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报阀”概念的多重含义

□周光明 文 爽

在新闻宣传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个重要论点。早在1943年陆定一就强调了群众观点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党报的新闻工作者“千万要有群众观点，不要有‘报阀’观点”。［1］实际上，“报阀”在近代的话语实践中具有丰富的含义，其活跃程度超过了1949年之后的现当代。在最近的一部专业辞书中，编者释其义为：“报业中有势力的人物。”［2］在既有的研究文献中，对近代“报阀”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有人将“报阀”视为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发行人［3］；
有人将“报阀”视为某些报人的一个头衔或一种声望［4］。大部分的研究并没有关注“报阀”这一概念本身，而将其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词汇加以使用。近来虽有研究注意到了“报阀”概念的演变，聚焦于1929年《新闻报》股权风波［5］，但因其考察的时段有限，无法充分说明这一概念在1920年代初到1940年代末的演变情况，难以呈现其概念的多重含义。因此，对于“报阀”概念的研究，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近代中国涌现出了大批的“阀”族词，据初步统计，近代出现的“阀”族词高达100 多个，足见其涉及范围之广，证明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确曾出现过“泛阀化”现象。［6］

（一）“报阀”的初现

有学者认为，“报阀”第一次出现是在1929年1月16日的《新闻报》［7］，或认为是在1923年1月19日的《大公报》［8］。最新检索发现，最迟在1920年“报阀”一词便已出现。1920年2月，张东荪在其时评文章中提到“报阀”：“试看教阀、学阀以外尚有什么阀，必定看见最大的军阀始终无恙，官阀依然猖獗，党阀还是跳梁，最后还有那报阀也是可恶得很。”［9］同年6月，陈大悲在其剧本中塑造了一个名为周芝轩的角色，作者对周氏的介绍是“报阀，白氏之走狗”。［10］以上两例，“报阀”明显是一个负面词汇。

（二）“阀”族词意义网络中的“报阀”

“报阀”概念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它一开始即处于“阀”族词的意义网络中。1920年代初，人们感受到“阀”族词的使用频率高了起来：“常有所谓财阀、军阀、报阀、学阀诸名词，腾播于报纸及士庶之口。”［11］胡尹民已注意到古代的阀阅世家与民国的“阀”之不同：“民国以来，又各种事业，莫不有阀，如军阀、学阀、商阀、报阀、小说阀等。”［12］可见，民国以来“阀”不限于门第，它已扩展到了各行各业。

在“阀”族词的意义网络中，哪些概念常与“报阀”一同被提及？据初步统计，可以看到最常与“报阀”一同出现的“阀”族词是“军阀”。有学者认为，“学阀、财阀等许多词义都是从近代意义的军阀衍生来的”［13］，“学阀”可以看作是“军阀”的副产品［14］。“报阀”也可视作“军阀”概念的衍生物。在近代中国的革命运动中，“报阀”处于以“军阀”为中心的“阀”族词意义网络中。在1920年代，正是“军阀”的使用使得“阀”字流行起来：“自从军阀的名辞发明后，这个阀字倒也大大的交起鸿运来。于是学界有学阀，报界有报阀，商界有商阀，伶有伶阀，娼有娼阀。”［15］近代“军阀”概念出现后，赋予了“阀”强大的活力，各界的权势人物都会变成人们眼中的“阀”，报界当然就会有“报阀”。

（三）报界的一股势力

报馆或报人拥有了一方天地之后，就可能被称为“报阀”。其中有他称，也有自称。有人曾自我标榜为“报阀”，欲借此名号凸显其社会影响力，例如张丹斧就将其任职的《晶报》视为上海的“报阀”之一，与《新闻报》《申报》《新申报》和《时报》共同构成“报阀的五种势力”。［16］游戏场小报《大世界》“非但自己承认是报阀，还另外组织了宣传团”，大肆炫耀。［17］

在五卅运动期间，上海各大报纸因在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立场暧昧，遭到《热血日报》《公理日报》的猛烈抨击：“中国的外交当局及商阀、报阀却尽想一手掩尽天下目。”［18］“我们简直不能相信中华民族中的一部分奸商及报阀、军阀以及其他小人乃如此的无耻，如此的卑鄙！”［19］于是刊印《诚言》的商务印书馆被贬为“商阀”，《申报》和《新闻报》被贬为卖国的“报阀”［20］。经此一役，“报阀”这一概念被裹挟到国民革命的洪流中而被迅速政治化。

在1929年《新闻报》股权风波中，史量才被怀疑有“报阀野心”——通过收购《新闻报》而形成“报业托拉斯”，进而得以垄断舆论，对社会各方面都将产生不利影响。［21］在各报对《新闻报》二次宣言文本的一次次转录过程中，“报阀”概念也经过了多次传播，从而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性，与军阀专横、舆论操控甚至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

（一）操纵派报业的报贩首领

“报阀”不仅可以指称报馆或报人，还可以指“报贩阀”，即有能力操纵派报业的报贩首领。张丹斧就曾在1923年刊文以“报阀”称呼此类报贩：“报阀是谁？原来就是包办卖报的。本埠卖报的是有托拉斯性质的，首领的势力大极了。”［22］在他看来，号称报界“四大金刚”的史量才、汪汉溪、狄楚青、席子佩尚不足以称为“报阀”，唯有那些随意操纵报纸售价，动辄影响报纸销量的报贩首领，才算得上是称霸一方的“报阀”。

在近代报业的发展过程中，报贩与报馆之间既有共生与合作的关系，也存在着利益博弈。［23］胡政之在1935年便指出了报馆与报贩之间从合作走向冲突的情形：“他们看发行收入，不似广告之重要，批发价因而低廉，他们只图多销报，扩张声势，借以增加广告主顾，其结果把报贩惯坏，养成许多‘报贩阀’，叫后来的同业可以被报贩压迫得出不了一口气。”［24］可见，上海的报馆为了提高销量获得更多广告商的注意而降低报贩的批发价，最后受到了报贩的反噬。意识到此类问题的存在，马星野在给当局提供扶助言论出版事业的建议时，便指明要改变报纸的发行制度，“政府一方面当扶助报纸，取缔报贩制度，使报纸收入，不致为‘报阀’所中饱”。［25］此处“报阀”正是对这类报贩首领的贬称。

（二）卓有成就的报人

对于概念的考察不可脱离其具体语境，“报阀”概念的内涵也不全然是负面的。“阀”的古义本含有功绩之意，虽然受到近代“军阀”概念的影响，其词义发生了变化，但仍有人沿用古义，继续以功绩诠释“阀”。

1933年，程沧波和张明炜被称为“报阀”：“我校之同学，多长于事功，而于新闻事业，尤为独擅。远之者不论，近者若程君沧波之主持南京中央日报，张君明炜之主持北平英文时事日报，均于困难之环境中，而早有建树者也，尤以张君之处境为难。”［26］文中将程沧波、张明炜二人作为新闻事业的典型人物，尤其称赞了张明炜不畏强权，在报纸上勇敢发声的壮举。作者将程沧波和张明炜称为“报阀”，明显是褒扬之义。

有时，“报阀”也指一种成名的想象。1948年容又铭分析报纸下乡运动不够理想的原因，认为当时的一批青年人“他们望得太远，理想太高，雄心太大，恨不能一步登天，一会儿就成为举世闻名的报阀或是名记者，因此，他们总认为在乡下，没有意思，发展有限，似乎弹丸斗室，岂容大鹏展翅”。［27］此“报阀”是指声名远播的报人，与“名记者”相当。

（三）报业集团或报团所有者

在报纸的商业化经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报业会出现兼并收购、联合经营的趋势。随着国内报界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国外报业的发展情况，对于国外报团的相关译介不断增加，“报阀”这一概念也在延伸。尤其是1930年代以来，“报阀”概念多被用来指称国外的报业集团及其所有者，且多集中于美国和英国，如赫斯特、北岩爵士等。

在这一层面上，“报阀”与 “报业大亨”“报业大王”“报业托拉斯”等概念处于同一个概念网络中，可视其为一组相似概念。值得一提的是，“报阀”并不能与这些相似概念画等号。例如在“报阀”前面可加上“反动”的前缀，“不管反动的报阀、财阀、官僚、政客，骂民主党的‘赤化’，斥罗斯福为‘独裁’，然事实具在，现政府的政绩是开明的、前进的”［28］，以及“千百万的法国人都并不知道这些新闻实际上毫无例外地都是赫斯脱和其他美国反动报阀的办公室里制造出来的”［29］。但极少在“报业大亨”“报业大王”“报业巨头”等概念前加“反动”这一前缀。如此看来，“报阀”概念所含的批判性要大于其他的相似概念，故其更能传达出对报团垄断社会舆论、威胁民主政治的批判之意。

“报阀”除了可以实指报贩、报人或报团以外，在其演变过程中，也可以虚指一种观念或作风。可以说，作为名词的“报阀”开始拥有形容词的性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1942年的《解放日报》改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报阀”在延安《解放日报》中也有使用，并在新的语境中发生了概念内涵的重大演变。

1943年6月，《解放日报》 针对党报工作中政治与技术关系的问题展开论述，认为“技术第一，政治第二”是反对群众性的口号，它代表了一种脱离群众的“报阀”思想：“这种‘无冕之王’的思想，既是主观主义的，又是宗派主义的，说的更坏一点，是一种‘报阀’的思想。”［30］“报阀”被置于党性原则的对立面，“报阀”思想也成了新闻界整风的重要目标。这要求党报工作者俯下身来做人民的公仆，倾听群众的声音，“做一个工农兵的记者，一个新型的记者”。在这个层面上，“报阀”和“新型记者”是对立概念，完全党报所需要的是“政治第一，技术第二”的“新型记者”［31］，而不是“技术第一，政治第二”的“报阀”。同年9月，陆定一刊文抨击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他认为国民党独裁的目的是，“使新闻工作者形成一种‘报阀’，甚至成为一群丧尽天良的特务，脱离人民，脱离现实，而还自以为是，惟我独尊，这样好甘心情愿给反动派新专制主义者当作反革命的工具使用”。继而呼吁我们“办党报的人，千万要有群众观点，不要有‘报阀’观点”。［32］对“报阀”的这种新定义背后暗含着“对概念的争夺也是对话语权的争夺”。［33］通过对“报阀”的批判，延安也在建构自己的新闻理论，从而塑造党报战线所需要的“新型记者”。

总之，作为一个近代出现的新名词，“报阀”概念在其历史演变中呈现出了多重含义，本文将其归纳为五个层面，它们分别是：报界的一股势力、操纵派报业的报贩、卓有成就的报人、报业集团或报团所有者以及脱离人民群众的新闻工作作风。当下人们提及“报阀”时，多指西方的报团、报业主，或是批判党报工作者的某种不良作风，的确不如近代所展现出的概念内涵那么丰富。在现行的新闻体制下，已经不存在哪个报人或报社可以把持舆论、叱咤风云，自然也就不再需以“报阀”实称之。并且报纸发行已自有一套较为规范的流程，不再以“报阀”指代报贩首领，更是情理之中的事。

回顾中国新闻史，在近现代中国的革命潮流中，各大报刊或报人若无法满足革命对其之角色期许，便可能会被斥为“报阀”，被看作是一种“反革命”的存在。五卅运动中对于保守、妥协的上海各大报的批评是如此，延安整风运动中对于偏离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的批评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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