为政以德，统治者必须有圣人修养并通达修身养性之境界，以自己的身正获得民众的支持和爱戴。他说：“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论语·子路》)，即统治者言行端正，大家自然会自觉服从并起身效法。此外，孔子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以及“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等话语都表达着统治者需身正示范，以自身的人格吸引民众追随的治国理念。孔子还认为，为政清廉、责任担当是为政以德的内在要义，主张“君子义以为上” (《论语·阳货》) ，“敏于事而慎于言” (《论语·学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为政以德的执政智慧中，值得一提的是敬民保民的民本思想。从孔子的“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天下》)，一直贯穿着以民为本的逻辑轨迹和治国理政方略。

可以说，为政以德是孔子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理念，无论是内显的“内圣”修养还是外显的爱民、施教于民的为政之道，都对后世儒学的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后人在孔子为政以德思想基础上传承并创新政德内涵。其中，阳明心学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德性修养和德治理想。儒学代表王守仁(即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心学之要在于“致良知”“为善去恶”“知行合一”。王阳明痛心地感叹当时时代的荒唐淫乐、良知泯灭、争名逐利而远离圣人之学的现象，他试图通过“致良知”找回人的基本修养。王阳明指出：“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10]也就是说良知是人的灵魂，是心中最核心的部分，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良知。人如若具备良知，那么“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11]。在找回良知的基础上，要为善去恶，为善去恶是格物。德的最高归宿就是“知行合一”，经过“致良知”和“为善去恶”的深刻反思，深入学习、扎根实践得到对事物的认知。王阳明指出：“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12]学就是行，行就是学，不仅要认识，更应当积极践行，只有把“知”与“行”统一起来，才能真正达到“善”的境界。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我们必须从中汲取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13]。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家推崇为政以德，这些思想话语是新时代党性教育的文化支撑和思想溯源，在党性教育的实践中善于古为今用、引经据典，将传统文化中的政德话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是共产党人的“心学”。我们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将传统文化中的修身养性话语融入党性教育实践中，用党性涵养“心性”，以党心淬炼初心，充实丰厚新时代党性教育话语内容。

3.挖掘革命文化中的民族精神话语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伟大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文化支撑和内在动力。革命文化蕴含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和砥砺奋斗的革命故事，凝结着红色基因和崇高的理想信念。新时代的党性教育需要从革命文化中汲取营养，在党性教育中增添革命故事话语和民族精神话语，焕发出党性教育的活力和魅力，使优秀的文化基因能够跨越历史时空而得以激活，融入到党性教育话语的时代表达中，刻印在共产党人的灵魂深处。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觉醒的中国人民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书写着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这些故事是一种关于历史的记忆，它呈现并表达了关于事件的相对完整的过程，是话语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微观的革命故事的叙事方式使革命理论与文化话语变得感性、直观、灵活，与教育对象的情感世界相互交融。党性教育不是简单的政治话语传输，而是要建立起共产党人同历史、同生活的联系，从而获得对自我、对传统、对世界的认知。不可磨灭的革命故事是一种具体的情境性存在，是党性教育重要的“教育源”。将鲜活的故事融入到党性教育实践中，以一种多元性和开放性的历史经历、文化话语触及共产党人的心灵世界。这些红色革命故事让共产党人了解历史并在历史的记忆中沉思，激活自我的生命自觉，在政治实践中不断修身养性、锤炼党性。

回顾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是革命文化的内核，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精神品格。在我们党百余年发展历程中，无数共产党人不畏牺牲抛头颅洒热血，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支撑。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具有传承性，建党时期以“五四”精神、红船精神为代表；
土地革命时期主要表现为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
解放战争时期出现了西柏坡精神，等等。这些延续下来的革命精神不断炼就着共产党人的“金刚不坏之身”并构建自我精神家园，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新时代党性教育要从红色记忆中汲取信仰的力量，传承红色基因和精神话语，将革命精神和党员理想信念相结合。在党性教育话语中加入革命精神话语成分，激活党性教育工作者的话语系统，形成适应新时代革命精神和党的初心与使命教育的话语，构建有感染力、有亲和力而又生活化的党性教育叙事话语和新话语体系。

4.挖掘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生活话语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意味着大众化、生活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属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源于大众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它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不断铸就新时代的文明样态，它以呈现波澜壮阔的历史现实、反映群众生活百态的方式演绎一场场历史活剧。不可否认，网络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以更接地气并贴近人民生活的文化话语赢得民众的青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重视网络文化建设并常用网络术语赢得群众的情感共鸣，如“点赞”“蛮拼的”等网络流行语展示出话语的艺术和魅力，使民众找到权威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契合点。除此而言，网络话语还表现在：一方面，网络资源丰富、信息多样，网络上的警示教育图片、视频等能够通俗易懂地传递给大众，图像化传播能够打破信息隔离而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沟通，还能将抽象、深刻的理论变得日常化、形象化和生活化。网络图像资源弥补了传统党性教育话语单一的不足，把严肃的抽象理论话语转化为贴近党员实际的生活话语，保证党性教育不仅“有意义”而且“有意思”。另一方面，网络世界是虚拟开放的共享世界，民众可以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和最强烈的呼声，通过网络收集人民群众的普遍诉求，提高党性教育针对性。可以说，网络民意表达能够使我们党深入群众、扎根群众，正如古人所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论衡·书解》)，因而网络生活话语将成为开展党性教育工作的重要参照，使党性教育话语回归生活、贴近生活、走向生活。

亲和力关系着党性教育入耳、入脑、入情、入心的问题，党性教育工作要直面影响话语亲和力的阻滞因素，保持话语的厚度和温度，增强话语底气和话语自信，激活生命力并增强感召力，使其富有持久魅力。

1.提升话语温度

党性教育话语既要讲究理性，更要讲求感情。教育者若一味用空洞的道理和逻辑去沟通、引导、说服党员，很难建立起党员对教育内容的政治认同、情感认同和立场认同等。创新党性教育话语并使其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就是要把有力度的话语同样变得有温度，情感真挚、不打官腔的话语是提升话语温度并保持教育亲和力的内在力量。习近平强调：“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问题，拆除‘心’的围墙，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14]教育者要避免高喊空洞的政治口号和“独白式”的话语方式，把党性教育话语移植到生活世界的交往活动中，摒弃话语的的虚无缥缈。正如全党上下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一鼓作气、继续奋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等话语就是贴近党员的大众话语；
再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要“难不住、压不跨”，这些话语具有天然的亲切感和归属感，使党员真正入耳、入脑、入情、入心。

提升话语温度，就是要凸显党员的主体性地位，融入党员的日常生活。在开展党性教育过程中，教育者要立足党员生活实践，运用贴近党员的现实需要和所思所想的话语，使党的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频繁使用“打虎、拍蝇、猎狐”“虚胖”“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的反腐没有纸牌屋”等充满生活气息的党性教育话语，这使枯燥无味的文本话语转化为生活话语、大众话语，空洞抽象的冷言冷语变成有温度、有吸引力的时代话语。吸引是党性教育的重要前提，教育者要充分考虑教育对象的生活现实、文化境界、内心世界等因素，唤醒教育对象的主体意识，激发党性教育工作活力。

2.增强话语自信

话语自信，就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话语体系上的体现。纵向来看，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化发展进程，孕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这是话语自信的文化支撑；
横向来看，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国际视野中塑造了担当作为而又多元立体的中国形象。这意味着，我们有理由话语自信。党性教育的话语自信，就是教育者对所传递的话语充满信心和底气，教育对象对所学内容强烈认同并积极践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永葆自豪感。在党性教育过程中增强话语自信，就要使党性教育的话语深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中，用生动鲜活的历史故事讲述中国品格和民族精神。党性教育话语要不断融入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践进程中，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筑梦育人，避免陷入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的泥沼。

当前，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是时代发展的象征，也给教育对象带来丰富的学习资源。面对新形势，教育者要想提高话语自信，就要不断增加知识储备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运用能力，做到真学、真信、真懂、真用，提高文化素养和文化能力。教育者要积极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历史史料，避免“不学”“假学”“死学”“歪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蕴含的思想智慧，转化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表达方式，“要使话语内容贴近教育对象的生活，符合教育对象的心理特征，回应教育对象的现实问题，满足教育对象的发展需求，体现出话语内容的真实性”[15]。用亲切的“中国话语”代替晦涩难懂的理论学术语言，用“听得懂”“接地气”的平实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彰显话语力量和话语魅力。

3.促成话语共识

话语共识是建立在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彼此理解、共鸣的基础上，参与者之间共识的形成从原则上说具有语言的本质视域融合和意义共享。在党性教育形成的共同体中，不仅教育者具有主体性和享有话语权，也要充分尊重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并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双方是主体间性的关系。主体间性的教育改变了传统的由“主—客”关系建立起来的“支配—依附”的交往范式，由“我与他”关系变成“我与你”关系。教育者不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代言人，而是在与教育对象的互动交流、彼此交往中形成共同的“视界”，提高话语双方的话语自觉。对话是打造主体间性关系并促成话语共识的重要方式。对话是“共同参与、合作、投入和创造相互交往的活动，因此对话不仅仅是指二者之间狭隘的语言的谈话，而且是指双方的‘敞开’和‘接纳’，是对‘双方’的倾听，是指双方共同在场、互相吸引、互相包容、共同参与的关系，这种对话更多地是指相互接纳和共同分享，指双方的交互性和精神的互相承领”[16]。在对话中达成理解和共情，实现主体间性意义上的语言融合和情理共通。

具体而言，在党性教育工作中，教育者要注重“有我”的言说，克服“无我”的失语流弊，脱离“尴尬布道者”的话语困境，以他者性和共在性思维对待与党员的关系，创设宽松的对话情景和场所，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等交流工具，引导党员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教育者要明晰“为谁言说”“言说什么”“如何言说”等严密的话语逻辑，深入了解党员的内心世界和真实需要，用理性化、生活化的话语激发党员兴趣，设定双方关注的对话议题，营造轻松的对话环境。实现由“独白式教育”到“对话式教育”的转变，需要对话者拥有开放的心态和包容的胸怀，但值得注意的是，警惕话语中的“盲目的前见”，在共同坚守底线思维的基础上建构话语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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