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性教育的特色探微

康小怀

（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西安校区，陕西 西安 710068）

延安时期，党的事业取得了大发展，党的面貌呈现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这与当时生成了一支有信仰、永忠诚、乐奉献、为人民、守纪律、敢担当的党性极强的党员干部队伍密切相关。这一切，都说明延安时期的党性教育是极其成功的。而当时的党性教育能够取得卓著成效，离不开延安时期党性教育所独具的鲜明特色。

针对性是实效性的前提，没有针对性就没有实效性。延安时期党性教育的针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根据党员干部的不同文化程度等情况分为不同班级或小组，在教育内容上有所区别。二是学习教育内容与党员干部实际工作紧密联系，切合实际，能够确保良好的教育成效。

（一）教育对象根据文化程度等有明确的分组

因材施教至关重要，在党性教育方面也不例外。延安时期，对于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首先是对其按照文化程度、工作经历等进行分类。然后设置不同科目进行，可谓极具针对性。

把在职干部按照不同标准分类安排，再根据不断类别安排相应的学习内容，这是中央1939年出台的关于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有关计划的明确要求。为了贯彻中央政策，陕甘宁边区党校在边区第二次党代会后，学习期限改为一年，班次按照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分为高、中、初三级。[1]213到了194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有关决定中，再次提出相关规定，要求在职干部的学习不应千篇一律，应该分类进行学习，该决定把干部分为四类。其中强调“所有干部，均应了解时局动向与当前党的政策。切学习，均应使之同自己本身工作有直接间接的联系。”[2]7161944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就延安机关学校的政治教育发出通知，希望各机关学校领导同志根据这一计划及本单位具体情况（学习者的政治需要、文化程度、过去学习情况等），决定学习人数，文件种类及次序，并经由各系统的宣传或发行部门向中央出版局领取文件。

以上这些，虽然每个文件都各有侧重点，但共同之处在于，一是都强调了对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工作经历或不同学习情况的同志，应该采取分类教育，二是都强调对政治教育或者党的政策的教育应该特别注重。

（二）不同学习对象施以不同教育内容

延安时期，在党员干部参加学习教育方面，对不同学习对象的教育内容规定都有所不同。这样，做到了实事求是，能够适应受教育者的接受能力，从而提升了教育成效。

如对政治教育内容进行了细化，各有不同，具体分为普通党员和支干。194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根据文化程度和工作经历，把参加学习教育的干部分为四类。并对四类干部的学习内容分别做了规定。[3]716-717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在落实在职干部教育政策方面，依依据中央精神，根据干部的资历、年龄、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丙三类进行。甲类以联共（布）党史为必修课；
乙类以党的建设及中国问题为必修课。丙类以政治课、文化课为必修课。时事为各类干部的必修课。此外，教材的配备使用也不相同。如普通党员和支干所用的政治课教材就是两种，有所不同。这种按照不同文化程度或者不同工作经历进行不同教育的做法，在内容上能够切合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针对性强，在保证各级各类干部增强教育效果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党员干部党性的提升。

延安时期的党性教育，通过干部学校教育、在职干部教育等多个路径进行，但贯穿于这些有效路径中的具体方式，涵盖了很多，主要包括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整风学习教育、讨论与启发、榜样典型示范教育等。通过选择运用这些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真正使得党性教育做到了“实”和“细”。

（一）理论和实践教育的紧密结合

延安时期在党性教育方面，不仅仅停留在了理论教育层面，而是特别强调理论实践二者相互结合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们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看作党性教育的方式来强调，因为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把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放在党性的高度上进行考量。

中共中央书记处高度重视干部学习，1940年1月专门发出指示，对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进行教育做了强调。同年2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各抗日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活动也进入中央关注的视野，中共中央宣传部1940年10月17日作出指示强调，教材的内容和配备上，应当注意理论与实际的联系。[4]597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也对此进行了强调，要求在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中贯彻起来。之后，再次要求干部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主动将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具体工作中的实践相结合。当然，对理论与实践强调的文件指示很多，我们仅仅列出了部分。

在这些政策的指引下，各单位在具体实施党性教育过程中，也做到了这一点。抗大每一期学习的时间不长，内容又多，所以在教学上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少而精”“精讲多练”的原则。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党性教育的字眼，但作为一种教育方式，体现在了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具体环节中，广大学员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做到了不是空洞地、主观地、教条地去工作，而是做到了“有的放矢”。因此，这不外乎是延安时期党性教育的一种好方式。

（二）通过整风学习进行党性教育

延安整风作为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通过对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的培养和教育，是树立起优良作风的伟大实践，也是不断增强党性，进行党性教育的伟大实践。经过延安整风，大家理解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有坚强的党性，必须克服个人主义。树立党的利益高于—切，一切服从党的利益的思想；
必须终生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对党无限忠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闹名利、闲地位、不守纪律，对党阳奉阴违，搞两面派，都是可耻的。有了这方面的毛病，就必须坚决改正。[5]49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对整风运动的经验系统总结时所讲：整风工作在几年间取得的成效是巨大的，纠正了很多不纯正的思想。这种工作今后还应当继续。党内思想教育更大规模地开展，还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6]1094从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论述中，我们可以对延安整风学习对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重要作用一览无余。

（三）小组讨论、自学研究、启发式教育

延安时期的党性教育，具体到微观操作方面，在教育过程中还采用小组讨论、自学研究、启发式等方式进行，既丰富了党性教育的形式，也具备了针对性，使党性教育做得既实又细。

1940年的一段时间，在中央有关部门集中发布的有关指示中，针对在职干部教育和各抗日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的方式方法问题，都提到了通过讨论的方式进行学习教育。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也要求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延安时期，针对农村党员经常参加生产劳动，比较分散，文化程度偏低的情况，还专门提出了加强农村党员教育的方式，要求对农村党员的教育要因材施教。如《共产党人》杂志刊载的文章《边区延川党支部教育的概况》专门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当时在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在方式方法方面的紧贴实际、全面深入以及细致入微，这也是延安时期党性教育成功所在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除了以上所提的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整风学习教育、小组讨论、自学研究、启发式教育等方式外，对于榜样和典型的宣传教育，延安时期格外重视，做得扎实有效，为党性教育增添了现实说服力。

延安时期，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确保了干部教育的大力开展。而党性教育作为干部教育的重要方面，这些制度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推进党性教育，制定实施了一系列重要制度

《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在1941年7月正式颁布，这是延安时期党性教育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当然，延安时期，颁布的许多关于干部教育的重要指示，也是延安时期推进党性教育的基本遵循，此处不再一一列举。各根据地也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整风期间，为了抓好“关键少数”也就是高级干部的学习教育，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了《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1941年9月26日）。9月29日，规定了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研究方针和阅读材料。还通过一系列指示、决定与条例等，具体规定了理论研究阅读材料目录和年度的学习任务及学习方法等。同时，关于实施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致刘少奇电。以上所列这些指示、决定或者通知，对延安时期开展全党的“大学习”，搞好干部教育培训，推进党性教育提供了制度遵循，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有严格的鉴定测验制度

进行鉴定或测验，在延安时期的党性教育里面体现很多，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考察干部及学生是否确实了解中央文件及决定的内容与意义，以及自身党性修养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党性锻炼，特别是促进他们对中央精神的透彻理解，学以致用，进而达到了党性教育的目的。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1942年2月28日）提出，实行对于在职干部教育的考核、测验与赏罚制度。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整风的“四三决定”中再次明确提出，决定举行普遍考试一次。[7]196如在整风过程中，学风学习的测验题目是：“（一）在你们工作部门中有无主观主义？如有，具体表现在哪里？如没有，有何事实证明？（二）主观主义要怎样才能克服？或准备怎样来克服？（三）何以会产生主观主义？”这样的鉴定或测验，并不是难为党员干部或者把某人“考倒”，而是通过这样的检测，激发学员对于自己思想意识的不断锻炼和改造，以促进党性的大力提升。

（三）对学制和授课时间有着严格规定

作为党性教育的主阵地，延安时期，各级各干部学校在教育制度方面，对学制和授课时间有明确的规定，切实做到了落实落细，保证了教育效果。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对学生每日的学习时间、每周上课次数以及课目等都有所规定。同时对学制也有详细的要求。如：“中级党校训练期间由半年至一年，区级党校三个月至六个月，初级干部训练班二星期至二个月，可根据当地情形来决定。”[8]1391940年12月12日，《陕甘宁边区党的宣传工作》确定：县级以上的干部选送中央党校及马列学院培养，区级干部的培养则以边区党校为中心。期限由六个月延长至一年，课程亦有增加（但由于生产任务的耽搁，全年各班课程时间约为1100 小时左右）。在课程设置方面，各个班次对于党建、中国问题、策略教育等在课时分配上都占了很大的比重，这对党员干部提高党性，增强实际工作能力，必将产生重要影响。在革命战争年代，能够有这样务实管用、针对性和指导性突出，且得到了很好的执行的制度，难能可贵，对党性教育落地生根和具体实施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倡导用“挤”和“钻”的方法来学习。当时掀起了伟大的学习运动，体现出了浓厚的学习氛围。表现在党性教育方面，一是要求各单位对选送干部进行学习教育高度重视；
二是通过阅读党报等方式对党的策略、方针政策的学习做到了常抓不懈；
三是成立了与干部教育相关的各类机构，成功指导和促进了党性教育的开展。

（一）对选送干部进行学习教育工作高度重视

以各类干部学校为重要载体，选送干部接受教育，是延安时期党性教育的重要路径之一。当年，党性教育氛围之浓厚，在这一点上体现得很显著，也成为当时党性教育的一个亮点和特色。

以陕甘宁边区为例，通过党代会形成有关决议，详细规定干部学校接受选送学员的若干事项。根据统计，“边区一级在职干部，参加学习马列主义的甲类共121 人，参加学习中国问题和联共党史的乙类共762 人，参加学习党建的丙类干部共371人。”这就是说，在延安附近已经有1200多个在职干部真正实现了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经常任务。[9]4731940年2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指出：学习是干部来校后的基本任务也，党校采用何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也应遵从这个基本要求。中央宣传部在《党的宣传鼓动提纲》中指出了“两个非常必要”。概括来说，其中包含的内容就是选送干部进入党校以提高理论水平和办各类党校培养大批干部“非常必要”。并且提出，要逐渐使党校正规化，提高党校的质量，慎重挑选党校的教员。194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抽调各县干部来延安学习的决定》，决定最后指出：“对这一决定迟疑，以及执行不力的应受到党的处分。”[10]173从此，经常抽调干部集中学习成为陕甘宁边区干部教育的优良传统。

延安时期，正处于伟大的抗日战争年代，在这种艰苦环境下，能做到这样，的确是了不起的，也很好地体现出了当时党员干部参加学习教育氛围的浓厚。

（二）对党报的阅读常抓不懈

延安时期，在党性教育方面，阅读党报既是一种有效教育方式，又是一种特色。这一时期，对党报的阅读始终强调，做到了常抓不懈，营造了一种党性教育的浓厚氛围。

以边区《关于党内干部教育问题的决议》为例，规定党的干部应经常读报、或组织研究各种党报的小组，党中央负责同志的论文，尤应注意研究。支部以上党的各级组织应经常检查党报在干部中研究情形，报告上级党部。中共中央西北局在1941年5月把《解放》《共产党人》《解放日报》《团结》《党的工作》列为党员干部必须经常阅读的刊物，其目的在于加强党员干部政治策略教育的同时，使党的决议指示更有保证的实现。说到底，其实也体现的是一种党性教育。

中央有关在职干部学习的相关决定也要求学习阅读《解放日报》，该决定指出：《解放日报》（包含在日报上发表的党与政府的公开文件）应成为每个干部学习时事与策略的必须材料。此外，为了搞好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当时还直接规定把中央文件以及《解放日报》作为进行政治教育的教材使用。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就有所规定。[11]764当然，类似这样的规定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说，通过党报的阅读，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策略、方针政策的学习做到了学懂、弄通、做实。对当时党员干部提高政治水准、增强党性等的确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定边县委书记郝玉山说：“近三年来，《解放日报》被采用为县级干部学习的中心材料。县级干部主要是学习政策、业务及时事，《解放日报》完全能解决这三个问题。”[12]681从这些具体的实证中，我们不难看出党报阅读在提高干部党性方面产生的效应。也很显然，当时通过对《解放日报》阅读的重视，营造了一种党性教育的良好和浓厚氛围。

（三）成立了与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相关的各类指导机构

成立与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相关的各类机构，对党性教育进行指导，不仅推动了党性教育的成功开展，也促进和保证了党性教育的良好成效，是延安时期党性教育氛围浓厚的一个重要表现和特色所在。

1939年2月专门成立了全党干部教育的中枢领导机构——中央干部教育部。中央干部教育部成立时，由张闻天和李维汉分别担任正副部长，统管干部教育工作。[13]24后来，还成立过中央宣传教育部。陕甘宁边区在1939年5月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干部教育大会以后，边区各级机关都建立了协助各级党委或支部领导干部教育的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在这些相关指导机构的推进下，各类干部学校切实发挥了党性教育中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

当然，延安时期的党性教育，其浓郁的氛围还体现在许多细微的方方面面。各地方对学习教育的规定十分严格，且要求学习教育与工作两不误。

师资队伍是否雄厚，师资水平是否极高，直接会关系到教育对象的接受程度或学习效果，党性教育也不例外。延安时期，各干部学校作为党性教育的主阵地，注重教员队伍建设，师资力量配备雄厚，是该时期党性教育的一个显著特色，对搞好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一）对师资队伍的建设高度重视

早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把教员在办学中的地位列为最主要问题之一，足见教员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的确，延安时期，对党性教育的教员队伍建设方面十分重视。

党中央非常关注抗大教员队伍建设，中央领导同志经常与抗大教员谈心，问寒问暖，征求意见。《抗大的教育方法》强调：作为教育干部的干部，教员教育学员不仅仅体现在课堂讲授与操场训练，还要在生活活动、学习活动、工作作风、思想磨练等方面，真正体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通过言传身教，引导学员积极参与各类组织与团体和各种课内外活动并给予有效指导。[1]232

中央在加强党支部教育方面的有关规定也一再强调，如果在党的领导机关所在地举办支干训练班时，该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须担任教员。[14]599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要求按照全新标准对各个学校的教员进行审查，中宣部应努力改善教员的政治待遇与物质待遇，以实际工作帮助各个学校提高专任教员的质量。关于对教员的具体要求，《解放日报》还刊文指出：对干部教育领域的教员与职员，应该在严格审查后优先保证调用。对于从事干部教育的人员，尤其是教员，应加以教育。[15]201

以上这些，有领导人对于教员重要地位的论述，有中央决定对于教员的重视，有各个学校规章制度中对于教员培养和教员自身的要求，还有重要报刊对教员队伍建设重要性的报道，其交集是都充分认识到党性教育中教员重要地位，说明高度重视党性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

（二）各干部学校师资队伍雄厚的表现

在中央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党的领导人的重视下，当时的各干部学校都在师资队伍配备方面普遍高度重视，极大地助力了党性教育的成功开展。

抗大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通过请领导人授课、聘用兼职教员、从部队选调干部都当教员、举办教员训练班培养教员、在教学实践中以老带新培养年轻教员等多种方式，使得抗大具备了雄厚的党性教育师资队伍。“陕公”经常聘请党中央的领导同志来校讲课或作报告。同时，从各地总抽调了一批知名学者任教，加大了自己培养教员的力度。马列学院在授课教员选用方面也有很高的要求，一是聘请主要领导到学院员为学员做形势政策报告或授课，二是开设的各个专业课程，如政治经济学、哲学等，都由在本领域的知名专家进行授课，如王学文、艾思奇等。延安大学要求“教育者必须首先教育自己”，才能更好地开展教学，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中央关于如何办理党校的有关指示发出后，各级党校对师资队伍配备方面更加重视。比如中央党校1941年底制定的“中央党校教学计划草案”，其中“党的建设”等重要课程的授课教员均为当时的党的主要领导或者各部门负责人。显而易见，在中共中央的重视下，延安时期的各类干部学校，都对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认识程度很高，真正把从事党性教育的师资队伍抓实抓好了，各学校都形成了一批优秀的专职或兼职授课教员，极大地推进了当时的党性教育。

综之，党性教育的延安特色从以上几个方面充分展现也来，这是适合当年党员干部党性教育需要的，也是符合和顺应时代发展大势的。因此，也保证了党性教育取得了良好的实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结合新时代新特点，新形势新任务，采取务实有效的方式方法，营造浓厚的党性教育氛围，形成一定的党性教育制度规范，培育造就优秀的党性教育工作队伍，使新时代的党性教育更具针对性、实效性和感染力，使全体党员干部具备坚强的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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