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革命人生及其权力监督思想的形成

權力监督问题，持续是孙中山先生思考的关键问题，贯穿于他的革命人生。从反思清廷君主专制下官僚政治腐败现实，孙中山开始向西方宪制的分权制衡汲取营养；
在对比西洋诸国不同的政治腐败问题，孙中山在中西对话中自成主张，并展现出对传统中国权力监督的回归；
在面对辛亥革命后的国家权力监督失序以至政治衰朽的政局，孙中山完善其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权能分置”的论述，进而形成五权宪制权力监督的完整体系，这便是孙中山的国家权力监督方案。

一、从批判君主专制官僚政治到学习西方权力监督

甲午中日战争前，孙中山和时人一样对清政府及其改革保有幻想，甚至一度赴天津上书李鸿章直陈“富国强兵之道”；
《上李鸿章书》中并未涉及政治制评，对西方政治社会的某些方面同样也用？“三代之遗风”去作解[1]。但是，他很快便从“改良政治”转向“革命斗争”，这便开始了对国家权力监督的的思考。

自成立兴中会起，孙中山便反复强调清廷官僚政治的腐败问题，在1894年的《兴中会章程》和次年的《香港兴中会章程》中皆有体现[2]。1897年的《伦敦蒙难记》中写道，“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
其身为民牧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抑，无所吁诉”，折射出他对民权不彰和官僚政治专制权力不受监督的批评。“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婪索之风已成习惯，官以财得，政以贿成”“……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等等论述启示我们，孙中山从改良走向革命的过程中，非常关注政治腐败和权力监督的问题。[3]甚至可以反过来讲，政治腐败和权力监督的问题也是促使孙中山从改良走向革命的重要原因。

除了官僚政治的权力监督问题，孙中山也坚决反对专制君权，逐步接受西方政体学说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思路，关心问题也从推翻清朝君主官僚腐败统治深入到如何学习西方建立民主宪制国家。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民权民治思想以及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的理念逐步确立，这为新式中国向近代西方宪制权力监督转型初步奠基。

在1903年《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孙中山批判君主专制权力不受监督，主张构建民治和民生保障的宪法，“自秦政灭六国……以行专制……视国家为一人之产业，制度立法，多在防范人民，以保全此私产，而民生庶务，与一姓之存亡无关者，政府置而不问，人民亦从无监督政府之措施者”，“现在来讲民治，就是要把机器给予人民，让他们自己去驾驶，随心所欲，去驰骋翱翔。这种机器是什么呢？就是宪法。”进一步，1905年《民报<发刊词>》又第一次阐发了三民主义，其中的“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民权逮不可以须臾缓”，展现其对民权的重视；
[4]1906年《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勾勒了“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的革命路径和西式宪制目标，其中谈及“在昔虏朝行暴君专制之政，以国家为君主一人之私产，人民为奴隶……民国则以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由人民选举议员，以开国会，代表人民议定租税，编为法律。政府每年预算国用，须得国会许可，依之而行；
复以决算布告国会，待其监察，以昭信实”，已经表现出其宪制目标在向“人民主权—代议政治—分权制衡”靠拢的倾向，这与古代政治体国家权力监督的集权监察逻辑根本不同。[5][6]

二、从批判议会专制政治腐败到激活中国权力监督

在革命与流亡的岁月中，孙中山开始深入学习西方宪制理论，并近距离观察西方宪制的政治实践，开始明确从中国传统政治中提炼出“纠察权”一词，而纠察权在其表述中与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并列且独立存在。实际上，纠察权连同考试权，都是针对西方三权分立制衡之弊端提出的，即议会专权和选举腐败问题。这一时期的孙中山，关于国家权力监督已经在中西对话中自有主张，在民权共和宪制的基础上又提出五权分立和纠察权独立，这实际上是在学习西方分权制衡的宪制权力监督中，加入中国传统监察制度并提出五权分立的初步架构。

一方面，在1906年秋冬间《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粗粗勾勒了“人民主权—代议政治—分权制衡”英美宪制革命以来的思路，这可以看出西方立宪主义对孙中山政治思想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孙中山在11月《与该鲁学尼等的谈话》和12月《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又对西方宪制实践进行了批判思考，提出“只要是立宪国家，纠察权归议会掌管，但其权限也因国家不同而有强弱之别，由此生出无数弊端”“裁判人民的司法权独立，裁判官吏的纠察权反而隶属其他机关之下，是不恰当的”，甚至以美国为例提出“纠察权归议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权，挟制行政机关，使他不得不頫首总命，因此常常成为议院专制”。[7]

西方宪制中议会代表的正是分立的立法权，议会专制就是指立法权在西方国家权力监督体系中不受节制的问题。在《与该鲁学尼等的谈话》《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孙中山提出“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提出？“纠察权”为的就是“解决今天共和政治的不足处”，提倡对中国传统权力监督制度批判继承，“考选制和纠察制本是我中国固有的两大优良制度……纠察制度又被长期埋没而不为所用……我期望在我们的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制度，分立五权，创立各国至今未有的政治学说”。[8]

同时，针对选举中的政治腐败，孙中山认为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可以节制。在《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他指出“选举和委任中的营私舞弊，以致造成‘政治腐败散漫”，形成“盲从滥举”“任用私人”的弊病，“这是考试制度不发达的缘故”；
又提出“我期望能够根据这种办法，最严密、最公正地选拔人才，使优秀人士掌管国务”。一方面，这反映这一时期的孙中山在一定意义上将独立考试权当作国家权力监督的一种方式；
另一方面也表明孙中山总体上在激活传统制度弥补近代西方宪制权力监督不足的努力。[9]

三、從反思国家权力监督失序到建立五权宪制监察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以至南京临时政府依旧是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模式，国家权力监督模式遵循的是分权制衡原则。西式制衡宪制照搬到中国之后，一度出现“政治衰朽”，民国早年的议会“猪仔议员”“有钱就卖身”，根本没有起到议会监督政府的作用。继而，袁氏当国更是在宪制之中复辟帝制，又恢复中国传统的集权监察，当然这一制度设计旋即又被抛弃。最后，军阀专制、贪污腐败甚至是政治全面失序，两种国家权力监督方案相继破产，脱缰的权力体制性地不受控制。孙中山在1913年“二次革命”后又在1917年发起“护法运动”，接连失败后促使其开始在政治生涯后期潜心关注政治体制问题，尤其对国家权力监督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五权宪制权力监督方案也逐步发展完善。

1.在1917年《建国方略·民权初步》中，“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为纯粹之民国”[10]，实际上这是孙中山关于人民主权思想的发挥。四大民权被其视作五权宪法的基础，其实也是对1903年《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民生庶务，与一姓之存亡无关者，政府置而不问，人民亦从无监督政府之措施者”的问题回应，可以看作其人民监督思想的诞生。

2.在1920年《关于五权宪法的演说》和1924年《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四大民权、五权分立和监察权独立等孙中山权力监督思想的基本要素已经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秩序框架。首先，全文如之前孙中山对近代西方宪制权力监督的反思一般，对所谓“三权宪法的缺陷”作了阐发。然后，他提出五权宪法的中国要素来源，认为中国宪法“一是君权，一是考试权，一是弹劾权；
而君权则兼有立法、行政、司法之权”，现在要将五权各个独立。进而，孙中山提出“除五权分立外，最要的就是县治，行使直接民权”，四大直接民权成为“管理民国新机器的制扣”；
“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归国民大会行使，即国民大会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复决权”。[11][12]

3.在1924年《三民主义》系列演说中，五权宪法的理论基础以及本文关注的监察思想得到整体呈现。其中，如果说三民主义是五权宪法的理论基础，那么民权主义又是五权宪制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基础。首先，孙中山提出他的民权观和政治观，他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这实际上属于与其“公共管理权力观”思路是一致的；
然后，他梳理民权的发展史，认为“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要顺应世界的潮流”。其次，他开始在中西对话中整理自己民权主义的自由观和平等观，其自由观实际上是集体主义的、追求“中国民族真自由”，承认政治地位的平等要求以打破“政治的阶级不平等”、但承认个人在能力天赋上的不平等。再者，他梳理美英法德的“争取民权运动”，提出要超越西方的“代议政治”造就“全民政治”。最后，他提出“权能分置”的办法，基于其政治观把权力区分为“政权”和“治权”，民众基于四大民权掌握“政权”，分立五权构成“治权”实行“专家治国”，民众基于四大直接民权掌握的“政权”监督“治权”，“造成万能政府，为人民谋幸福”。

于此，五权宪制权力监督体系构造完毕，理论中的基础构件与整体框架形成。基于三民主义及万能政府的观念出发，四大民权为基础的民权监督作为“政权”，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组成政府“治权”体系，宪制民权的国民大会代表民众节制政府“治权”体系中的官僚，这是民国国家权力监督的第一重设置。独立运作的监察权受国民大会授权、对国民大会负责、接受国民大会监督，作为“治权”之一既要与其他“治权”相互合作又要独立监督其他“治权”，这是民国国家权力监督的第二重设置。另外，孙中山提出“政权”与“治权”为权能分置而非分权制衡关系，并将民权监督和监察权独立监督汇合于“权能分置”的结合部即国民大会，形成五权宪制权力监督方案。

作者简介：杨毓康，江西南昌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政治专业博士生。本科曾担任南开大学“周恩来班”班长、哲学院学生团委副书记等职，并获评天津市社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毕业生等荣誉。曾于《光明日报》《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红色简报》（内参）等报刊发表文章。目前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史、苏（俄）政治史、权力监督理论等。

[1]？孙中山全集（第1卷）[M].？中华书局，？1981：8-18.

[2]？同上，第19-20页.

[3]？同上，第49-50页.

[4]？同上，第288页.

[5]？同上，第317-318页.

[6]？牛彤.？孙中山宪政思想研究[M].？华夏出版社，？2003.

[7]？孙中山全集（第1卷）[M].？中华书局，？1981，第319-331页.

[8]？同上.

[9]？同上.

[10]？转引自徐德刚.？五权宪制监察权研究[D].武汉大学，2006.

[11]孙中山全集（第9卷）[M].？中华书局，？1981，第129页.

[12]？孙中山，许仕廉，赵诺.吾志所向：孙中山的政治社会理想[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第3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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