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维中：《海上佣兵：十七世纪东亚海域的战争、贸易与海上劫掠》

何金骑

台湾学者郑维中(Weichung Cheng)著,()Weichung Cheng, , (), Leiden: Brill, 2013.中译本新近出版，捧起此书，颇有手不释卷之感。郑维中现为“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专注于东亚海洋史、早期台湾史和近代早期世界史的研究，对荷据时代台湾历史研究颇有心得。2005年，他获得包乐史(Leonard Blussé)教授主持的“迈向新伙伴时代”(TANAP, Towards a New Age of Partnership)计划赞助，远赴荷兰莱顿大学研读。2012年，他在莱顿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修订成书，于次年由Brill出版社出版，成为近年来为数不多的研究郑氏家族的佳作，将相关研究又提升了一个层面。毫无疑问，作者的学术积累及其对荷兰史料的娴熟掌握，为该书的坚实立论奠定了先决条件。

作者从商业理性角度审视了郑氏数代人的政治抉择，为17世纪在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发展的郑氏家族经济及政治势力兴衰描绘出了一幅详尽的图像。该书除去绪论和结论外，共有十四章。第一章讲述了中国朝贡体系遭受挑战背景下的海防兵力重组及海上佣兵的登场。第二章对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与荷兰人、英国人之间围绕马尼拉的中日转口贸易展开的持久战作了论述，探讨海上佣兵势力复苏后郑芝龙如何在多方势力之中左右逢源，不断提升自己的地位。第三章考察了郑芝龙如何与荷兰人及福建官方角力，并通过不懈努力，在佣兵生存中胜出。第四章论述了郑芝龙崛起后，其家乡安海作为东、西洋贸易中心建立的过程。同时论及了郑芝龙为了获得明廷正式官职所采取的一系列努力。第五章探究了海禁重启后，郑芝龙如何检束他与荷兰人的贸易。双方在厦门爆发战争后，芝龙藉由击败荷兰人而强化了自身本已可观的影响力。第六章讨论了以郑芝龙为代表的泉州商人如何介入西洋贸易路线。第七章关注了被编入海防部队后涉入政治的郑芝龙，以及介入暹罗宫廷政治的日本佣兵，考察了安海商人同荷兰人在日本贸易中展开的合作。第八章阐述了郑芝龙在荷兰人攘夺澳门白银贸易和胡椒贸易的背景下，如何抓住时机大刀阔斧地重整贸易方式，开拓对外贸易，特别是对日贸易和黄金贸易。第九章讲述了清军南下与南明政权混战时，福建商人与浙江商人如何就对日贸易展开争夺。郑芝龙降清后，中国海外贸易的闽南独占在郑成功旗下得到重组。第十章关注了郑成功建立全新贸易体系的努力，其在与荷兰人的贸易竞争中扩张了中日西洋贸易，同时冀图在和清廷的谈判中继续保有福建的例外地位。第十一章讨论了郑成功如何运用军事及经济力量追求自己的目标，为富藩强兵，其不得不挑战清廷、日本、西班牙、荷兰等多方势力，竭尽全力排除贸易限制。第十二章从贸易角度论述了郑成功何以北征南京，而难以调和的贸易矛盾使得郑荷双方最终干戈相向，郑成功挥师收回台湾。第十三章分析了后郑成功时代郑氏集团与福建、广东、荷兰等诸方势力在东亚海域的贸易争夺战。第十四章详述了郑经如何以糖和鹿皮的独占贸易为基础，重整贸易网络，但是亚洲海上贸易模式的转变最终导致郑氏集团衰亡。

17世纪既是明清鼎革的时代，亦是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东来势力在东亚海域的活跃时期。福建依山傍海，闽人以海为田，向海而生。17世纪20至80年代，闽南郑氏家族逐渐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海商帝国，其活动与时代浪潮深深牵扯，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清研究向来是中国史研究的焦点之一，对明郑相关史事的关照则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关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实际上，对郑氏家族的历史评价开始很早，明清之际的中国学者就已经关注到了郑氏家族。现代学术意义上的郑氏研究则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纵观数十年来的相关研究，论者多聚焦于郑芝龙、郑成功和郑经祖孙三代，尤其是郑成功。总体来说，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相关研究的广度不断扩展，深度同样有较大进步。与中国学者普遍的褒扬性评价相反，由于现实和历史的因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学者对郑氏家族多持负面评价，普遍将其形容为“残酷和野蛮的海盗集团”。直到20世纪中后期，他们才开始对郑氏家族进行较为客观的分析和讨论。

伴随着日益频繁的学术交流，相关研究不断深入，议题不断拓展，方向更加多元，理念和方法与日俱新。虽然目前学界的郑氏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史料运用上面，由于语言的隔阂，使得中外学者在研究中均未能很好地利用各自母语之外的材料，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纵深推进。同时，由于收复台湾之后，清廷即销毁了郑氏政权的多数官方文献，因此域外文献的使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中文世界与西方世界的研究表明，单一史料的使用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研究需要，如若要更加全面、深入和客观地了解郑氏家族的兴衰成败，秉持全球化视野、广泛地征引多种语言与题材的资料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读罢该书，我们可以清晰地感知作者为解决此一问题所做的努力。作者熟练运用中、荷、英、日等多种语言文字资料，辅以地图、表格，从贸易、战争和走私等角度切入，以精彩细腻的笔触详细描摹了明末清初数十年间郑氏集团的“发端、扩张与消灭”(第13页)，“尝试将历史原貌因汉文史料记载不全所屏蔽的部分，还原于万一”(第16页)，冀望“以郑氏在中国海创业的真实境况，平衡已知的中文历史书写”(第23页)，以强烈的时间感和空间感为我们全景式地展现了17世纪中国人与欧洲人在东亚海域的贸易和政治互动。同时，书中还详细描述了郑氏与日本、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和交往。正如不少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郑氏集团的主要人物在不同语种、不同时期的文献之中往往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象。毋庸置疑，深入解读这些用不同西方语言文字写成的、带有难得的他者视角的域外文献，并将其与丰富的中文文献相互贯通利用，一定会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具有复杂面相的郑氏家族，呈现一部丰满的郑氏家族史。

在自序和绪论之中，作者对该书的概要以及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作了精要的说明。作者写道：“在我们的生命体验里，面对所有一切是非，真的总是能如秋霜烈日般洞彻明辨，而得以用非黑即白的标准判断一切，不容一丝灰色地带吗？”(第10页)以此表达对既有历史书写的反思。作者认同美国学者郭适(Ralph C. Croizier)对郑氏历史研究的相关看法，认为需要对已有历史叙述保持足够的警惕，尽可能批判且有系统地比对可信的中文及外文(尤其荷文)资料(第23—24页)。作者在书中始终秉承这一准则。与诸多史家“大多聚焦于明清易代之际政权转移的合法性问题”(第23页)不同的是，作者所关心的是“影响郑氏集团诞生与消灭的种种长期结构性因素”，即地缘政治、白银流动与海域网络等因素，致力于讨论其中“多面向深层结构变化”(第13页)。书中叙事的主题——“海上佣兵”“指向一群因应一组特殊历史结构而存在于世的集体”，在具体事例上，多指涉郑氏三代的郑芝龙、郑成功、郑经，以及其所带领的一群军事人员，他们因着海上贸易的利益而立足于东亚海域当中，大概可以与岸本美绪教授所言“边境新兴势力”等同(第14页)。

正如作者所言，“本书所关注的，并非个人层面上的恩怨情仇与道德秉性，而是作为一个群体领导者，如何因应变化、纡衡情势做出决策，以及其造成反应与后续影响。”作者对郑芝龙、郑成功等人的个人经历虽时有描绘，但主要着力点并不在于为其做传，或描写其性格、心理上的变化，而是藉此探讨其行动对于海上佣兵群体的意义。书中并未过多着墨于关乎个别人物的命运、特定战役的细节问题，而是特别留意前文提及的地缘政治、白银流动与海域网络等影响众人命运的结构性因素，并对此作了详细解析。作者站在一个较为客观的立场之上，竭力避免传统的叙事方式。“不否定个人的情感好恶、性格特质、价值信念可能影响判断与决策”，同时，“亦认为在长时段的利害关系结构演变之下，个人行动的意义，只有从集体在历史结构中的特殊存在样貌里，才能获得适当诠释。个人的主观臆想，往往未必能与种种结构冲突中万般变化的趋向一致”。希望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历史感呈现给读者(第14—15页)。

总体来看，17世纪的世界联系更加紧密，中国被更为迅速地卷入全球市场，郑氏家族背后所代表的恰是那个时代中国海上力量的成长，“中国海上佣兵政权的诞生，是由新兴的海洋接触与新一波全球化浪潮所造就的结果”(第516页)。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动荡是郑氏家族海运帝国得以崛起的关键所在。在郑芝龙的带领下，郑氏集团在不断发展的海外贸易和日趋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勠力经营，逐渐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海商帝国，并在与西方势力的交涉过程当中慢慢占据主动。李伯重先生指出，“区域史研究和全球史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突破过去盛行的国别史研究的局限，把研究对象置于一个广大的时空范围之中进行深入探讨。”在西方学者试图从区域史、海洋史及世界史等多边角度去分析郑氏集团兴衰的同时，该书也凭借其全球史视角，为我们在复杂地缘背景下全面与客观地理解郑氏家族提供了新的启示，丰富了研究内涵。同样，“大约从十七世纪起，台湾社会即不断被卷入全球化体系的各层网络，使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变化”(第16页)，该书自然也成为理解早期台湾历史的重要著作。

作者在书中创造性地提出“防御性独占”(defensive monopoly)和“攻击性独占”(aggressive monopoly)的概念，读之引人入胜。所谓“防御性独占”，即是指“海上佣兵人数的起落与恐惧外力侵略的程度变化密切相关”，在中央权力衰落、官方武力不足以维持沿海秩序时，朝廷愈惧怕海上侵略者所带来的威胁，无论这种威胁来自何方——中国或日本海盗，抑或荷兰私掠商人，它就愈强烈支持让海上佣兵们在海运贸易中拥有在地独占权利，由他们维持沿海和平。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海上佣兵的地位颇具固若金汤、屹立不摇之势”(第510—511页)。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种“防御性独占”为海上贸易的发展作出了有力贡献。在朝廷实施海禁之时，身为海上佣兵的郑氏集团又将手中实施海禁的权力转为“攻击性”武器，以获取更多的海上贸易利润。无论是郑芝龙、郑成功，还是之后转进台湾的郑经，其对荷兰人等竞争对手或是贸易伙伴的攻击，都是攻击性独占的实施，这种攻击性独占的目的，则始终是试图动用武力以确保自身的贸易网络(第513页)。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随着清廷统治地位的巩固和沿海秩序的趋稳，海上佣兵的生存优势随之消失，海外贸易的重新开放使得军费与独占贸易收益脱钩，从根本上影响了海防部队的性质与目的，海上佣兵便没有了存在的意义，消逝于历史的尘埃之中(第515页)。

全书虽然除去绪论和结语仍有十四章之多，页码近六百页，但仍然给人意犹未尽之感。作者亦不讳言，“由于篇幅所限，即使本书设法涵盖了一六二二至一六八三年之时间断限，仍仅能描述郑氏集团兴衰的梗概”(第16页)。全文所论60余年史事，详于芝龙、成功，而略于郑经、克塽，不免给人头重脚轻之感。诚然，这与前二者的非凡经历和特殊的跨国背景相关，且他们与东来欧洲势力有着更为密切的接触和斗争。但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不到一年即去世，郑氏三代经营台湾20余年，实际上主要是郑经对台湾的统治，这一时期的相关史事在书中似乎未能得到足够关怀。本书围绕郑氏贸易活动展开，作者关心的是影响郑氏集团诞生与消灭的结构性因素，而对政治及军事方面的特定细节则多未细谈。此外，虽然译者文笔流畅，用词精当，但终究为英文本中译，词句文意难免会让读者有不适之处。阅读之时，或可中英对照，以为消解。有趣的是，译者在翻译时将“China Seas”译为“东亚海域”而非“中国海域”，并依据书中内容在前面冠以“海上佣兵”一词。然而就书中所论及的郑氏集团活动范围而言，其实是环中国海，包含东亚和东南亚海域。译注时使用原题“中国海域”似乎更为确切。书中亦有一些编校错误，如第173页，“严刑峻罚”应为“严刑峻法”；
第274页，“安南”应为“安海”；
第352页，“占卑”应为“占碑”。

虽然学界对郑氏家族及明郑政权的历史评价随着时代与地缘政治的变迁而改变，但不可否认的是，郑氏家族的历史一直是中外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更有效、更全面地引用资料无疑是深入解析郑氏集团的根本，中文史料自不待言，西方语言资料的获取和利用也变得更加便利，但仍有研究者尚未充分利用的材料，诸如带有他者视角的朝鲜、越南等中国周边国家有关郑氏的资料。作为明清之际纵横东亚及东南亚海域的一股重要力量，郑氏家族与同时期向外扩张的欧洲势力存在着较多联系，在相互交往过程之中，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留下了数量浩繁的有关郑氏家族事迹的记载。这些由同时代的西方人士撰写的记录对研究郑氏家族的活动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囿于语言的限隔，这些文献并未得到广泛利用和深入研究。即便如本书，虽然作者已经广泛征引了中、荷、英、日等多语种的材料，力图全景式地展现郑氏集团发展壮大及消亡的历史，但我们仍不得不求全地指出，对于数量庞大且极具史料价值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文献却几乎没有触及，不得不说是一大缺憾。更加完善地掌握和利用这些资料，相信定会丰富对郑氏家族的了解。

17世纪是一个属于郑氏家族的海洋时代，其海洋印记遍及东、西洋。岁月流逝，海洋早已不属于郑氏，其传奇的经历却始终吸引着无数研究者关切的目光。虽然白璧微瑕，但是书中呈现出的丰满形象与独到观点足以为郑氏研究增色添彩。读罢该书，我们或许可对郑氏集团与诸方之间“爱恨交加”的纠结现实有所体会。

猜你喜欢郑氏郑成功家族郑快乐作文（1.2年级）(2020年5期)2020-09-10江南传统家训的历史传承与当代价值研究人物画报(2020年18期)2020-03-15《郑氏规范》中的家庭伦理及其影响人民周刊(2019年22期)2019-12-27郑氏富贵黄金屋东坡赤壁诗词(2019年3期)2019-07-05皿字家族阅读(低年级)(2018年11期)2018-05-14走进植物家族少儿科学周刊·儿童版(2017年3期)2017-06-29家族中的十大至尊宝少儿科学周刊·少年版(2017年3期)2017-06-29

推荐访问:海上 东亚 劫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