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高校教师国际流动的二元困境及其超越

李阳琇，何艺信

（1.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2.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057）

1.1 必要性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70多年矢志不移的探索，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获得巨大增长，质量得到巨大提升。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水平仍存在差距，与我国的世界经济地位不相匹配。在2021年QS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前100名中，我国内地高校仅有6所入围，美国和英国则分别占据了27所、16所，而6所中只有清华大学进入前20的领跑队列。由此可见，“双一流”工程的贯彻落实既具前瞻性，又任重而道远。在新时代，创设一流高校与打造一流的国际化师资队伍是两个相互推动、互为表里的紧密过程，后者是前者的首要任务并有效保障前者的实现。要提升高校师资的国际化素养，不能只依赖于海外人才的积极引进，还需合理输送一定人数比例的本土教师至海外研修访学，在国际范围内深入开展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有序的周期性人员流动有利于学校组织的长远发展[1]。教师的国际流动已俨然成为高校国际化战略规划的核心内容，以教师充当知识载体，通过教师的流动促进知识经验的广泛交汇，这不仅避免了国内学术闭塞与本土学者科研思维僵化，还直接催化了“课程的国际化发展、学生的海外流动以及留学生的招收等”[2]。若将焦点放大到高校的围墙之外，教师国际流动还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正外部性。高校教师能把国外科研合作期间的成果引入到国内企业的生产线，增进生产效益，从而在相关的经济领域中催生乘数效应。无形中，高校对科研技术的转化能力也同时进阶到更高层次，促成“产学研”的有机结合。

1.2 特质变化

较之发达国家，我国高校教师的实际流动比例并不高，但从数据统计结果来看，21世纪第一个十年我国高校教师流动的人数规模已相当于20世纪末最后一个十年的2.4倍[3]，往后仍持续呈现流动加快的趋势。高等院校教师流动人数增长的背后暗含着流动结构的转变，即不同阶段下流动的特质是不同的。

受历史因素的影响，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高校严重缺乏高学历人才，为填补师资空缺，解决燃眉之急，选取优秀学生留校任教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用人方式，但它导致学缘背景单一，使学术上“近亲繁殖”的现象日益严重，限制高校进行科研创新突破的可能性。此外，这些学生一边忙于晋升学历，一边扮演教师的角色，削弱了高校教师岗位原有的学术专业性，不利于教师队伍总体的专业发展。改革开放在20世纪90年代迈入新征程后，各高校从扩招浪潮中寻获新的契机，加之经济条件的成熟，越来越多高校教师被安排或自主奔赴海外进修，打破了相对沉闷的高校运行格局，形成全球化的学术视野。但这一阶段的流动呈明显的单一流向，流入与流出的人数极不平衡，存在高学历人才流失海外的忧患。直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这一局面才被逐渐扭转过来，呈现出新的流动特质。

（1）从单向集中到双向分散：压倒性的单一流出态势被遏止，流入国内与流出海外的高教人员逐步在人数上收缩差距，转为良性循环的双向持平，更是出现海外人才回流国内的喜人现象。以往的流动范围集中在欧美的老牌发达国家，现东南亚以及部分非洲国家同样成为热门的流向之选，使得流动的区域分布相对分散而广泛。

（2）从“学习者”到国际学术“参与者”：前期，国内教师在海外以访学、研修的形式居多，而非任教，对西方思想理论与科研技术有“拿来主义”的倾向，即以知识“摄入”为根本目的；
如今，他们不再满足于沿袭西方的学术传统，而是借助博士后交流站、国际科研中心等平台，深入参与到当地的学术圈，力求显著的学术输出，影响着这些国家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

（3）从个人选择到国家外交的配合：在过往，海外流动对于教师本人而言，更像是一场找寻学术“跳板”的文化之旅，是学术生涯的自我抉择。但在国家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后，随着孔子学院规模的扩大和技术交流的拓展，我国部分高校教师的国际流动蕴含着促进国家顶层合作、弘扬中国友好外交精神的使命，兼具推广汉文化、疏解民族隔阂的隐性功能。本土学者通过流动到欠发达国家或战略合作国，以支教、技术支援等形式扮演“知识传播者”，搭建起文化沟通的桥梁。

2.1 校际流动结构扭曲：隐藏的马太效应

由于公立大学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我国高等教育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政府财政拨款和科研项目基金成为高校经费最主要的来源，市场筹集的资金只占很少份额。政府在财政收入有限的前提下，为使高等教育的投入带来最大效益，无法对所有高校采取“平均主义”，必须给予一部分高校倾斜性的政策支持，从而形成不同层次的大学梯队，这符合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组织竞争原则。然而，随着发展差距的拉大，高校之间的资源配置越发不合理，强弱学校在学术资源的获取上笼罩着“马太效应”的阴霾。无论是从我国高校间科研立项率的角度[4]，还是基于尖端师资（如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的分布情况[5]，这种马太效应的客观存在已被充分论证。

教师的流动，在本质上来说，是一所大学的现有资源格局在师资力量方面的动态调整。有学者通过对北京多所大学的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原“985”工程类高校和“211”工程类高校中无国际流动经历的教师最少，普通全日制大专院校中无国际流动经历的教师最多[6]。可见，不同层次类型的大学，其教师的国际流动情况大有差别。除此之外，有实证研究表明：那些处于相对偏僻地区、名望较低的中国大学有很多内隐因素将其教师“推出去”，而地处发达地区、社会认可度高的院校则具备外显条件把教师“拉过来”[7]。若将上述两个现象以整合性思维联结起来看待，便不难察觉：马太效应已延渗至高校间教师国际流动的发展周期中，即名牌大学凭借过往积淀的组织基础，轻易扩大自身优势，从而累进本校的师资流动机会，却对非重点高校造成不必要的竞争倾轧。该连锁性的优势扩散可以简化为三个节点。（1）优势起点：学校声望、良好学术传统、科研氛围对国内外权威学者的吸引。（2）二次或衍生性优势：一方面，名校与海外学术圈高频接触为其教师制造国际流动机会；
另一方面，本校著名学者和学科领军人物拥有丰富的学术人脉，不仅能敏锐感知国际科研人才的流动状况，还可利用自身编织的学术“关系网”推荐同校教师参与短期或长期的国际交流项目，形成同校教师学术互惠下的流动机会叠加。（3）拔高优势：名校借助多种新型“引智”渠道，招徕更多海外精英任教，继续拔高师资优势。譬如国内某顶尖大学驻纽约的办事处能及时收集最新的人才信息，帮助该校在人才争夺战中抢占先机。通过三个节点的闭合循环，更多的选择权集聚于名校，使非重点高校处处受到牵制，注定它们在教师国际流动的浪潮中陷于被动状态。伴随学术劳动力在国际范围内的流动加快，一种二元结构将日益稳固：一元为实现师资持续革新优化的国内强校，一元为教师国际化素养不高的普通高校，马太效应愈演愈烈，强弱学校的师资出现两极分化的危机。

教师流动的其中一个目的是促进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8]。然而，高校教师的国际流动若缺少全面协调安排，反将加重当前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不利于高等教育体系的整体发展。马太效应所催生的师资分化鸿沟，会滚雪球般地接连带来一系列忧患。奈特认为，所谓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把国际的、跨文化的、全球的维度整合进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或传递的过程”[9]。换言之，师资革新不同步所引致的扭曲结构，势必波及到非重点高校国际化课程的开设、国际化教学服务的能力以及留学生的招收，最后使这类学校在世界性的学术舞台里逐渐“边缘化”。按照“中心—边缘”理论，这类大学只能仰仗、依附于其他名校，学术“独立性”严重瓦解。其中，还掺杂着高校间教师的专业发展公平度问题。根据罗尔斯的“正义观”，机会平等前提下的结果不平等是可以被人们理解或接受的，这种结果差别符合正义原则[10]，但教师国际流动背景下的结果不平等，构建在教师研修访学机会的分配不均之上，难免滋生部分高教人员的不满情绪，挫伤他们自我提升的主动性。

2.2 流动导向机制的摇摆：关系还是规则

社会资本，某种程度上是个人之间、组织之间的强弱关系结构下形成的一种行动资本，影响着社会的信任与互动状况，并对大规模的社会行动与人群迁移做出了解释。高校教师的国际流动可抽象归类为同质人群或疏松或密集的迁移流转，也就间接或直接受社会资本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中国的现实情景中，可能超越人们的预想。有学者基于系统的学理分析和切身案例的精微把握，证实社会资本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贯穿于中国大学教师从信息获取、初步决策到实际行动的整个流动过程[11]。若切换到中国“人情社会”的语境，社会资本其实可具象为地缘、血缘、职缘等个体背景所交错衍生的关系资源，因此中国大学教师的流动往往牵涉到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回归到国际流动的层面，一些高校的人才引进手段也渗透着人际关系的味道，譬如部分高校的人事权下沉到院系一级，院系教师可利用学术关系吸引符合标准的海外精英来校任教，称为“以才引才”[12]。由此说明，学术上的人情关系并不总是带有贬义色彩，而是内含一定积极意义与合理性，当大学教师流动到陌生环境，之前的关系基础能使之更快融入到新的工作，更快有学术产出。再者，关系资源并非一次性的消费品，大学教师在国际流动时调动关系资本后，反而强化他与学术同行的联系，盘活了自身的学术资源，使后续职业道路更为畅顺。不妨再把关系资源具象为一种学术信任的情感形态，它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出于保护知识产权与科研机密的必要性，高校的科研团体倾向于接纳有相似学缘背景的人，从而易于塑造可信的学术关系，保证科研信息不外泄[13]。这是无法回避的一种谨慎之举，也是传统文化氛围下中国人的惯性心理。

西方关于学术职业流动的众多研究更倾向于结合学术劳动力市场，社会资本反而作为次要因素，浮光掠影地谈及或被绕开不谈。只因在西方的理论视阈里，学术劳动力市场类似于一般市场，同样秉承优胜劣汰的竞争精神，以自由公平的供需规则作为核心，这与社会资本所强调的关系延展、情感连结等主观特质相冲突。以美国为例，在知识创新成为经济增长原动力的背景下，将竞争手段引入大学与科研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格局中，是为了利用高度发达的市场优势，吸引更多优质学术劳动力涌入本国。这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结果，也暗示国家公共权力转向学术权威与市场自治的灵活结合[14]。实践层面来看，美国大学的“非升即走”制度使其中低职称教师的去留割裂了社会资本，即使某一教师在校内积聚再多人情关系，只要达不到学术标准，仍须跟着制度规则流走。而在我国，有学者通过对大数据的收集、深挖，验证了我国学术劳动力市场也存在明显的主次分割现象，两级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人员流动情况不同，分别对应一定的市场规则[15]。这侧面反映市场化的调节力量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师资竞夺中越发突出，有趋同于西方前进步伐的势头——学术劳动力成为被价值量化的特殊商品，并被贴上具有全球对比性的价码，高校教师正是根据学术市场的价格信号在全球范围内选择自己最终流向之地。

综上可以发现：人情关系和市场规则对于中国的学术生态而言，并不像西方那样作为相互矛盾的对立面，而是同时存在并被不同程度利用的两种导向力量。它们分别象征两种各有利弊的流动机制，中国高校教师参与国际流动时倚重不同的一方，其学术发展前景也可能大相径庭。以社会关系为主导的流动机制，能让教师大概预设未来的晋升概率以及工作中的关系脉络、成员互信度，并及早对家庭成员做好妥善安置；
以市场规则为主导的流动机制，虽然让教师倍感竞争压力，但可以使其确切摸清当前的薪金范围，选取与自身学术实力相匹配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国内学者很容易在这种二元机制面前彷徨犹豫，其国际流动的路线规划与去留意向也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各高校需多花心思吸引人才回流，降低学者流失至国外的风险。

二元困境的出现是因为相关活动主体被分隔开来，缺乏联动力量将活动主体引向统一目标，也就出现了松散凌乱的流动分布。要冲破这种二元困境，必须转变以往思路，努力消解高校间的合作壁垒，进而对教师的国际流动作出统筹性规划。

3.1 完善高校教师国际流动的疏导政策

各民族国家、欧洲联盟以及经济合作组织，都是在一定政策框架下聚集海内外科研人才，并以政策性的国家意志强调大学是知识工作者的流动中心[16]。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有意淡化移民政策和教育政策之间的边界，以多多益善的态度接纳海外学术劳动力，实现全球经济竞争中的预期利益[17]。反观我国教师流动政策，以零散的指导性意见为主，片段式地融入到其他政策文本中，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18]。而关于高校教师国际流动的政策更是寥寥可数，目前主要聚焦人才引进这一板块，其他部分的流动内容仍缺乏相关条例加以规范调整。应尽快填补政策的缺失空白，科学进行政策设计，既能宏观调控整个流动局面，又能对每个流动环节给予可操作性强的细则指引，避免政策过于简要模糊而造成执行的走样失真。基于拉斯韦尔的观点，政策是可以被精细规划出来的行为调整模型与科学导向，目的是对相关问题背后的资源进行权威分配[19]。有了政策方向和行为依据，各高校在教师国际流动的规划上便有了相对一致的前进步调，减少强校对弱校的机会剥夺与倾轧举措，那些随教职人群迁徙而流动起来的学术资源也能被科学分配。

3.2 尊重教师的流动意愿，促进流动方式的多元化

自由意志是教师流动的伦理属性，所有流动行为应以教师自身意愿为前提，尊重教师的行为主体地位。但国内有部分高校硬性要求教师须有一年以上的海外经历才具备高级职称的评定资格。这无疑使国际流动的经历成为高校教师职衔升级的一种阻隔，变相逼迫有升迁意向的教师参与国际流动，尽管带有好的初衷，但会引起教师的抵触心理，反而削弱教师的流动积极性。虽然目前出国留学政策和人才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很多大学教师只是随波逐流，以被动的姿态加入流动大军，并没有达到学校和教师发展的双赢[20]。高校教师的国际流动应以柔性疏导为主，尽量利用正面激励的手段激发教师的流动热情。无论学校还是国家，避免采取“他们需要”的主观假设去安排高层次知识人员的流动，而是唤醒教师“我们需要”的自主流动意识，把外在流动压力转变为内在的职业动机与学术追求。

其次，要更好体现教师国际流动的自主原则，就必须促进流动方式的多元化：短中长各流动期限互补，公费、半公费、全自费各流动形式共举，鼓励包括访学、支教、国际合作项目等不同性质的流动，让教师能结合自身情况，作出最佳选择。

3.3 加强校际合作，形成多校联盟的教师国际交流项目

我国不同层级的高校之所以在教师国际流动的安排上出现两级分化，客观原因在于它们将彼此当做恶性竞争对手，而非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不愿共享学术资源。全球可持续发展联盟（AGS）是打破国际学术合作壁垒的成功例子，它由麻省理工学院、东京大学等四所高校联合而成，通过优势学科的交叉互补与严密的组织架构对接，实现学术资源跨国分享，促成四校教研人员以学术项目为基础的流动。我国高校应充分借鉴AGS的做法，扭转对立竞争的观念，描绘共同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愿景，齐心构筑学术共同体，搭建校际合作的平台，灵活开展多校联盟阵营下的教师国际交流项目，定期组织流动归来的教师分享学术经验、汇报科研成果，倡导各校教师互学互助，凝结出一个容纳着海量国际流动经验的学术智慧库，使盟校教师皆能从中受惠。可尝试成立名校牵头、多校教师一起参与的海外访学团，形成强校带弱校的涓滴效应，将部分国际流动机会从重点高校溢流到非重点高校，缓和机会不均的情况。

3.4 均衡各学科教师的流动，实施全程管理与跟踪服务

一项对北京多所高校的调查显示，医学、经济学和农学的教师有国际流动经历的比例最高，与其他学科形成强烈反差[21]。应均衡不同学科的教师国际流动，结合实际情况，把各学科的流动频次与人数协调在一定的差距范围，防止出现学科上的厚此薄彼。另外，高校选派教师出国研修时，必须以实际需要为根本，切莫形式主义、本末倒置，片面追求流动的数量而非质量，将教师的海外流动演变为功利性的“镀金”行为。再者，教师在国外期间，高校不能放松管理，应及时进行跟踪了解，保持远程通讯，施以有效的考核，对教师的流动全程给予关注，安排滞留不归的学者尽早回国。其次，高校必须做好统筹，分批派遣同一院系的教师流动到海外，避免教师扎堆出行，出现“学术空巢”。

3.5 抓住优势学科，建设世界性科研中心基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从德国至美国的大规模人才流动，实际上意味着世界科学中心从德国转移至美国[22]。尖端人才往往把世界性的科研高地作为心驰神往的理想国，而人才的涌入又将造福他们心中的科研国度。不少人发出疑问：中国会成为下一个全球科学中心吗？问题的答案或许需要几代中国人去找寻，但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完全可以抓住优势学科，聚力打造某一学科领域的科研基地，专攻高新前沿科技，吸引那些站立于学科金字塔顶的权威学者来华参与研究。

欧洲研究区（ERA）的创设及其运行成效令人瞩目。为了对抗美国科研竞争，截断人才连续外流的趋势并应对研究实力的下滑，欧盟在2000年推出ERA计划。通过ERA对欧洲碎片化科研合作的重组，欧洲学术从业者的流入人数以及多项科研指标，从2000年至2010年上升了48.2%，提高幅度远高于美国（15.5%）[23]。或许合作形态存在区别，但科研基地与研究区同样是一种“知识的开放空间”，它们带来的学术效益是区域性的，其科研创新成果不是狭隘地裨益于少数高校，而是由该区域的科教组织共享的，间接弥补了非重点高校相对薄弱的科研基础。作为人才流动的密集区，科研基地无疑发散性地影响着附近高校的教师国际流动，为这些高校创造更多机遇。若把科研基地作为国际学术测温器、世界科研风向标来看待的话，它能让附近的高校睁眼看清国际科研的未来走向，第一时间获悉科研的最新动向，使实力较弱的高校也能紧贴科研的时代脉搏，全面部署好下一步的高校教师国际流动计划，以防部分高校在未来国际化的道路上“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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