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财政转型期陈云的财政思想(1948-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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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民

(上海财经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433)

从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筹备成立到抗美援朝战争前的近一年半是陈云财政思想和国家财政治理方略形成的重要阶段。[1]这近一年半时期既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段时间,还包括新中国成立后“三年准备”时期的一段时间,具体指1949 年7 月到1950 年10 月,即从中财委成立到朝鲜战争爆发、全国第二次财政会议召开期间。在此阶段,新中国处于国家治理体系新旧交替的转型时期。章百家认为,发生于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国经济转型,特点是“从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经济转变为计划经济”[2]6,“其实质是对旧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造。”[2]6本研究则侧重这个时期的国家财政转型,为研究方便称之为“国家财政转型阶段”。

陈云具体主持筹划新中国财经战略蓝图始于中财委任上。当时中财委连续召开了三次重要财经工作会议,先后确定、调整财经工作方针和政策措施。在1949 年8 月上海财经会议上,确定了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财政收支方略;
在1950 年2 月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上,确定了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管理全国财政工作,以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和金融物价稳定的总方针;
在1950 年11 月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确定了财政工作转入抗美援朝战时财政的方针,三次会议都对推动国家财政转型提供了动力。

陈云的财政战略思维和能力深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信任。新中国成立后仅半年时间内,在陈云主持下,实现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快速稳定了物价,财政经济复员,实现了财政统一,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支持,为新中国成立后“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重大战略部署的顺利展开提供了保障。对此,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评价这一重大胜利,认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3]。

学术界对陈云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思想研究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推动了当代中国财政思想史研究和财政科学的发展。陈云经济思想历来是国史研究的热点,以往有关陈云在中财委成立后这个特殊历史阶段的财政思想研究,大多着眼于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大背景。[4-6]但从战争财政角度看,从中财委成立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这个阶段有一定的特殊性,既有全国性的战后经济复员组织工作,又面临朝鲜战争开始后重新进行战争经济准备和动员任务,财政工作十分繁重复杂,有关议论较多。陈云当时就指出,“我们今天面临的是管理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的局面”[7]19,而且财经工作“对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有着重要的影响”[7]61。当时国家财政工作既要着眼于战争财力需要,又要筹划作为国家治理基础手段的财政收支,还必须为治理我们这个前所未有的世界性大国奠定财政及其制度根基。习近平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8],科学的财税体制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8]。因此,研究陈云在这个特殊历史阶段的财政思想发展与财政方略,及其与新中国国家转型的关系,是极有价值的课题,同时对于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中的财政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革命要打赢战争并取得全面胜利首先必须满足战争经费需求,这也是国家财政转型发展的重要任务。在理论上,平时财政和战时财政有重要区别,战时财政必须着眼于为战争胜利筹措充足财力,而平时财政通常主要按照“量入为出”或“量出为入”原则,在追求财政平衡同时,推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1948 年8 月,陈云指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9]268陈云在革命战争年代曾长期具体负责陕甘宁边区、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他领导战时财政的卓越才能和见识,为后来长期主持中央财经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础。[10]陈云主持筹备成立中财委并出任主任后,密集召开了三次解放区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对全国财政工作进行了连续筹划、做出部署和安排,形成了由全面战争到战争复员和战后恢复时期实现全国财政统一和国家财政转型的战略思维。

第一,无论在任何时期财政都必须树立“开源节流”观念。“开源节流”首先要做好生产自给。陈云在《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日)中指出,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是“自力更生”。我们绝不能“以加重老百姓负担来解决财政危机”[9]282,而要通过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工业品自给,增加收入,支持抗战力量;
还要“管理进口,保护出口,发展内部贸易”[9]283;
同时要组织合作社,发展生产运输,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大生产运动”保证了根据地财政自给,“度过了几年的经济困难”[9]286。后来陈云还指出,战时财政工作的重点就是发展经济,“所谓开源,就是发展经济。”[9]18他经常强调,财政工作要留有余地,尽量避免动用后备资金,以应付更加困难的情形。[9]210

第二,保障国家财政转型阶段的军事财力供给必须制定可行的财力方针和政策。陈云在《怎样做好财政工作》(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中说,在战争时期, “保证需要,是军队第一”[9]289,这一点必须做到。要根据战争需求的轻重缓急,采取对策筹措战争经费,这是财政工作的基本方针。具体来说,一是“保证粮食不缺,伙食费不缺”[9]289;
二是“被服布必须节省,要重冬轻夏,收旧省新”[9]289;
三是“停止建筑和装潢,保证办公和文化娱乐”[9]289;
四是“协助公私生产,但要注意防止浪费,投资不超过原资本的三分之一”[9]289;
五是“平常要保证经费开支,特殊情况下必须首先保证衣食”[9]290;
六是“要长期打算”[9]290。除了遵循这些财政原则,还要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例如,军队与地方经费要按预算、按月、按供给标准、按期支付现金,但对支付给地方的经费,先要扣除地方税收及地方企业收入,杜绝重复支付。[7]67

第三,必须增强战时财政工作的主动性。战时财政的计划性源于战争的计划性,要实现财政工作的计划性就要有主动性。陈云指出,财政部门必须一切从抗战需要出发,主动做好工作,要清楚“收支概数,大政方针是什么,哪些主要,哪些次要,自己的收支,人家的力量”[9]287等问题,这样才能实现主动性,消除盲目性。解放战争后期,随着全国中心城市逐步回到人民手中,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财政管理工作必须由经济复员向平时经济转型。如果“我们还缺乏计划性,这就使原料及其人员产销等,缺乏调剂和衔接,产生浪费和损失”[9]372,因此中财委和各级财委必须制定年度工业生产计划,规定国营企业的生产计划,各省各市县公营企业的生产方向和计划,并调查、指导合营和私营工厂的生产方向,进而避免长期以来财经工作的盲目性。[9]372-373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11]任何科学的思想和政策,只有因时制宜,使之变成可行的措施,采取可靠策略,才能够将科学思维和政策意图转变为现实。陈云认为,必须从财政税收着眼,制定可行的措施,推动国家财政转型。

第一,继续抓好公粮征集工作,稳固财政基础。公粮和税收都曾是人民政权保障战争胜利的长期主要财力来源。在延安时期,通过发展生产,部队向政府交纳公粮,解决了财政困难,减少了边区公粮负担,减少了入口货物,“增加了抗战的力量”[9]204-205。1949 年8 月,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上的《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讲话中说,“目前最要紧的有两件事,一是公粮要征得好,二是税收要整顿好。”[7]8-9“公粮征收额,包括地方附加公粮征收额在内,以及税则、税目、税率”[7]66,应由中央决定施行,地方“不得增减和变动”[7]66。

第二,必须灵活统筹安排和衔接财政税收、金融、贸易政策。陈云在《怎样做好财政工作》(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中说,战时税收建设要抓盐税、“关税”(边贸税),尽量避免“靠银行发票子”[9]287-288。陈云认为,战时进出口和内部贸易能够保证边区产品输出,换回抗战和民生所必需的物资,这同时也是为了扶植边区的实业,繁荣边区的市场。但是统筹安排各项财经政策是为了集中力量、满足抗战经费需要。陈云举例说,1944 年10 月和11 月,边区机关和部队因“黄金走私”“垫支资金折合边币三十四万万元”[9]288,扰乱了边区的财政金融秩序。但是由于当时财政未实现统筹,对于这部分经费的处理,就必须“首先从财政抓起,停发经费,然后抓盐业公司,停止囤盐”[9]288,“这样金融才得以稳定”[9]288。

第三,要迅速通过发行公债筹措财政资金。对此,陈云采取的对策,一是发行公债时适度增发新钞,实现推销公债、回笼货币、维持物价、支持工商业同时发展;
二是规定“四不”政策,不准以债券代替货币流通、不准向国家银行抵押、不准用作投机买卖、不禁止债券持有者私人间正当转让或向私营银行抵押;
三是在全国五大经济区之间合理分配公债销售额度,富庶地区多购,西南西北地区少分配;
四是制定差异化销售政策,老区限于城市,新区以城市为主,农村中亦向地主富农推销少数;
五是针对工人和公务人员拟定特殊方法。[7]38-39

第四,通过发展生产支持“军事上的彻底胜利”[7]1。近代战争的突出特点是靠大规模军事人力结合高强度消耗性武器展开战争,作战费用浩大。由于旧中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落后,财政基础不牢固,筹措战争经费不得不更多采用发钞和发债办法,容易引起持续性恶性通胀。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主要以发展生产解决战时财政困难[9]204;
到了解放战争末期,由于新解放区面积急速增大,土地改革未全面开展,财政税收制度来不及建立,“作战费和六百多万脱产人员的费用,很大部分是依靠发行钞票解决的。”[7]1而这部分支出占比最大的是吃喝穿。所以,陈云认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克服财政困难,那么就要尽早解放全国,结束战争,“早减少我们的军费支出,把钱用到生产事业上来。”[7]22

正是基于长期的战时财政实践经验,在取得全国胜利后的国家财政转型阶段,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中财委和陈云对于战时财力筹措工作作出了科学判断和论述,并制定出可行的财力政策方针、积极的财政措施,奠定了国家财政转型期的军事财力基础。

实现财政转型首先必须集中财力保障军事上的彻底胜利。新中国成立初期正当全国解放战争后的经济复员时期,战争复员是战争动员的逆向过程,指国民经济从战时状态转入平时状态,消除战争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破坏和影响,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和保持社会稳定,做好下次战争准备。[12]从国家转型和恢复国民经济这段时间财经工作的重点看,既要完成战争复员任务,也要为人民军队向全国进军进行经济动员和经济准备。尤其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应对这场可能波及中国、并将对国家未来发展战略产生重大影响的战争经济动员工作立即展开。[13]163-169适应从战争到和平建设的转型,财政工作的艰巨性远非一般和平时期所比,必须从打赢财政经济战、订立新税制、安排好公债发行、安排好财政支出等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必须迅速打赢财政经济战,保证人民政权站稳脚跟。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在三年时间内,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4]15-30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战争经济复员需要,陈云认为,必须消除私营经济对国家治理带来的风险。当时全国大城市游资泛滥,治理难度很大,而“游资突击的重点,是京津沪三地,其突击的物种是粮、布。游资是狡猾的,常常先攻或仅攻一地一物”[7]59。由于人民政府管理金融和银行、外汇汇兑“历来没有经验”[7]84,所以“不能不从坏的方面着想,预先防止可能发生的危险性”[7]84。即物价如有幅度较大的上涨,在存户提现、抢购物资情况下,如果增加财政发行,将导致物价发生较大波动。因为“这既关联到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而且关联到中央人民政府的信誉”[7]84,所以必须首先掌握足够数量的纱布,“适当增购棉花……力求在短时期内增加纱布实力”[7]85,以防纱布防线被游资冲破。其次要扩大人民币的流通面积,这“是预防金融物价发生风潮的办法之一”[7]85。再次是提高利息,吸收定期存款,抵抗挤兑风险。而且要推迟发放军政经费,限制机关和国营企业及合作社提取存款的数量,短期冻结大部分存款。[7]86最后是扩大国家对于私营企业商品的加工和订购数量,适当收购农产品和私商纱布,在农村放出粗粮和百货以收购麦子,预防物价出现猛跌。[7]87

第二,必须适应城市经济的兴起,全面合理安排税收政策体系。在战争时期的三种经费筹措手段中,税收手段比起发行公债和发行通货优点都多,它是支持持久战争的主要方法。[15]在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税收政策的重要意义,并着手建立了战时税制。1931 年11 月28 日,毛泽东主席颁布了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暂行税则》,成为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最早国家税收制度。当时中央苏区施行了“统一累进税”,对农业税以主要出产为收税标准,副产品暂不征税,商业出入口税、工业出厂税暂行免收。[16]

陈云提出,实现国家财政转型必须适应全国财政统一和经济结构变化的新形势,制定新的税收原则。一是要遵照《共同纲领》要求,农业方面只征农产品税,而对大量交易货物只征农村交易税,并通过减税措施鼓励农业生产。二是工厂税率要低于商业税率。三是简化征收,不得加税。据陈云统计,当时减少和简化的税目共达五百余种。[7]109

陈云指出,必须合理制定和调整税制,实现税收政策转型。一是必须统一管理税目、税率,主要包括关税、盐税、货物税和工商税;
二是拟定的税目、税率应先试行,以满足财政政策转型要求;
三是必须尽快开征税收,收缩银根,起到对物价釜底抽薪作用;
四是制订的税收计划中,工商税税目不宜太多;
五是公粮收入准许地方政府在扣除地方附加留用之外,全部由中央或大区支配。[7]97在农村实行单一定额农业税,棉花、黄豆、小米等统一按年计算税额,增产不增税,养鸡、养羊,卖鸡蛋,都不收税,这样就可以鼓励农民从事生产。[7]96

陈云认为,必须适应解放区不断扩大、城市经济占比上升的形势,合理安排税收和发钞政策。虽然“努力收税”和“靠发行票子”都是解决财政赤字的办法,但是,二者结果是不一样的。随着获得解放的大城市越来越多,税收收入在大大增加,这是因为,“过去大城市不在我们手里,农业税占总收入的四分之三,现在我们有了大城市,情况有了改变。东北地区,税收以及公营企业和对外贸易收入,占整个收入的四分之三,而公粮仅占四分之一。华北地区,税收已达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八。”[7]9由于“城市的收入优于农村”[7]9,“我们应该逐渐增加税收的比重。”[7]9

第三,必须合理运用折实公债政策筹措财政资金。陈云认为,解决财政难题不能单一依靠增发通货,必须多管齐下。一要整理税收,增加收入;
二要增加生产,非战斗部队都要进行工农业生产;
三要节省开支。但重要的是,要由中央政府发行长期折实公债,弥补部分财政赤字。陈云认为,折实公债好处最多,既能避免通胀影响,还能使购买者避免持有货币的损失,而且“如果发行公债缩小赤字的结果,使明年的币值与物价情况比今年改善”[7]36,还将有利于人民和军政公教人员生活,有利于工商业的正常经营。后来陈云根据上海、武汉、天津、北京与太原的经济情报说,工农劳动者、工薪人员都支持发行公债政策,工商业者对此也不反对。[7]34-38可见在国家财政转型阶段,通过发行债券筹措财政收入,是科学的和有针对性的。

第四,必须适应城市经济发展,对国有企业实行征税,实行利润指标管理。管理城市经济是一项新的历史任务,对此陈云提出,随着国家收回和管理的工厂企业不断增多,首先要对现有国家企业实行分类管理,制定“投资贷款条例”;
其次要求一切公营企业和合作社按时纳税,而且“所有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经管的企业,均需将折旧金和利润的一部分”[7]67按期如数上缴中央。为此必须实行严格的投资统一管理制度。陈云认为,一是国家对国营企业的投资必须提交预算,并经中央批准由财政支付。二是“为确保军政费、事业费及企业投资的币值,国家银行对一切军政部门及公营企业举办短期无息的或一定数量低息的折实存款”[7]67-68。三是理顺中央和地方的企业管理权限,中央和大行政区分别依照管理权限管理大项目投资。四是必须量力而行,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工业投资”[7]98,按照次序分别解决石油、发电、铁路建设投资问题。

第五,根据全国财政经济统一管理要求,全面安排好财政支出。随着全国解放和解放区逐步连成一片,全国人口达到了四亿七千五百万,全国军政、公、教人员已近九百万,因此“财经工作要从基本上分散经营,前进到基本上统一管理”[7]70。陈云要求,争取到在1950 年底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金融状况好转,停止通货膨胀,然后将工作重心转到对工商业治理上。为此必须采取全面性的财政经济措施。一要根据财政统一的“紧迫性”要求,“实现财政、税收、公粮、贸易及各主要经济部门的基本统一。”[7]48二要理顺央地财政关系。“公粮不实行比例提成,地方税不采取分成办法。”[7]49除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外,地方征收的税款总数划出一部分归地方使用;
多则上交,少则由中央补足,超收则央地五五分成;
公粮收入先由地方扣除定额附加,其余全部交由中央或大区支配。三是财政支出统一。中央根据预算情况向地方拨付口粮和作为财政使用的粮食,除集中调剂外,粮食还应作为“今后按月按季回笼货币的主要手段”[7]48使用。四是制定有效措施消除下拨经费的通胀影响。对于若干地方,仍发部分公粮做经费,国家对军政部门及公营企业举办折实存款。[7]73后来,陈云在《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年三月十日)中指出,全国财政统一后,仍将部分实行分散经营,如对工农业生产、地方附加粮管理等。总之,陈云认为,“统一国家财政工作,将不仅有利于克服今天的财政困难,也将为今后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前提。”[7]69-70

中国共产党对战时财政、货币两大政策实现协同的经验探索,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早在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就要求必须“发行苏维埃货币”“开办苏维埃银行”,并由银行“带征税收”。后来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都曾发行边币,1948 年11 月,实现了人民币统一发行。陈云认为,进入国家财政转型阶段后,必须实行统一货币政策,控制发钞数量,稳定全国价格体系。

第一,在全国解放区连成一片情况下,必须实行货币统一。随着解放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新解放区面积不断增加,军、政、公、教人员大量增加,战费支出和国家治理支出规模越来越大,加上新解放地区税收、公粮制度未能及时建立,产生的收支缺口越来越大。陈云认为,只有实现货币统一,才能保证中央在处理金融问题时始终把握全局。他还认为,在战时固然有前后方之分,但这并不能成为后方可以发行不同货币的理由。他说,“现在是大兵团作战,需要发的票子很多,不是抗战时期那种小局面了。”[7]5“假如常常变动,前方的物资供应会发生很大的问题。”[7]5所以,货币发行必须服从“战争的胜利”目标。

第二,必须使用强有力的货币金融措施制止物价猛涨。陈云认为,为了弥补赤字,暂时不能不依靠发行钞票,但可能会造成币值下跌,物价大涨,因此应全力稳住。[7]34-36一要拟订物价控制目标,“力求只涨二倍或二点二倍”[7]30;
二向大城市尽速调运粮食、纱布;
三要暂停贷款,“按约收回贷款”[7]30;
四是暂停工矿投资和投放物资收购资金;
五是集中主要物资,待命抛售打压物价,“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7]31此外,“对各地军费(除去仓库建筑等)应全部拨付,不得扣押”[7]31,但他又规定,军费决不能投入商业活动。

第三,必须权衡税收和发钞政策两者的利弊得失。陈云认为,当前在战争复员的国家财政转型阶段,解决财政困境只有征税和发钞两种办法,除此别无出路。多征税少发钞是“前进的办法”,少征税多发钞是“后退的办法”。“收税和发钞这两者比较,在可能限度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危害较小。这样做,工商业负担虽稍重,但物价平稳,对正当的工商业有好处。反之,物价波动大,任何人也不愿拿出钱去经营工业,资金都囤积在物资上,或放在家中不用,劳动者也跟着没有活干了。这样,势必造成资金和劳动力的浪费,使生产受到严重影响。”[7]58-59所以陈云认为,绝不能用“温和的”物价上涨办法刺激生产。

第四,必须合理运用货币、公债、黄金和外汇四种手段稳定物价体系。陈云认为,一是货币、公债、黄金和外汇手段相互配合,是使“预期的金融、物价保持良好的状态,保证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的供应”[7]12目标的策略,尤其是公债和钞票的发行必须相互“调剂”。“在发公债时,要把票子放出去,必要时再收回来,又吞又吐。”[7]12二是要保证工农业产品比价比较合理。“如在银根紧时,可以多投放一些票子来收购物资,同时调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7]11三是要防止全国货币统一带来的物价上涨的联动效应。这是由于人民币币制在实现统一后,“一遇金融、物价风潮,必然牵动全国。”[7]48但陈云正确地判断,币制统一只会出现小困难,不统一则会产生物价混乱的大困难。

第五,要利用好货币发行规律支持工商业生产。陈云依照根据地、解放区财政统一过程中的货币运动规律指出,每到年底年初的三个月,中央财政需集中支付军政人员夏衣款和农林水利交通投资等款项,财政赤字会达到最大值;
而农民也会在这个季节集中卖粮,政府为避免与农民“公私两害”[7]40,就不能通过变卖公粮筹措财政收入。此时如果政府紧缩银根,将导致公债推销困难。同样根据历史经验,年末岁初钞票发行增加将导致物价上涨约三倍。所以,只有按月增加通货发行量,才会避免物价集中上涨。同时要做好财政供应,就要增加准备金,“在银根紧、物价平稳时,收购花纱布和粮食”[7]41,还要增拨资金满足商业订货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保证战时财政收入基本稳定要求下,既稳定物价又支持工农业生产。但是要满足城市经济发展和管理要求,就必须采取针对性政策措施。

陈云指出,首先是突破战争封锁,发展交通运输。“在财力许可的条件下,要从农村收购主要的出口物资,以便维持农村经济”[7]2;
其次是保证工商业中心上海的工业产量和战争物资生产能力,增加税收;
最后是权衡稳定上海工业生产能力和通过搬迁解决农产品产地加工能力不足问题。陈云认为,对工业中心的工厂企业实施搬迁、恢复生产能力这一问题的本质,是战时经济困难和“全国长期建设”的矛盾问题,实际上两者必须分开处理。所以,从工业基础和建厂配套的角度看,“估计上海工业的主要部分不能搬,目前应力争维持生产。”[7]2陈云主张,应“力争上海主要行业(纺织、印染、纸烟等)的开工率维持到三分之二”[7]5。而且,“改造旧上海,主要的是使生产事业得到恢复和稳步发展。”[7]5

总之,实现国家财政转型阶段的财政治理,制定合理的财政收支政策是根本,而保证与之相适应的货币金融政策措施的灵活性也很重要。因此,财政政策既要起到为国家筹措治理资金的作用,也要起到推动生产发展和稳定城市经济的作用。

在中财委筹备成立到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的近一年半时间里,在中财委和陈云的主持领导下,全国财政工作取得好转,为国家财政转型奠定了财力基础,也初步奠定了打赢抗美援朝战争的财政基础。毛泽东主席指出,“在过去的一年中,在我们国家内展开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个大规模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14]48在财政战线上,截至1950 年4 月,百分之七十多的秋征公粮入库,解放区税收逐步增加,第一期公债实现实收百分之七十二,全国军、政、公、教人员编制略有减少,财政收入实现入库并有所增加,财政赤字较概算数字缩小五分之二,全年财政赤字大为缩小。“平均算来,收支可以接近平衡。”[7]76-77“财政支出所需的增发钞票可以减少到极小极限,那末,全国金融物价状况就可以开始好转。”[7]76-77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央随之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陈云在大会上所作的《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十五日)中指出,根据时局变化,要“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之上,与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完全不同,表现在财政上就是要增加军费及与军事有关的支出,同时各种收入也必然减少”[7]111-112。做出这一判断和决策的主要基础之一,是对战争形势的准确判断,但更重要的是,以往的一年多时间里,新中国的财政转型带来的全国财政经济形势的好转,这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分不开,也与中财委和陈云的努力工作分不开,与全国人民的努力工作分不开。

国家财政转型保证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战略设想的如期展开。毛泽东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大战略,始终放在国家建设方面,抗美援朝战争要取得胜利必须服从这个大目标,陈云正确地贯彻了毛泽东的大战略思想。1951 年1 月29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全党要开始“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并且要求全面制定“政治、经济、文化、工、青、妇等”计划。他说,“所谓三年准备,应当是从一九五零年算起。”[13]295后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中再次提醒,三年准备时间,从现在起,还有二十二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14]34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财政政策展开,陈云撰写了《非常时期的工作布置》的提纲,提出要将1951 年的财政概算方案基点放在战争上,财政收支安排必须战争第一,市场第二,其他第三,提纲还在重工业、燃料工业、纺织、财政、银行、贸易、铁路、交通、仓库物资等各方面都作出了部署。[17]

在实现国家财政转型的承上启下时期,陈云经济思想的闪光点主要包括四点。一是财政全面支持全国战争的早日胜利,顺利实现国家财政转型。二是统筹财政、税收和公粮、债券、货币、黄金和外汇手段,打赢经济战,稳定物价,消除通胀,支持经济发展,实现财政转型。三是始终将财政治理作为实现民族复兴大战略的根本基础,不断增强国家实力。四是审时度势,权衡财政税收、货币金融政策利弊,相机决策,保持财政、货币政策的灵活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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