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与诠释：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叙事话语的创新

马云征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如何使优秀传统文化焕发生机，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艺术领域进行着积极的探索与实践。纪录片作为国家相册，历史文化题材一直是其重要内容资源。前有《丝绸之路》《故宫》等宏大叙事下对历史文化的再现，其后《舌尖上的中国》《本草中国》等以生活化的触角探寻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文底蕴，传统文化以不同的话语方式和对现实的介入角度在现代媒介中展现着多样的面貌。如今网台同播模式下，《中国》《如果国宝会说话》等纪录片在电视及网络平台持续热播，既弘扬了传统文化，又自带网感，对接当下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和情感世界，适应社会语境、媒介语境的变化，运用叙事策略在对传统文化的表征与阐释方面进行着叙事话语的创新与重构。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历经沧桑变迁，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仍是观照当下生活、续写中华文脉、培养民族精神的宝贵价值资源。当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语境和视觉转向、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动融合的媒介语境，催生了传统文化题材影视作品的繁荣发展。那些标示古代先民生活印记的遗址遗存、那些彰显艺术审美的历史文物等，曾一度处于历史的背景之中被废弃遗忘或束之高阁。而文化的价值体现在其所蕴含意义的生长延伸及其社会流通，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重在其实在或符号走出物质与媒介的局限，能够在当下电子媒介中找到新的形式，同时其文化意蕴——价值及意义能够获得新的阐释，并实现大众化传播。

（一）中华传统文化及其结构层次

文化概念的博大精深难以穷尽，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界定与内涵提炼包含着多重维度。首先，“民族性、国度性是文化的重要属性之一”，“中华民族是中国文化的创造主体”；
其次，在时间维度上，相对于近现代而言传统文化是创生于古代即“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结构上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由人加工自然创造的物质文化，如长城、故宫、兵马俑、服饰、器具、食品等；
二是由人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而构成的制度文化；
三是指向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精神文化，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三个层次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表征的有机体。

基于以上对于传统文化的界定，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是以传统文化作为题材内容，利用电子视听手段对古代历史中创造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影像再现与表现以及内涵阐释。相对于传统文化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的三种文化构成，纪录片对传统文化的呈现首先是从具象的物质文化着手，因为以影像再现实物是电视的优势，运用现代摄影器材和多媒体影像生成技术，故宫的恢宏壮观、文物鬼斧神工的影像画面比实物更富有视觉吸引力。例如《丝绸之路》《望长城》等纪录片以自然地理、遗迹遗存为素材，通过宏观视角下对历史的呈现进行民族文化的寻根与回望。以故宫为拍摄对象的纪录片，从2005年的《故宫》到近期的《我在故宫六百年》《故宫新事》等，通过对故宫建筑群及其馆藏文物的视觉呈现，展现与其相关的历史风云与变迁。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颁布以来，我国已有四十多个项目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遗题材纪录片成为展现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非遗题材纪录片并不仅限于申遗成功的项目，而是呈现以非物质文化形态存在的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了不起的匠人》《手艺》等从不同的层面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而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作为以抽象的概念和理论来表述的观念性的存在，既体现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又是视觉转化的难点。一方面，需要在当下对传统文化价值进行新的挖掘和阐释，另一方面，需要为抽象的内容赋予具象可感的形式，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纪录片《王阳明》《中国》等致力于以影视抵达传统文化的核心层面，对中国社会形态和制度以及中国人的思想发展史、心理发展史和精神面貌进行了深层揭示。

（二）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的传播语境

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在于参与现实的构建。传统文化的内核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广泛性、持久性、指导性的被绝大多数成员所认同、接受、践行的思想和精神，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情感表达、审美趣味、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在国家层面，它是构建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
对个体而言，它是确认文化身份必不可少的参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凝聚共识，构建文化认同的社会语境下，传统文化纪录片发挥媒介参与构建现实的功能，基于现实性和主流价值立场以新的视角和方式进行传统文化资源的择取、再现、提炼与阐释，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接，找寻传统与当下的联系，建构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随着媒介间的深度融合，网台同播成为纪录片的常态播出模式。一方面作为电视节目中的高端产品，纪录片一直坚守主流价值、精英文化的艺术品格，另一方面，出于对传播效果的考量，兼顾受众接受心理，在表现形式上与大众文化衔接，进行叙事语言、艺术表现元素、话语方式的创新。一些热播的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在彰显思想与审美价值的同时，形式更为灵活，视听语言时尚化、年轻化，或唯美，或萌宠，或亲民，始终发挥着价值引领、文化提升、审美陶冶的作用。

历史记录的话语模式有很多种，包括叙事、百科全书、沉思录、剖析、保存下来的官方史志及行政公文等等。叙事是很多虚构与非虚构文本共有的话语模式之一。历史学家运用叙事的语言组织方式，通过选择、编排、议论等将历史作为完整的故事情节进行叙述，并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下赋予历史事件特定的文化意义。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以物质或非物质形态的文化存在和文化记忆为叙述内容，即前文提到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传统文化纪录片是在当下社会与媒介语境下对传统文化的影视化呈现及意义阐释，从表征符号、情节设置、话语框架等方面进行着叙事话语的重构。

（一）历史实在的影像表征

近年来文物国宝、遗址遗存等文博类题材的电视节目持续走红，它们提供了传统文化的一种打开方式。文物大批量进入当下影视媒介成为表征传统文化的影像符号，传统文化借助现代视听传媒进行全新的表达。

表征是在我们头脑中通过语言对各种概念的意义的生产。它就是诸概念和语言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我们既能指称真实的物、人、事的世界，又能想象虚构的世界。表征还意味着象征，某种表征不仅指代直接意指层的某事物或概念，还作为新的能指，进入含蓄意指层具有特定文化层面的含义。文物就具有这样的双重表征价值。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等让文物在影视媒介中再现与传播。数字文物技术的成熟、文物影像的放大与动态展示、文物视觉体验的提升，使那些裸眼看上去斑驳黯淡的实物具有了无限增殖的影像魅力，曾侯乙编钟，鹰顶金冠饰，秦始皇陵铜马车、跪射俑、动态化处理的洛神赋图、兰亭集序书法作品等等都在视觉上获得了高度的审美性和观赏性。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文物作为中介，人们可以重新回忆、讲述过去的历史。

表征只有得到解释才成其为表征，而且最终要能引起广泛的联想，即所负载的文化含义。文物题材纪录片以全新的影像叙事使文物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传统价值与时代精神的载体。一块虎符，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来说看上去平淡无奇，但其象征意义却指向历史上的军事战争、军事制度。除了影像的增殖，《如果国宝会说话》还运用文学化想象，为国宝编织情景故事，阐释其所包含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唐代三彩仕女图一期，片名叫作《胖妹的春天》，情态各异的唐三彩侍女塑像，被画外音赋予了生活场景，有的外出逛街，有的骑马打球，如此文学化想象的场景补足与加持瞬间让文物生动起来，仿佛来自大唐的气韵款款的女子正走出屏幕和观看她的现代人愉快而自由地聊天。

（二）文化思想的诗性表达

叙事策略的运用使历史著作难以避免诗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一些新近播出的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走得更远。纪录片《中国》《王阳明》致力于以纪录片的影像方式呈现中国哲学思想、政治制度、社会形态，揭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文化精神。如何将这些由文字表述的、以概念和理论的形式存在的抽象内容进行视觉转化？现代转译？

首先，纪录片采用故事化叙事策略，为思想理论编织一个可以附着其上的故事，以人物为核心组织情节，为思想史附加一层故事化的结构。为了便于观众理解，纪录片《王阳明》借鉴电视真人秀手法，将演员辛柏青演绎王阳明的创作过程编织成故事情节。以辛柏青古今穿越逐渐走进历史、走进王阳明的心理及思想世界，在体验感悟思考的过程中完成角色塑造的故事为表层叙事结构，牵引隐含的叙事线索，即王阳明哲学思想的阐释。

湖南卫视与芒果TV同播的纪录片《中国》被称作影像化的历史教科书。但与书写历史最大的不同是，它通过故事的情节化架构来还原历史情境、塑造历史人物，进而讲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的源流与发展。例如《中国》第四集讲述法家思想的形成、内涵及其在秦统一六国中的作用。纪录片并不直接进入论证式的理论话语，而是编织了一个关于法家代表人物荀况、李斯、韩非在乱世中求索、实践、沉浮的命运故事。李斯由一介凡夫到师从荀况，在乱世中审时度势为个人事业发展投奔秦国，以法家思想助秦王成就霸业自己也问鼎权力高峰，最终随秦衰落而毁灭。为了增加看点，故事中还渲染李斯与贵族同门韩非既惺惺相惜又各自殊途，最后相爱相杀的情感戏码。有些桥段看上去包含了明显的文学虚构的附加成分。在此，符合现代观众期待视野的历史故事成为传播古代思想的载体，纪录片所要表现的主旨内容——法家思想的形成、理论内涵及在彼时的社会实践，这些内容作为论证话语由画外音来表述，声画两种符号系统互相配合，把论证话语编织到故事框架的不同位置上。视觉层面的感性信息与听觉层面的理性信息共同作用于人的感知系统，带给观众全新的认知感受。

其次，在画面语言的处理上大胆突破了纪录片关于纪实与虚构的界限，运用演员扮演、意象符号、写意画面等表现形式创造全新的传统文化视觉表征。以往历史题材纪录片为了补充画面的不足，运用搬演又称情景再现手法摆拍部分素材，而为了不破坏纪录片的真实性，通常编创者会对这些画面进行虚化等技术处理，并以字幕提示，避免与真实画面混淆。纪录片《中国》则完全放弃对纪实影像的追求，那些残存的遗迹遗址、代表历史印迹的青铜器皿、竹简或是历代累积的历史书籍等实物实存一概被排除在纪录片的镜头之外，代之以借鉴影视戏剧手法和文学修辞手法，批量生产的意象化、象征性虚构表意符号。片中的历史人物均由演员扮演，对重要的历史场景进行写意化的呈现。《中国》总撰稿邓健永曾谈到自己被钱穆《中国史纲》中的一段话打动：“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对其本国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这也成为整部纪录片视听语言的总基调。演员的表演既不同于戏剧对动作与冲突的强调，也不同于影视剧对故事完整性展现和人物真实性塑造，而是为了完成对场景氛围的营造和人物情绪、情感的表达。片中以山水、郊野、落日、城门等为背景，不为演员设计台词，运用五十格镜头拍摄，慢速呈现人物动作、表情，营造一种带领观众徐徐走进历史过往的感觉，满足人们对中国元素和中国风格的审美期待。

（一）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中的历史阐释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把历史叙事区分为五个方面：编年史、故事、情节编排模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含义模式。编年史是按时间顺序对历史事件的记录，故事则是在某一主题下对事件的筛选和编排，二者都以历史实在为依据，遵循历史的客观性原则。而情节编排模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含义模式则是历史叙事中对历史事件的阐释即意义构建的方式。情节编排既是故事的组织方式同时也是意义的生成方式。论证模式则就历史事件提出问题域，“通过援引被用作历史解释的假定规律的综合原则解释故事中发生的一切”。意识形态模式指的是为现实社会需要所采取的立场、观念及规范。三种意义阐释模式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立场，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史观，通过历史叙事话语的重构完成对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历史叙事不同于小说和影视剧的虚构故事，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是真实出现、已然发生的，历史上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是不容变更的——即所谓历史真实，但对于历史史实的认知是阐释性的。以纪录片《中国》为例，片中关于历史人物与事件的选择规则是：“中国思想与文化的诞生与影响力；
国家制度框架的定型和对后世的影响力；
各民族的融合对后世的影响力”。编创者基于这样的阐释原则和主旨，进行每一集的情节编排，并站在主流意识形态立场，在唯物史观的学术框架下，完成对历史人物、事件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文化的现代阐释。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于其仍然或显或隐地对当下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力。随着史学研究领域新历史主义的兴起以及公共史学逐渐走进日常公众视野，历史文本的书写由注重整体性、统一性的宏观叙事转向个体微观体验，故事化、人物化、个性化、艺术化的叙事策略被广泛运用。传统文化纪录片将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制度、精神编码进故事叙述和视听语言之中，建立起传统文化与当代人们日常经验和生命体验的联系，使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得到传播、接受与践行。

（二）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与文化认同的构建

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试图以影像抵达传统文化的核心肌理，展现中国的思想史、制度史、文化史。在这样的文化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传统文化资源所负载的人文历史知识得到挖掘和阐释，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得到新的开发，从中提炼出符合时代精神和当代价值的主题。同时由于纪录片在文类形式、叙事话语、试听语言方面的创新，使得传统文化以一种易于接受的形式在电视和网络媒体广泛传播，从媒介构建现实的角度，对国家层面和个体层面文化认同的构建具有积极意义。

传统不是传下来被动接受的一系列固定的或特定信念、习俗，而是基于现实需要选择过去某些价值观念并使它们在现今实践中流通起来的方式。人们通过这些文化再生产机制，塑造了特定版本的“集体记忆”进而塑造了特定的民族认同观。传统文化是构建当下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所以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以某种表征方式进入当下文化实践中，需要以当代媒介的符号形式进入到大众媒介传播系统，实现传者与受众的对话，实现意义的循环。维持这一对话的是被共享的文化信码。传统文化纪录片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影视语言形态的转译，实现与受众群体的互动与沟通。“叮——您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注意查收”，《如果国宝会说话》每一期都以这样的画外音开场，以新媒体的打开方式与观众对话。而当青年受众满怀好奇地接收留言时他就成了传播内容的接收者，如果他点赞、转发、评论就完成了二次传播。收看节目的同时受众也被询唤为节目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的主体，由此构建文化身份认同。

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通过对内容的故事化编排、画面影像的多元化艺术呈现以及话语方式的融合再造，拓展了传统文化的展现方式和表现维度。纪录片是以影像即画面为主导的视听文本，对于受众来说视觉解码是占优势的。现代电子媒介对传统文化的转化，首先是视觉影像符号的生产，包括对物质文化的影像再现和对非物质文化的间接的、想象性的表现，既包括技术赋能的影像增值，也包括借鉴戏剧表演元素的影像虚构。其次，在起到定型作用的文本结构和话语方式上，通过故事化叙事和多元话语的融合，对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意义进行现代阐释。由此看来，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为观众提供了解码传统文化的丰富而多元的话语、故事和视听元素。这些元素相互交叉、叠加、影响，共同作用于意义的生产。文化本身就是复杂丰富的，可以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感知和解读，在不同层次上理解与接受。一方面，从传播效果看，多元解读客观上扩大了纪录片的传播，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允许在不违背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拓展文学化想象空间；
但另一方面，要防止符号的无限滑动，主动设置想象的边界，避免低俗化、庸俗化消费历史，使其保持历史的严肃性、价值的导向性和审美的高雅性以及对社会行为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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