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华先生的教学育人观

◆孙正国

中国教育传统的伦理指向，是教育人从自身出发，以家庭教育为原点，以血缘伦理为范式，不断融入社会，适应多维角色的塑造，做一个社会人际和谐的、有用于国家、民族的人。先秦以来的官学与私学，不断强化君子教育理想，“士大夫”阶层得以培养。无论招贤纳士的用人标准，还是家国危急时舍身报国的“士人”德行，还是屡遭贬谪而锐意进取的逆境成长，都显现出中国人“修身”的首要价值，“闻道反（己），修身者也。上交近事君，下交（得）衆，近從正（政），攸（修）身近至（仁）”[1]，这也成为中国教育立德树人目标的文化依据。刘守华的教学育人观，正与中国教育传统强调人才的“修身”原则相契合，自1957年华中师范学院毕业留校担任民间文学教师以来，秉承“立德树人、守正创新、道德文章并重”的教育理念，注重自我修养，六十多年来“始终如一地强调民间故事感染人的艺术美、教育人的灵动美”[2]，始终如一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才培养的价值塑造作用。教学育人实践注重“与学生思想实际相结合、与社会生活实际相结合、与本专业的研究工作相结合”[3]，注重学生的意志力培养，倡导“滴水穿石、有志竟成”的人才发展观，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崇尚“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人生困境哲学。我们从中可以理解刘守华的人格风范、教学追求和育人理念，由此梳理其教学育人实践的价值逻辑，进而探讨刘守华教学育人观及其六十余年来的智慧贡献，为新时代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教育家个案。

儒家修身思想的起源暂无定论，有学者认为西周初年的《尚书·洪范》为其起源，因为其中有论及特指天子或人君修身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而“孔子之后的儒家常将修身之‘事’放在个人的伦理实践及其成德上来说，兼摄伦理和政治，具有一般性。”[4]《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也记载有修身思想，“注重发挥了孔子那个‘为仁之方’的‘求己’与‘内省’方法，所谓‘君子求诸己’‘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之类，并藉此深化了诸如‘君子敦于反己’和‘闻道反己，修身者也’的修身之道，而且这种修身之道又肇端了孟子诉诸‘反求诸己’来‘尽心’‘知性’以及‘知天’的心性修养之源。”[5]由此，儒家的伦理哲学将“修身”作为君子入世最具实践意义的元命题，“从人格的角度看，修身概括起来无非是修养形体、修养心灵、修养人性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也是修身的三个层次：首先是修体，修体才能确保形体健康、体质强健；
其次是修心，修心才能使心理健康，内心强大；
最后是修性，修性才能使人性得到充分开发，充分实现。”[6]以此为逻辑框架来观照刘守华，从其文化来源即儒家的修身思想中，能够深刻领悟到他的人格力量与师者之道。

刘守华特别重视自我的修身实践，从不自觉走向自觉，从乡村学生成长为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持之以恒坚持修身，形成了“个人兴趣、教师职业与社会责任”三位一体的人生格局。就上述所论及的“修体”“修心”“修性”的“修身”三层次而言，我们重点讨论刘守华的“修心”“修性”历程，从中理解其立于修身的师者养成之道。

刘守华的“修心”从红色歌谣开始，由此滋养了民间文艺的兴趣，启蒙了朴素的进步思想。他自小成长在曾为革命根据地的湖北洪湖，耳濡目染家乡民众所传唱的红色歌谣，比较清晰地感受到了劳动人民对革命根据地的歌颂之情。1950年考入沔阳师范学校求学后，有了参与社会实践去深入了解红色歌谣的机会。“1952年，尚在沔阳师范学校读书的刘守华，写了一篇《洪湖渔民的歌声》，发表在省报上。同时，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到群众中采录民谣民歌。刘守华与民间文艺一生的缘分就此结下。打开封皮早已暗红的采录笔记，泛黄的纸张上，一行行手书的歌词依旧清晰可辨。”[7]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刘守华表示对这段经历他至今记忆犹新，红色歌谣对他的深刻影响，已经从一种兴趣，转化为“红色基因”，在师范学校搜集整理当地群众传唱红色歌谣中生根发芽了：“洪湖革命歌谣大都直叙其事，激动人心，我深受感染，《贺龙军》就是代表之作。‘睡到半夜深，门口在过兵，婆婆坐起来，竖着耳朵听。’十几个字勾勒出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小景。‘又不要茶水，又不惊百姓，只听脚板响，不听人做声。’小景中，饱经忧患的老人凭自己的耳朵，一下子就判明是什么军队了，于是由骇怕转为惊喜，连忙把儿孙唤醒。‘伢们不要怕，这是贺龙军，媳妇你起来，门口点个灯，照在大路上，同志好行军！’”[8]这种影响，发生在师范学校的成长时期，显然于师者的养成具有奠基意义。1953年刘守华被选送到华中师范学院修读本科，从此在自觉“修心”的人生旅途中，高扬风帆，1957年毕业留校担任民间文学专任教师，向“修性”的学术层次上进一步升级发展了。

将锤炼人性融入到民间文学的调查与研究中，刘守华发现了劳动人民根源于生产生活的艺术创造，散发着泥土芬芳的民间文艺坚定了他的学术方向，“刚健清新、朴实奇妙”的“民间气质”同化了他的人性品格。“民间文艺属于人类文化中最富于原创性和基础性的那一部分，是积累最深厚而又开发得最晚的一片沃土。在自己所喜爱而又是有益于社会的这一学术园地上劳作，拨开泥土就能发现成串珍珠，成为自己美妙的人生享受。尽管这一学科受社会偏见的漠视常常面临不公正的对待，它还是深深吸引着我，不论是读书、教书、写书，我总是全神贯注，乐而忘倦，乐其在中。”[9]这种心性的修养，严格而论是超越职业选择和生活方式的人格培育，在与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职业生涯并行的过程中，高度尊重朴实无华的民间创造、特别欣赏劳动人民真挚友善的价值观、乐于扶助乡村社会的地方文化工作者，成为刘守华勤恳耕耘在民间文学专业领域的个人风格，其心性中充满了地地道道的民间情怀。也可以说，刘守华的心性修养是在深入民间社会的调查与研究过程中逐渐展开的，也是在与地方文化工作者的朴实情义中得到升华和滋养的。“热心培植从事民间文学工作的一些地方文化人，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在湖北省，如今有刘守华‘四大门外弟子’之说，这四位分别是武当山的李征康、宜昌市的王作栋、神农架的胡崇峻和蕲春县的郑伯成。……刘守华先生和李征康密切合作，曾安排两位研究生和一位法国留学生前去驻村考察，又率领中日学术代表团和台湾学者前往研讨……刘守华一方面将王作栋作为新时期采录研究民间故事成绩最为突出的民间文艺家，写进他的《故事学纲要》……引领他参与中日学者对两国民间故事传承现状的合作研究，同时又鼓励指导他写作刘德培评传……刘守华是《黑暗传》的主要研究者，在胡崇峻与刘守华上百页的书信往来中，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两位学人在《黑暗传》问世过程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郑伯成在《我与湖北蕲春民间文学》一文中说道：‘我在民间文学事业上的每一点进步，都是与刘守华教授的指导是分不开的。’”[10]这些来自民间社会的真挚师友情，正可说明刘守华有一份来自朴实民间的心性品格，从1957年的大学讲台开始，他以学者和师者的双重身份，深深地沉淀在民间生活之中，一直延伸到新时代的今天，持久而坚韧，始终保持着与民间文艺的密切联系，始终关注着民间文化遗产的优秀艺术家，将民间社会的故事智慧作为自身修养的源泉与动力，形成了立于修身的师者养成之道。也正是这样的修身实践，刘守华的师者风范获得了坚实的人性根基，形成了温润如玉、从容不廹、坚守初心的师者形象。

刘守华的“修身”实践中，还有一件“修体”与“修心”并存的人生大事。2002年他带着研究生去湖南乡下做田野调查，不幸遭遇车祸，头部重伤，多根肋骨断裂，当场昏迷，这是对67岁老人身体的一次重创。亲友们见状都特别担心他能否康复。刘守华以其良好生活习惯培育起来的过硬体质，以及宁静淡泊、意志卓越的心性品格，在医院半年治疗之后，以乐观自信的精神面貌重新回到教师岗位，继续教书育人、研究学术，成为“体、心、性”兼修的佼佼者。经此意外交通事故的“人生大劫”，刘守华的身体受到洗礼般的考验，生命意志得到锤炼，人性理想因此升华，师者风范与人格魅力也更加令人钦佩。

教学是教师职业的实践活动，也是人才培养的基本路径。教育学意义上的教学实践，不仅关注知识教学的过程与效果，而且强调教育理念在教学实践中的指导价值。“我们只有知道如何在青年人的心灵中培植起一种广阔的、其中各部分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范围，这一思想范围具有克服环境不利方面的能力，具有吸收环境有利方面并使之与其本身同一起来的能力,那么我们才能发挥教育的巨大威力。”[11]优秀教师都会将教学理念融入其中，唤醒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实现教学目标。刘守华有着深刻的红色歌谣记忆和朴实的民间文艺情感，这种心性品格决定了他源于人民性的民间文学理念。“人民性是文化/文学现代性的核心内容，既是其动机也是其成果。现代社会要建立起普遍统一的组织结构，就要生成文化的共同体，他们的语言、思想逻辑、价值认同、理想目标能达成一致，就需要获得广泛的社会性，而其基础就在于文化/语言/文学具有人民性。”[12]以上论断立足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对“人民性”的理解，深刻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形成机制，以民歌和白话文学为表现形式的人民性主体得以确认，一定程度上也为民间文学的属性人民性写下了注脚。以至于新中国以后，“民间文学作为国家事业是来自于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对于民间文学价值的现代发现，经过曲折的探索，通过民间文学发现‘民’‘民间’的主体性，从而把民间文学纳入国家的公民教育和共同体认同的文化工程，使普通人能够在经验上确证‘人民’的个体基础，使民间文学作品通过非遗的命名成为国家的公共文化，‘民’和‘民间文学’都成为积极概念，现代国家建设的诸多矛盾也由此得以化解。”[13]可以看出，从事民间文学教学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即以人民大众的价值立场为教学立场。事实上，以民间文学为对象的专业教学，既有来源于现代文化建构共同体的现代性价值，也有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历史生成价值，还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人民性实践价值。如果说，现代性意义上的民间文学人民性，可以视为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建构性规定，属于价值发掘的新旧文化转换出来的一种品格；
那么，历史生成意义上的民间文学人民性，则是中国文化史观中的本源性品格，由人民创作生产出来并为人民所享用和传承的根本属性，而民间文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民间文学本源性的人民性加以强化，经由其人民性实践来实现民间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功能。

刘守华的人民性教学理念，也受到国家教育理念的影响。“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14]准确把握国家教育导向，刘守华在长达60年的教学生涯中形成了个性鲜明的“三结合”教学思想。“我们从教学中体会到，要想得到比较满意的教学效果，必须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注重三个结合，即与学生思想实际相结合、与社会生活实际相结合、与本专业的研究工作相结合。”[15]从表层来看，“三个结合”教学思想缺乏创新意识和独特个性，然而，从源于人民性的民间文学对象来分析，这三个维度的教学方法则寄寓了深厚的人文情感，显现着长远的价值观照，而且三者之间还有着学生与教师、小课堂（学校生活）与大课堂（社会生活）、教学与研究、理论与实践、方法论与价值论等多维逻辑关系，浸润着刘守华执著探寻民间文学价值的师者心血。

就第一个结合而论，刘守华从爱国主义和正确的历史观两个角度展开讨论，认为民间文学教学与学生思想实际的结合可以更好地强化人民性立场，培养有正确价值观的社会人才。“民间文学是一种道地的民族文学，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爱国主义并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有着实际的内容，它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爱自己的亲人、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民族文化，在民间文学教学中，把爱国主义教育与专业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常常能收到良好的效果。”[16]在此，人民性不是附属于某个事件的特性，而是学生精神养成的前提，民间文学培养了学生的乡土情感，唤醒了自己对本民族传统的文化自觉意识，提升了文化认同感，人民性从学生的民间文学课程学习中回到家乡认同中来，意义十分显著。另一个与学生思想实际结合的维度，是通过民间文学教学，引导学生形成进步的历史观。刘守华以少数民族学生的一个实例来讨论。学生“在联系少数民族婚姻习俗研究情歌时，对明清中央政府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导致少数民族婚姻习俗有所改变，因而情歌出现衰落十分不满。我在谈话中就告诉他们，‘改士归流’既有压迫少数民族的一面，也有打破土王的封建统治、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一面。情歌固然值得我们珍惜，可是少数民族地区爱情婚烟生活的过份自由放纵，并不值得肯定和美化，它的改变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在观察这类问题时，应避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17]这样的教学理念与教学实践，紧密结合学生思想实际就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重大理论问题和紧迫现实需求的“人民性立场”的教育过程，显示了刘守华对学生思想实际的关注与熟悉，对民间文学教学的人民性价值的深度把握。刘守华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对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学生特别关注，教学时结合这些学生的实际生活和学习状态给予指导，热情支持学生开展民族文化的田野调查和相关选题的论文写作，培养他们对本民族和家乡文化的深厚情感，完成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研究成果，很多学生毕业后回到民族地区工作，为自己家乡的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就第二个结合而论，社会生活是时代生活，是随着时代前行的社会生活，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就民间文学的人民性而言，社会生活也是人民创作了民间文学的社会生活，从社会生活中可以产生新的民间文学，而民间文学也是社会生活的鲜活形态。这样的认识，就不是一般的反映论所呈现的社会生活与文学的外部关系，而是本质论意义上的社会生活与民间文学相关联的内在性关系。刘守华认为，“改革民间文学教学的切入点和主要目标，应该是适应现代文化发展的要求，将民间文学的民族性与国际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们在学习这门课程的过程中，能站在人类当代文明的高度，科学地审视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广泛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财富，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把课堂知识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把思想品德教育与专业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既教书又育人。”[18]这一论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将社会生活实际的多重内容及其辩证关系，作了清晰有力的论证，展开了层次丰富、结构明晰、意蕴深远的教学思想分析：一是当代的社会生活实际是现代文化发展的要求；
二是民间文学教学与现代文化发展要求的结合，也是民族性与国际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机结合；
三是将学生的理论知识与社会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就可以获得一种认识能力，从人类当代文明的高度上，以科学观念去审视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文化遗产；
四是教育学生树立开放汲纳的文化观，广泛学习人类先进的文化财富；
五是这种结合的教育目标，既要实现教书育人的个体性目标，还可以实现整体性的提高全民族素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民间文学教学与社会生活实际的结合，着眼点仍然是育人，培育人才的现代文化意识、国际化视野、文化认识能力、开放包容精神以及多重人才目标。由此看来，刘守华对社会生活实际的理解，非但不是一般性的教学方法，而且是寓于人民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的民间文学教学思想。

就第三个结合而言，强调教师在教学中与科研探索结合的重要价值，本质上就是对教师职业技能与专业理论水平的双重要求。而这一教学理念，已经超越了教学工具，而是一种教育性教学理念。它与仅注重教师职业化教学不同，职业化教学往往是“艺术地简化和回避困难的教学方式，这种方式无法形成真正的思想，培养不出有力量的人。教学的主要优势在于教师自己的兴趣保持在教学的每个内容上”[19]。教育性教学与教师职业化教学有显著的差异，“教育性教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美学和文学，二是数学和自然科学，……强调培养学生‘诗化的伟大性格’。”[20]正因为如此，刘守华从未将教学方法单纯地视为改进教学的手段，而是将教学方法与教师的专业能力、科研水平密切关联起来，强调更新教师的知识结构。也可以说，“改进民间文学课程的教学，教师是关键。要跟上时代发展和学术进步的步伐，教师的知识结构必须不断更新，只有教师自己能立足本学科领域的前沿，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才能在教学中把握时代的脉搏，指导学生在广阔的文化视野观照下，学好民间文学。多年来，为了搞好民间文学教师的知识更新，我们采取了许多切实措施，其中最主要的，除了脱产培训外，一是参与国际交流与学术活动，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密切的联系；
二是鼓励教师联系实际，进行科学研究，以科研促进教学的深入。”[21]系统性地紧密结合国内外成熟的民间文学研究前沿成果，以科研为支撑来深化教学，以教师的知识、人格和价值观来影响学生，从而培育基础厚实、视野开阔的人才，实现塑造人的目的。

总体而言，刘守华在探索与学生思想实际结合、与社会生活实际结合、与教师科研工作结合的教学观念，根植于对民间文学人民性的充分认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将民间文学内容与学生、社会、教师关联起来，形成了源于人民性立场的以育人为目的的教学“金字塔”结构模型，塔尖是育人目标，是对学生的人才培养；
中间部分是教师力量，是塔的骨架，支撑并贯通着整体；
塔底是民间文学内容和社会生活，是丰富的知识对象来源和坚固的社会服务基石。这一理论模型是对刘守华教学实践的方法总结，也是对源于人民性的教学观念的价值评定。

教学育人作为一种育人路径，包含有系统性的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案。就教学过程而言，系统性指的是备、教、辅、改、考、用等一系列教学环节，及其形成的育人条件；
就教学方案而言，系统性指的是教学目的、课程设置、教学措施、教学大纲、教学设计等一系列教学要求，及其形成的育人指标。刘守华认为，在这些教学系统中，教材是影响育人质量的重要因素，因为教材是教师所教的知识素材，也是学生所学的知识内容，通常指所教所学课程之“本”，故有“课本”之说，意为一课之“本”，即课程教学的“根本依据”。立足教材而形成的教育理念与教学实践，融入了学科研究的新理论、新材料与新方法，具有体系性和前沿性特征，能够发挥知识能力培养和价值引导的重要作用。在此意义上，一门学科的整体发展水平和教学水平，一门课程的教学效果和育人质量，往往也可以从它的代表性教材中窥其一斑。

刘守华担任民间文学专业教师，初期与何奇雄老师共同建设民间文学课程，后来何老师调离。1960年之后，刘守华独自担起专业建设重任，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的民间文学专业教学与学科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初创期（1960—1985年），这一时期面向中文专业本科生开设了民间文学选修课程，自编自印了民间文学教材。到1985年开始招收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开设了故事学课程，但没有建成中国民间文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第二阶段为发展期（1986—2002年），这一时期建立了中国民间文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面向本科生开设民间文学必修课程，面向研究生开设故事学、民间文学理论等课程；
第三阶段为繁荣期（2003—2018年），这一时期建立了中国民间文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刘守华不再面向本科生开课，只面向硕士研究生开设故事学课程，面向博士研究生开设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等课程。2018年8月不再担任课程任务。其间，花费十年时间，主编了《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十卷（2001—2010年），在民间文学领域影响广泛。简要回顾刘守华的教学历程和学科建设史，有两个重要贡献需要特别强调，一是创立了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人才培养体系，设置了专业系列课程，先后承担民间文学概论、中国民间文学史、故事学、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文化学通论、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等6门课程；
二是面向本科教学的、不断更新的高水平民间文学专业教材建设。前者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建设和中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后者作为一种教学育人观念，对形成华中师范大学人才培养特色和全国性教学影响，具有深远意义。

刘守华为提升专业教学水平和学科发展能力，执著于教学创新，不断探索教学方法，不断改革教学路径，首要的就是编写教材和创新教材。从1960到2019年的59年间，从第一次自编自印的内部教材《民间文学》，到1985年主编的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民间文学概论十讲》、1993年与教授巫瑞书合作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民间文学导论》（获湖北省图书出版三等奖、教育部高校教材一等奖），再到2002年与陈建宪教授合作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2009年第二版，2019年第三版，获批立项为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前后共主编四版民间文学教材，其中，《民间文学教程》初版后17年内修订两次，第三版增加了课后新题型和作品资源的二维码，在数字化技术上迈进一大步。另外，还与教授周光庆合作主编有《文化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为高校文化教育通识课程教材使用。

从近60年的教材编写与不断修订、完善的教学实践来看，刘守华形成了基于创新教学之本的教材出发的育人观念。这种创新意识，在最新版的《民间文学教程》中体现得极为充分，“彰显民间文学作为传统文化重要一翼的特性，强化其对于现代文化的补救性价值，在全球化视野下评介国际学界对此予以的支撑性互证，从而增进了教与学的价值需求，使得整个教材贯穿了现代人文意识。”[22]“在重视吸取本学科国际成果的同时，着力凸显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成果；
以现代文化的宽广视野审视本学科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使它具有现代人文学科的品格。整个阐述具有体系完备、视野宽广、新颖深刻、切实尚用的特点。”[23]对此，刘守华也在编写修订教材的原则与要求中，较为深入地阐述了自己的教材之“本”的创新特色：突出民间文学的文学性，合理吸纳多学科交叉方法，凸显其作为特殊文学的学科特色；
以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为材料，建构民间文学经典作品系列；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结合起来；
中国化、本土化的教材建设思路。[24]围绕诗学、经典选本、非遗实践和中国化取向的民间文学教材创新建设，内在地隐含了一种创新思维影响下的育人思想，努力通过教材知识的前沿性和探索性，来培养学生关注民间文学前沿理论的学术能力，锻炼学生从教材之“本”中获取新知识的探索精神。

刘守华有着丰厚的人生阅历，当我们梳理其教学育人观念时，首先感受到的是他勤于修身而锤炼出来的人格魅力与高尚的师者品格，源自儒家文化传统的君子之风，浸润着民间文学专业的学习者和追随其攻读研究生的学子们；
其次从刘守华所呈现出来的源于人民性的“三结合”教学观和基于创新教材之“本”的育人观，我们得以认识刘守华不仅是一位国际知名的故事学家，而且也是富有朴实智慧与奉献精神的教育家。

注释：

[1]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2]选自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邱运华在“新时代中国故事学理论建设研讨会暨《刘守华故事学文集》发布会”上的讲话。

[3][15][16][18][21]刘守华，陈建宪：《适应现代文化发展改进民间文学教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4]丁四新：《儒家修身哲学之源：〈尚书·洪范〉五事畴的修身思想及其诠释》，《哲学动态》，2022年第9期。

[5]谭忠诚：《闻道反己：郭店儒简的修身论》，《伦理学研究》，2020年第5期。

[6]江畅：《“修身成人”的现代意蕴》，《伦理学研究》，2022年第4期。

[7]张锐，夏静：《刘守华：深潜于民间故事，沉醉于泥土芬芳》，《光明日报》，2022年4月13日第13版。

[8]夏雨，黄丽峰，周村民：《对话“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民间文艺家”刘守华：会讲故事的老人，是了不起的国宝》，《楚天都市报》，2022年9月16日第06版。

[9]刘守华：《我和民间文艺的不解之缘》，《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10]张思：《刘守华与他的几位门外弟子》，《文学教育（下）》，2012年第4期。

[11]赫尔巴特：《赫尔巴特文集（哲学卷一）》，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12]陈晓明：《人民性、民间性与新伦理的历史建构——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三》，《文艺争鸣》，2021年第7期。

[13][24]高丙中：《发现“民”的主体性与民间文学的人民性——中国民间文学70年发展》，《民俗研究》，2019年第5期。

[1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

[17]刘守华：《毕业论文指导与人才培养》，《高教与人才》，1989年第1期。

[19]赫尔巴特：《赫尔巴特文集（教育学卷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20]周采：《赫尔巴特教育性教学思想新探》，《教育研究与实验》，2006年第6期。

[22]孙正国：《一个兼容人文精神与学术品格的教学平台——评刘守华先生主编〈民间文学教程〉》，《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23]田茂军：《走向学科现代性——评刘守华、陈建宪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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